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一個“鬼本”（“癸酉本”的諧音）的幽靈，正在中文互聯網各大平臺的紅樓夢話題中游蕩：2008年，一位網名“何莉莉”的男子聲稱自己的祖父母收藏了一套全本《紅樓夢》，在網友“金俊俊”的幫助下陸續在網上公布了后二十八回的文字，稱之為《吳氏石頭記增刪試評本》，作者題為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在何莉莉、金俊俊、吳雪松等人的策劃下，這二十八回文本于2014、2015年前后由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其文本互有增刪。書中批語稱全書“癸酉臘月全書謄清”，因此按照紅學界習慣稱之為“癸酉本”。然而，何莉莉始終無法拿出原本書稿供學界和愛好者檢閱，更是在2018年接受《光明日報》采訪時（《“吳氏石頭記”的倒塌》，《光明日報》2018年2月27日07版）承認有關吳梅村是作者、全書是在明末清初的癸酉年（1693年，比學界普遍認為的《紅樓夢》權威底本“庚辰本”定稿早了六十多年）完成的兩條批語都是他個人偽造的。

按理說，《紅樓夢》成書之后續書眾多，打著“真本”旗號進行偽造的也如過江之鯽，何莉莉等人的“騙局”也似乎早就被人識破，也沒有多大的討論價值：然而“癸酉本”強韌的生命力完全超出任何人預料。2019年開始，B站知名影視區up主“木魚水心”、紅學up主“女王泡面”等一系列講解視頻將“癸酉本”帶進大眾視野，徹底打開了這一“紅學公案”的“潘多拉魔盒”：盡管從學術角度判定“癸酉本”為假沒有任何爭議可言（因此學術界幾無對“癸酉本”的嚴肅研究，這也是“癸酉本”支持者認定主流紅學對其“打壓”的“罪證”），但依然有眾多讀者、包括不少對《紅樓夢》研習頗深的讀者，從閱讀體驗和文本直覺上高度肯定“癸酉本”的價值乃至“真實性”。支持者和反對者在網絡上掀起了多輪爭端，對戰雙方越發處于無法相互理解的極化狀態，“癸酉本”的浩蕩聲勢和其龐大的粉絲基礎，已然成為當代《紅樓夢》相關話題下的一大奇觀和“神話”。

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言之鑿鑿地篤信這一本從客觀證據角度來說必是“偽造”的紅樓續書？為什么這本文字粗糙、詩歌不合韻腳，與前八十回文字水平相距甚遠的作品，依然能夠得到不少“紅迷”認可，甚至已在中文互聯網環境中取得了“唯一真本”的地位，成為直指主流紅學界、“反抗學閥”的草根立場斗爭旗幟？回望近百年“紅學”歷史，“癸酉本”是在“劉心武說紅樓”沉寂多年之后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對紅學的大眾參與，幾成一場“大眾紅學運動”，而相較于文獻學立場的不屑一顧，從“癸酉本”的“悼明”挽歌里，我們也許能夠聽見寥遠而沉重的時代精神回聲。

“鬼本”/“真本”？看似荒誕不經，卻又嚴絲合縫

將“癸酉本”稱作“鬼本”自然是反對者對其的戲言和蔑稱，這一文本出處詭譎，后來的發展途徑也鬼魅莫名，如今所造成的影響更是匪夷所思。說到底，“癸酉本”最“鬼”之處在于，按照其支持者的說法，我們現在看到的“癸酉本”二十八回文本并非真正的原書文本，而是何莉莉或者何莉莉的“姐姐”按照閱讀后留下的記憶所復述出來的——何莉莉稱這套從民國時期保存下來的一套九本共108回的《紅樓夢》“真本”要么是被當廢品賣了，要么是被他（“何莉莉”皮下是一位中年男子）送到臺灣去了，總之不僅原稿弗如，連原稿文本也渺然不可得，我們現在能夠讀到并進行討論的，只是復述而來的一套情節梗概大綱而已。

這不得不說是堪比晉文公“退避三舍”，令反對者無處下手的高明策略，這一敘事能夠自洽地解釋所有對“癸酉本”文本范疇的質疑：文字粗糙庸俗？因為不是原文，只是初中文化水平的讀者的復述；詩歌水平低下，甚至不合平仄韻腳？因為記不住了（有一情節稱黛玉作《十獨吟》十首，但“癸酉本”文本里只有兩篇，解釋說因為何莉莉只背下了兩首）；三個出版社的版本前后不一，文本時刻在變化？因為何莉莉等人在不斷追索記憶，做出修訂，力圖“還原真本原貌”——“癸酉本”的這套敘事天然地規避了文獻學和版本學角度對文本本身的質疑，因為沒有原文，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從而將爭端的主戰場從客觀判斷轉移到主觀感受之上，而“癸酉本”在情節寫作上的“優勢”，是“癸酉本”支持者最大的底氣和旺盛生命力的來源，“鬼本”之名，恐怕不僅來自出處之詭，更來自其情節之炸裂詭譎。在這里試舉三例：

