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葉以后建構的中國文學史敘述系統中，《詩經》和楚辭建構的“詩騷”傳統被解釋為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詩經》被認為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源頭，而屈原及楚辭被認為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源頭。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都是歐洲近代以來重要的思想運動，和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的實踐無疑有許多相通的特征，但如果立足于中國文化立場，用現實主義或者浪漫主義概括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傳統，包括以浪漫主義概括屈原及楚辭的特征，可能并不是恰當的。

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特點是側重于表現主觀理想，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追求強烈的美丑對比和出奇制勝的藝術效果。與古典主義追求靜穆、素樸、和諧、完整的審美理想相反，浪漫主義文學強調從生活的瞬息萬變、精神的動蕩不安以及富于特征性和神秘意蘊的各種奇特現象中揭示美。最早把浪漫主義介紹到中國的是魯迅，他把浪漫主義翻譯為“摩羅”，于1907年作《摩羅詩力說》，“摩羅詩派”就是指18世紀和19世紀歐洲的浪漫派。

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始于19世紀后期的歐洲，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日本出現了多種有關中國文學史的教材，如1854年德國人威廉·肖特的《中國文學論綱》，1880年俄羅斯王西里的《中國文學史綱要》，1901年英國人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1902年德國人葛魯貝的《中國文學史》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有關中國文學史的早期著作，并沒有把屈原和楚辭當作是具有“浪漫主義”特征的文學作品論述，甚至也沒有提到過中國文學史上有所謂與歐洲“浪漫主義”相關聯的文學運動和文學創作。這說明浪漫主義的起源地的學者并不認為浪漫主義適合于描述中國文學史。而和中國文化具有密切關系，同時又聯通中西的日本學者也沒有關注到浪漫主義與中國文學的關系。

最早把中國文學和歐洲文學運動聯系在一起的是1932年群學社印行的許嘯天《中國文學史解題》。許嘯天和早期歐洲、日本及中國的學者立足于中國文化立場建構中國文學史體系的視角不同，試圖以立足于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立場，以歐洲文學的發展歷程解釋中國文學的發展規律，而這一傾向，漸漸為中國文學史研究學者所效法，到20世紀中葉以后，成為學術界的常規態度。不過，即使是許嘯天，他所認為的中國的浪漫派文學也不是屈原，而是歐陽修，他把歐陽修看作是“浪漫派詞人”。

20世紀50年代以后，隨著蘇聯的文學理論傳入中國，由蘇聯人幫助制定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用“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作為中國文學寫作方法的兩種規范，屈原也就成為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源頭。1962年出版的游國恩先生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是第一部由高教部統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該書認為屈原堅持理想體現了浪漫主義的精神實質，馳騁想象、糅合神話傳說、歷史人物和自然形象編織幻想的境界，夸張、象征，都是浪漫主義藝術手法，因此認為“《離騷》是一篇具有深刻現實性的浪漫主義作品。它發展了我國古代人民口頭創作——神話的浪漫主義，成為我國文學浪漫主義的直接源頭”。

屈原生活在戰國時代，而戰國時代思潮與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的確有不少共性，比如：反對權威、傳統和古典，個人主義，重視自然，強調主觀感情，豐富的想象力，鮮明的色彩，異常的情節，大膽的夸張，向民間文學學習，神秘主義，無道德傾向，追求個人自由，無政府主義，否定一切現實社會、理性、科學，悲觀主義等。羅德·W.霍爾頓、文森特·F.霍普爾在他們合著的《歐洲文學的背景》一書中，把浪漫主義的眾多特征概括為個人主義，感情主義，崇尚自然，異國情調，國家主義，幻滅，而歸結為自由主義。戰國時代所具有的與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的相似性，使我們相信，一個有創造力的時代，其思想及文學總是具有某種“浪漫主義”品格。而這種相似性，正是中外文化互通的基礎。

盡管戰國時代思想、文學、藝術表現出了與歐洲18世紀以來浪漫主義運動廣泛的相似性，但它們產生的時代、表現的形式、文化傳統都存在著巨大差異，其中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今天的中國文學理論著作常常把浪漫主義囿于文學創作領域，事實上它是一場時代思潮，是一種“立場或思想狀態”，同樣表現在其他藝術形式，以及哲學、政治思想之中。浪漫主義首先是歐洲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其主要特征是反對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及一切不合時宜、限制個性發展的舊道德；浪漫主義也是一種非理性主義，它強調主觀感情的重要性；浪漫主義是一種現代精神，它關注現實社會，批判封建專制，以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弊病。《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說“浪漫主義”是“一種勢如破竹的反對權威、傳統和古典模式的運動，在18世紀后期到19 世紀中期橫掃西方文明”。廣義的浪漫主義“同個性、主觀、非理性、想象和感情共為一體”，并往往以歷史、民族奮斗和壯美的自然為其素材，注重個性，特別是注重主觀性和自我表現，承認人是非理性的動物，因此把新古典主義的和諧的理性主義排除在外。

屈原雖然生活在戰國時代，但屈原是戰國時代特立獨行的另類人。如果理解了歐洲18世紀浪漫主義運動的特點，我們就不難發現，屈原并不具有歐洲浪漫主義的根本特點，也與戰國時期的大部分思想家的立場不同。屈原是戰國時期孔子思想的忠實繼承者，他的理想政治模式就是堯舜禹湯文武等圣君，屈原的作品之中，有大量對孔子語錄的引用，甚至《漁父》關于“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陳述，也是以孔子“不為酒困”，“惟酒無量，不及亂”為原則的。戰國時期流行反傳統，但屈原不反對權威、傳統和古典，相反，恢復傳統是他“美政”理想的主要內容；屈原關心楚國，不是楊朱等道家的個人主義；屈原作品雖然有豐富的想象力，鮮明的色彩，異常的情節，大膽的夸張，但屈原的作品很難說是基于屈原的主觀感情，我們也沒有證據證明屈原重視自然；屈原有向民間文學學習的可能，但屈原的作品更多繼承的是經學傳統；屈原的行為與愛國主義相關，但沒有民族主義傾向；屈原有神秘主義傾向，但根基是理性主義；屈原遵守傳統道德，反對無道德傾向；屈原似乎與追求個人自由并不相關；屈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屈原不否定一切現實社會、理性、科學；屈原似乎并不是悲觀主義者。如果把屈原理解為一位浪漫主義詩人，顯然會產生認識偏差。這也可以理解早期歐洲和日本學者并不認為屈原是浪漫主義詩人，近年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也沒有以浪漫主義詩人解讀屈原。毫無疑問，最了解浪漫主義思潮的是歐洲學者，他們明白浪漫主義可能并不適合解釋屈原和中國文學。

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發表于1906年，該文指出：“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南方學派之思想，卒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雖南方之貴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觀屈子之文，可以徵之。”王國維是近代學者中學西學最為積極的學者，喜歡以西方的文學理論討論中國文學，但他并沒有把屈原歸入浪漫主義文學的范圍，而認為屈原為融合北方文學深邃的感情與南方文學豐富之想象而成的大詩人。

魯迅始終對屈原充滿崇敬，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并不認為屈原的作品與浪漫主義相關：“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后世，為力非強。”并在此基礎上認為中國文學史上，并不存在所謂的具有“摩羅詩力”的詩人。毫無疑問，魯迅的觀點應該引起我們重視。

（作者：方銘，系北京語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