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奠基人和開創者之一，其經歷具有特殊性。20世紀30年代，他首先作為新文學的作者登上文壇，以雜文和散文寫作著稱。新中國成立后，他從上海作協調至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轉為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不僅是魯迅研究的大家，還花費心血主持編寫了首部國家級高校文科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許多后世學者都在唐弢先生身上感受到一種亦詩亦史的氣質，或許就與這樣的經歷背景有關。

唐弢投身新文學寫作，既是感懷個人遭際，也內在于時代潮流的沖擊。唐弢出身于寧波農家。為了供他讀書，家中負債累累，在巨大壓力下，父親竟精神失常，猝然早逝。在《生命冊上》一文中，唐弢以沉郁的筆調回顧了少年時代一件觸動自己的往事。父親逝世前的最后幾年，唐弢寄住于上海某南貨店任事的同族長輩處，艱難地繼續求學。此時，一邊是背負著家庭憂愁的少年，在迷茫尋路中耽讀舊體詩詞和野史故事，另一邊則是被時代浪潮激蕩起來的同齡人們，由于參加五四運動而遭學校開除。北伐戰爭期間，校外密集的槍聲迫著唐弢追問學校教育的意義，而放學路上，他目睹了幾年前那位被開除的同學倒伏在血泊中的身影。按唐弢自己的說法，時代是貯滿了熱情和罪惡的燃燒的火湖，前后左右激蕩。火湖在前，從此如何在“生命冊上”書寫自己的名字，成為縈繞唐弢先生一生的主題。

唐弢的處女作是散文《故鄉的雨》，寫于父親逝世后的凄苦心緒中。但很快，他轉向了敏銳犀利、與時代關系密切的雜文。唐弢早年的一些雜文頗得魯迅神韻，不僅彼時的反動文人難辨真身，甚至逃過了經驗豐富、對魯迅極為熟悉的黎烈文、徐懋庸的眼睛。唐弢少年失學，他默默地將魯迅視為自己的老師和引路人，但文字風格上的相似不盡出于刻意模仿。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左翼文化運動的中心。正是在廣泛和激烈的文化斗爭中，文學走下高貴的“殿堂”，成為戰斗的神經與血肉，個人的悲歡也由是共振于時代。雜文確因魯迅的寫作而廣為人知，但雜文也并非魯迅的獨占之物。毋寧說，雜文是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內部的文藝體裁，最深刻地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內含的特質與張力，即便性情溫厚內斂如唐弢，也無法抗拒這樣的時代浪潮。在投槍式的雜文寫作之中，唐弢仍然保持著獨特的風格，他秉性中詩與抒情的一面并不游離于“火湖在前”的緊張，而與之融為一體。

在文學的興趣之外，青年時代的唐弢亦嗜讀史，這或許預示了他后半生作為文學史研究的學者生涯。唐弢在治學風格上，也有近于魯迅的一面：認真、勤勉、深思，不故作驚人之語，但其論斷經得起琢磨和咀嚼，且歷時彌久，不輕易隨時代變遷失色。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現代文學研究者唐弢的底色，仍然是作為新文學參與者和親歷者的唐弢。與一般的魯迅研究者相比，唐弢對魯迅的解讀，始終多了一份來自寫作者本身的體察和關懷，這也使得他的視角往往別開生面，能言人所未及之處。唐弢談魯迅的雜文寫作，不僅注意其思想傾向，而且著眼于魯迅的批判力量如何通過形象來形成。唐弢認為，魯迅雜文的“邏輯”應該通過對其構筑形象的方式來把握，魯迅雜文的思想特征與他的藝術特征不可分割，其社會意義和哲理正蘊含在“畫出靈魂”的形象之中。唐弢對魯迅小說的分析，其術語和思路難免留有時代痕跡，如堅持從典型性格、現實主義的角度展開闡釋，但他具體的立論卻并不拘泥于理論標簽，而將魯迅的小說作為綜合性的藝術整體來把握，既注意到魯迅對象征主義手法的吸收，又提示此一技巧仍然服務于“寫真實”的目的；既強調魯迅高超的現實描寫技巧，同時也認為魯迅的現實主義同樣得益于他經由抒情性而傳達出的深切感受。欠缺寫作者的經驗和用心，這樣的觀察和判斷恐怕是不會輕易得出的。

唐弢曾述年輕時服膺于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甚至將許多文學作品也作為“史”來閱讀。不論是作為第一代現代文學研究者還是新文學親歷者，唐弢都是最早形成清晰的史料收集整理意識，并以此為基礎構建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之一。1936年魯迅逝世，唐弢自告奮勇參與第一套《魯迅全集》的編纂校對，盡管當時他的教育經歷（只到初中二年級）和工作背景（長期做郵政工人，工余自修）都談不上學力宏富，但參與《魯迅全集》的工作無疑為他積累了大量處理一手材料的經驗。抗戰期間，唐弢滯留上海，與鄭振鐸一起致力搜購書籍，以免“史流他邦，文歸海外”之劫。鄭振鐸用力的是傳統典籍，唐弢則廣為搜求現代文學的作品集、期刊、報紙等材料，甚至同一個作品的不同版本也多方搜求，務必入手。許多重要但發行不多的冊籍今日能為學界得見利用，端賴唐弢的收藏之功。1992年唐弢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將藏書全部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按巴金先生的說法，唐弢藏書撐起了現代文學館館藏的半壁江山。