林黛玉之“玉帶林中掛”：黛玉和寶玉計劃成親，然而婚禮當晚賈環、趙姨娘、冷子興、柳湘蓮等人攜土匪（農民“義軍”）進攻大觀園，寶玉在混亂中被綁架流落，黛玉一人率領大觀園家丁苦苦支撐。黛玉經驗不足無法服眾，又聽信讒言中了“反間計”將戰斗頗為得力的小紅綁在樹上活活鞭打至死，離心離德，大觀園最終陷落，最終在一棵槐樹上上吊而亡。第二年寶玉回大觀園才收其尸骨安葬（合《葬花吟》），其鬼魂喊了一句“寶玉，你好”。

薛寶釵之“金簪雪里埋”：大觀園被查抄，寶釵搬至蔣玉菡的山莊紫檀堡。寶玉被茜雪救至紫檀堡，寶釵勸其當作黛玉已死。第二年與寶玉回大觀園安葬黛玉，“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當晚便嫁與寶玉。然而終究二人不合寶玉出走，寶釵孤獨中見到賈雨村心生愛慕，著薄紗蕩秋千勾引了賈雨村，先做妾后扶正。最終，賈雨村獲罪流放東北，寶釵跟隨，病死于冰天雪地，就地掩埋。

王熙鳳之“知命強英雄”：賈家敗落，熙鳳入獄，不堪受辱自殺，死后回到太虛幻境掌管結怨司。鳳姐思家心切，一日乘無防備下凡回到人間，見大觀園空蕩，家國顛覆，痛徹心扉，發誓復仇，殺死鴛鴦、王仁、卜世仁等禍害賈家的罪首，還要飛去京城欲殺新帝，被天兵天將及時拿下返天，勸其不要逞命強英雄——堪稱“癸酉本”最為奇幻一章。

除這三例之外，如元春帶兵打仗因猜忌被凌遲處死、賈環帶賊攻入大觀園手刃賈政，賈政做主要寶玉娶妙玉為妻黛玉為妾、妙玉淪落風塵幾無人形等“鬼畜”情節，讀來無不令人毛發震悚，驚心動魄，顛覆固有認知，讓讀者對紅樓的印象改頭換面，有評論甚至玩笑說寫成了《水滸傳》《金瓶梅》，怕是施耐庵手筆。粗糙幼稚的文字伴隨著時刻“炸裂”的情節設置，使得“鬼本”之鬼更鬼在情節之鬼畜亂燉，鬼在故事之匪夷所思，鬼在書中議論皆為腐儒俗言。面對不少質疑，連始作俑者何莉莉都對《光明日報》表示：“后二十八回內容太雷人、太血腥了，我不太喜歡這個情節，不能接受，不明白這個本子為什么會火。”

然而“癸酉本”的文本魅力正蘊含在其荒誕不經、炸裂雷人的外表之下：“癸酉本”的支持者最普遍的話術是，沒有任何一本續書能夠做到“癸酉本”這樣對前八十回留下的伏筆和線索做到一一對應，嚴絲合縫乃至“渾然天成”，因此他們認為盡管在文獻學、版本學的角度“癸酉本”的真假不值一駁，但僅憑對文本的閱讀直覺，他們就敢于相信這是“原本”——僅前文所舉黛玉、寶釵、王熙鳳三人的荒謬結局，其實也暗合前文留下的判詞、批語和伏線：比如林黛玉組織家丁鎮守大觀園抵御賊寇看似胡說八道，但判詞說“堪憐詠絮才”是拿林黛玉與謝道韞相比，謝道韞晚年正有組織家丁抵抗五斗米道之事跡，結局也同樣是獨木難支遭遇失敗；黛玉在樹上自縊合“玉帶林中掛”，曝尸一年后由寶玉收斂尸骨也正合“他年葬儂知是誰”；寶釵剛和寶玉入殮黛玉，當晚就與寶玉圓房看似人設崩塌，實則先是呼應了寶玉見了寶釵雪白胳臂一章，又合了《好了歌》里的“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而后來讓寶釵嫁給賈雨村這一炸裂情節，其實也是合了“釵于奩內待時飛”；至于“王熙鳳知命強英雄”，在感嘆“癸酉本”作者想象力之豐富的同時，卻也有“一夜北風緊”“鳳姐掃雪拾玉”的伏筆回收，最荒謬的情節中也存在理性和邏輯把控，有對前文伏線的干凈收束，“雖然都是瘋話，細想來卻有道理在內”（《哈姆雷特》波格涅斯語）——這種極致瘋狂中的合理性，炸裂顛覆的解構背后的邏輯建構與對應，確實是“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獨特寫照，具備難以言喻的文本吸引力乃至魅惑性：畢竟，按照多年來紅學研究對前八十回伏筆的研究成果，大多數讀者基本都能猜測、勾勒出主要人物的結局，可是“癸酉本”卻不是庸常的平鋪直敘，而是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求奇求險的“末日怪談”，竟然又能在文本上與伏筆嚴格照應，這恐怕是一般的續書者不能為也，這種“混沌”與“縝密”互存的極端復雜狀態，在“癸酉本”支持者看來，只有“原本”這一個解釋可通。

