唐肅宗乾元元年七月六日，華州司功參軍杜甫穿著官服，正在批閱公文。天氣炎蒸難耐，他忍不住寫詩訴苦：“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

古人降溫手段有限，如何避暑確實煞費思量。一種常見的辦法便是泛舟，向水上、向風中覓取清涼。

泛舟消夏的習慣，宋代之前就已出現。五代李珣有首《南鄉子》，詞云：“傾綠蟻，泛紅螺。閑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輕浪里，閑游戲，夾岸荔枝紅蘸水。”綠蟻即酒沫，紅螺指酒杯。在當時的嶺南，年輕女子夏日結伴泛船、飲酒奏樂，岸邊鮮艷飽滿的荔枝低垂水面，與人面交相襯托，一股青春氣息躍然紙上。

及至北宋，士大夫間也盛行此道。宋仁宗慶歷年間，文彥博出仕成都，每逢初伏、中伏、末伏日，即召集僚屬乘涼，“早宴罷，泛舟（江瀆）池中，復出就廳晚宴”。在廣州，至今還留存一方石刻，是宋神宗時期官員金君卿、許彥先一行四人“中伏泛舟避暑”的題名。

相較前代，宋人乘船避暑衍生出一些新的趨向——白晝日照強烈，唯有林木清幽處適宜出行，通常是在郊外；至于城中，往往要待夜色降臨、涼風習習之際登舟。

這在從前恰是極少可能的。直至唐朝，城市還以坊為單位，劃分成若干部分，坊門日出而開，日落而閉。商業則限于特定區域，稱作市，如唐都長安的買賣便集中在東西兩市，商市同樣開閉有時。一到夜里，各坊各市互不通行。沿流放舟，也就無從說起了。

五代至北宋，坊墻拆除，商鋪散落于城中各處。與之相伴，宵禁廢止，坊市制度逐步瓦解，商業大發展“打破一切旨在保留城市貴族性質的舊規矩”。坊市居民逐漸擁有晚間出門的自由，夏夜泛船方始興起。

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寫下《夜泛西湖五絕》。其四說：“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他飽覽月色澄明，意猶未盡，又想見識月落后的湖水。那時，周遭一片黑色，湖面半隱半現，泛出暗幽幽的光澤。此時的蘇軾有官職在身，卻能徹夜徜徉湖中，不擔心知法犯法，乃是前所未有的福分。

城市泛舟消暑，既已形成風尚，必然進一步商業化。南宋時期，杭州西湖游船入夏便不再駛進里湖，日間多停泊于樹蔭下，租給百姓納涼。夜晚有好事者，索性鋪設枕席、高臥舟里，甚至劃去湖心，一覺睡到天亮。游船上銷售各類水果、蜜餞、冰鎮飲料，還有“關撲”之戲，擲銅錢決定貨品歸屬。如此熱鬧，顯然是有別于蘇軾清賞的另一路發展。

乘舟消夏的城市化、商業化一脈，到得明清愈發聲色大開。其中，燈船堪稱代表。徐珂《清稗類鈔·舟車類》概括：“燈船，江寧、蘇州、無錫、嘉興皆有之，用以游覽飲宴者。及夕，則船內外皆張燈，列炬如晝。夏時為盛，容與中流，借以避暑。”文中列舉的四座城市，莫不水道便利、經濟發達，難怪要坐船度夏，爭奇斗巧。此外，在揚州等地，燈船也大行其道。

所謂燈船，顧名思義是船上懸燈，且數量遠超尋常所需。這種船分大小，最初“船身丈八華池方”，長約6米，張掛數十盞燈；船中心圍欄幕布，辟出一塊空間，用以飲宴奏樂。自明代至清中葉，皆維持這一形制。降及晚清，船身四面擴展，“長及五丈”，約16米，張燈上百；船心并列門艙、中艙、后艙，同時擺得開幾桌筵席，寬敞豪華。

各地燈船，又推南京秦淮河上最為著名。在明清兩代，南京是冠蓋云集的一線都會。農歷四五月間，長江漲潮，秦淮河面抬升，水勢浩蕩，燈船正好大展身手。

此地燈船特色有二：

一是多船首尾相接，連成一條長龍。明代鐘惺《秦淮燈船賦》介紹，極盛期有四五十只，“每舫載二十許人……用繩聯舟，令其銜尾，有若一舫”，足有二三百米。當夜色籠罩夏天，一長列船逶迤駛來，千百盞羊角燈大放光明，照徹兩岸。上頭歌吹競作，船尾放一大鼓，以鼓聲為節。繁音促節之時，“揚槌擊鼓，蹋頓波心”。