以豐富、全面的藏書為基礎，唐弢又比照傳統版本、目錄之學，為現代文學的文獻研究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1945年，唐弢開始寫作現代文學“書話”，后多有人以“書話”體裁歸為唐弢首創。不過，即便從“書話”之名，也可見得其與“詩話”“詞話”的共同淵源處。雖無當下學術著作炎炎巨制之形，唐弢的書話卻對現代文學的許多作品和事實做出了清晰明確的解說、考訂、澄清，鉤要提繁，為理解現代文學的歷史地形打下了堅實基礎。唐弢在“書話”中，或敘其版本歷史、事實掌故，或述己觀點、審美情感，不以枯燥的資料匯編為己任，而力求將文藝的靈動融匯于充實的內容。

唐弢也非常重視現代文學的研究與見解必須以扎實的一手文獻功底為基礎，講究論從史出。他調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負責現代文學后，要求所里的年輕學者進所前兩年不寫文章，沉下心來遍閱現代文學的重要刊物，并要做出筆記卡片，他還會對這些卡片進行查閱。在主持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唐弢定下規則，所有材料必須查閱原始出處，不可以引用后來出版的文集為滿足。由于編寫工作從全國各地調集人馬，匯聚了一批當時杰出的現代文學學者，這一原則由此也深刻影響了后續整個現代文學研究的方式方法，沉淀下嚴謹踏實的“史”的性格。在調任社科院之初，唐弢提出，應該按照社團、流派的脈絡，為現代文學編訂基本的資料叢書。這一設想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最終在20世紀80年代完成并陸續推出，成為今天現代文學研究從業者的基本工具書。

唐弢在史料文獻方面著功甚著，但這也并不意味著他對歷史的理解僅限于此。唐弢推崇劉知幾的《史通》，認可在“史才”“史學”“史識”之中，“史識”最重要。所謂“史識”，即不陷入材料的汪洋大海，而依靠史家自家修養，勾要提玄、去蕪存菁。換言之，史家能憑借自己獨特的問題意識，將歷史“激活”。在這一點上，唐弢同樣與魯迅有相通之處。唐弢早年曾向魯迅請教自學方法，魯迅回答說，自己不懂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有一些理論基礎，實則來自讀史。在魯迅那里，歷史并非已經過去的“斷爛朝報”，而是提供穿透迷霧、洞悉現在的抓手。魯迅還曾建議唐弢參考日本《近代文藝筆禍史》，編一部近代中國文網史，這一設想當然也基于20世紀30年代具體的文化背景。

在主持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后續編寫“簡編”時，唐弢提出，文學史既不是作家作品論，也不是文學運動史或思想斗爭史，它應該從作家作品中呈現歷史演變的脈絡，而把握歷史縱的發展，需以掌握時代橫的面貌為前提。當代論者多視這一要求為唐弢在過“左”的教條主義之下，對“求實”的史家原則的堅持，但這里同樣也包含著唐弢本人未曾言明的文學史觀。強調文學史首先應當是文學史，也不等同于將文學史簡化為作家作品論的排列，或純粹的風格、文體、意象、技法演變的歷史，現代文學的歷史內在于20世紀中國歷史的演變，對作家作品的具體分析，因此也蘊藏著理解整體歷史脈絡的鑰匙。

唐弢先生后半生有一個心愿，是寫作一部魯迅傳。這部魯迅傳最初設定標題為《魯迅：一個天才的頌歌》，但到上世紀80年代真正寫作時，改為了《魯迅：一個悲劇的靈魂》。唐弢嘗試通過書寫魯迅的生命，“去反映一個世界、一個時代、一條富于生活氣息并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的道路”。從個人角度而言，魯迅當然是不世出的天才，而只有在與20世紀中國的歷史命運的關聯中，魯迅的才華與深刻才會呈現出悲劇性。從周圍人的回憶來看，唐弢先生為此書搜集翻查了大量資料，甚至不惜遠渡日本，追躡魯迅的足跡。在已經寫出的前兩章中，他將紹興的歷史，復仇雪恥的傳統，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紹興師爺的歷史等通通納入筆下，他嘗試描摹的與其說是魯迅個體命運的起伏，毋寧是魯迅這一獨特的人格如何可能誕生于現代中國，魯迅的生命又如何負載和集中了現代中國諸多重大命題。

可惜的是，這部可能真正體現出唐弢先生文學史觀點和思路的著作最終未能完成。或許，正是由魯迅而入現代中國，對這些重大命題本身的追索，壓垮了唐弢先生晚年那并不康健的身體。如果說魯迅的靈魂因背負著時代的命題而成為悲劇，唐弢先生的生命道路又何嘗不是共振于此？追念前人，我們感到的往往不僅是成就的偉大，而是靈魂的真實與灼熱。新文學或現代文學的偉大，正在于包括唐弢先生在內的一代人，將生命和血肉的力量投注其中。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