二是河房夾岸林立，與燈船相映成趣。秦淮河房或自住，或租賃，朱戶雕窗，富麗精致。入夜時分，一扇扇窗門洞開，眾人憑窗觀賞河景。

反過來，對于河船中人，河房也是一景。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對此有段生動描寫：“兩邊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卷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卷窗開，河房里焚的龍涎、沉、速，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里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望著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

香霧從屋窗中氤氳漫出，彌布河面；明亮的燈船、皎潔的月色，因此平添三分迷離；馥郁的氣味入鼻沁腑，一切使人如墜夢境，如登仙宮。

秦淮河夏日風景之所以獨領風騷，至少一半應歸功于燈船。泛舟消夏演進到這一步，顯然主要目的已由納涼轉向了娛樂。

如此舉世無雙的奇景，自然引得文人墨客爭相吟詠。其中，杜濬作于清順治四年初夏的《初聞燈船鼓吹歌》最為人所稱道。據說，名士周亮工在秦淮大宴賓客，兼觀燈船，席間拿出百金，公開征求詩作。杜濬不等別人反應，站起身來，劈手奪過錢袋說：“周兄是念我家貧，有意接濟我了。”只見他略一思索，振筆直書，片刻撰成174句的長歌，滿座為之折服。

杜濬當仁不讓，既是自矜才藻，也有長期思考作為底子。他借明代燈船之興衰，透視政事、國運之變遷。詩中寫道：“江陵（張居正）此日富強成，圣人宮中奏云門。后來宰相皆福人，普天物力東南傾。”

燈船問世在萬歷年間，張居正變法之后。此次變法挽救了原本左支右絀的朝廷財政，但經濟上南進北退之勢也愈加顯著。萬歷六年，地方夏稅絲絹，“如單論絲兩，則南北幾至八一之比”。南方所占九分之八，絕大多數又由蘇浙等地貢獻，故杜濬有“普天物力東南傾”之慨。燈船便是這鮮花著錦地界所催生的項目。

及至明末，秦淮燈船始終流光溢彩。南明弘光帝登基于南京，政權僅維持一年。即便在此時，依舊醉生夢死，燈船表演精益求精。孔尚任以此為背景的《桃花扇》寫到，陳貞慧、吳應箕造訪丁繼之水榭。小僮應道：“我家主人赴燈船會去了。”聯系時局，讓人不禁怒弘光政權之不爭。待清軍攻陷南京，這懸崖邊的繁華戛然而止。

清初諸帝崇尚儉樸，燈船恢復緩慢。乾隆帝即位后國庫充盈，燈船乃一舉復興，而且踵事增華。乾隆中葉，鐘山書院山長夏之蓉《謝太守禁秦淮燈船，詩以美之》有句“近來更有樓船好，四面朱簾碧紗綠”，自注“碧紗樓船之制，其來只五六年，始一二富家為之，轉相仿效”。船艙底下載酒，艙中坐客，四面鑿窗，碧紗作簾，貴重而更適合游覽。五六年間蔚然成風，足見習俗轉移之快。

認真說來，燈船除了供應娛樂，也供應生計。藝人、船工不消說得，燈鋪、酒店也受益良多。揚州長春巷南側門面，多半是租燈鋪。瘦西湖上燈船，全部從此租燈，一燈八錢，養活了諸多百姓。

同治三年，曾國藩克復南京，即將重振燈船列為要務。江寧知府涂宗瀛專門謁見曾氏，勸他禁行燈船，以免生事端。

曾國藩笑道：讓我先領略一下，再禁不遲。他約上自己新禮聘的鐘山書院山長李聯琇，夜泛秦淮。只見，燈船遍布河面，樂聲此起彼伏。曾氏快慰非常、通宵游玩，清晨仍興致勃勃，飲酒于岸邊。

翌日，入官署辦公，召來涂宗瀛告知：我在河上待了整晚，太平無事，盡可放心。何況小民賴此為生，燈船切不可禁。涂氏唯唯而退。秦淮燈船由小變大，就在同治三年以降。

秦淮河河道狹窄，長十余米、寬近3米的大燈船多了，就會施展不開。光緒末年，這種大船增加至三四十艘，在河里摩肩接踵，動輒互撞，極不方便。由此之故，大燈船流行了50年便即沒落。

1923年8月，朱自清、俞平伯同游秦淮，所見最寬綽的船只不過“可容二三十人”，已然縮減回鐘惺筆下“每舫載二十許人”的舊時規模。

縱覽古人泛舟消夏風俗的變遷，與城市形態、經濟趨勢、朝代更替、政策導向乃至自然地貌都存在密切關聯。掌故家黃濬有言：“凡談游衍之樂者，必知雖小事亦皆系于史跡與地勢之盛衰”，誠可謂不刊之論。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