因此，對“癸酉本”的支持其實并非單純針對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二十八回具體文本，在不少“癸酉本”支持者看來，推出“癸酉本”的何莉莉等人的文化水平眾人皆知，顯然不可能有這樣強悍的文本把控能力，那么“癸酉本”的文本來源必然另有其人。如果“癸酉本”具體文字水準奇差和情節寫作、伏筆收束能力極強這兩個矛盾的特征同時存在，那么“癸酉本”是何莉莉等人偶然發現的“原本”，確實是合乎邏輯的解釋。一個符號學中“丟失能指”的運作出現了：何莉莉等人當然是騙子、傻子、不值一提的蠢物，但“癸酉本”的情節大綱，卻被不少紅學愛好者奉為“唯一真本”，更通過網絡傳媒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大眾支持：因為缺乏文獻客觀證據而將“鬼本”一棍打死，和因為文本的魅力和情節的書寫而從直覺上“相信”“癸酉本”為真，這已經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之間不可調和的本質性沖突，是“科學信仰”與“文本信仰”在《紅樓夢》這一主題上的意外對壘。

知乎“檀信介”分析認為，“癸酉本”必然是原創續書無疑，但其能廣為流行并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是“百年畸形紅學自己結出的惡果”。紅學研究長期來缺乏實物證據和新的考古發現，只能以“文本細讀”的手段在前八十回的文本中持續做闡釋游戲，而“癸酉本”恰好是百年來紅學文本游戲、過度闡釋的集大成之作，很多深受紅學研究影響的讀者，“乍一看覺得癸酉本很扯，但是過后細細琢磨一下又發現，它里面的很多東西是符合權威紅學家的一些學說的，這讓接受了主流紅學幾十年浸淫的讀者很容易動搖觀點”。實際上，“癸酉本”的流行更是暗含了當代讀者對主流紅學“曹家身世說”的失望與對“索隱派”的重新發現——擺脫胡適、俞平伯等人開創的曹家路線，攻擊主流紅學，回到民國初期，重新將《紅樓夢》解讀為一本“反清復明”的“悼明”之作，恐怕才是“癸酉本”作為一次大眾紅學運動的本質核心。

“悼明”/“悼情”？“癸酉本”的落后本質與大眾紅學的末路

歷數“癸酉本”支持者們的立場，不難看出他們完全通曉何莉莉的騙局并主動將其拋棄，也并不在意“癸酉本”具體的文字，他們支持的是純粹的、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的、理想的“真空球雞”式的“癸酉本”，這一“信仰”背后有三重的意識形態維度：首先是反對曹雪芹作者說，反對曹家身世說，支持“索隱派”的“反清復明”“悼明”說，這里夾雜著互聯網上死灰復燃的皇漢民族主義思想渣滓；其次是以攻擊胡適、俞平伯、周汝昌以及現在堅持“身世說”的主流學界，構思了一個“主流紅學集團”的假想敵，以民間、大眾乃至“民科”的群氓式立場批判學閥，批判主流學術界；再次，也是最深層次的“惡之花”，即以國家、集體、理性的宏大敘事，來壓制個體、情感、情緒主導的微觀生命，試圖對文學批評的價值標準乃至文學作品的“作用”做出功利主義的、實用主義的時代重估。

平心而論，從胡適開端的“曹家身世說”的確常年遭到質疑：相關資料留存極少甚至互相矛盾，長久以來缺乏新的資料和實證，這使得曹雪芹是作者、《紅樓夢》寫的是江寧織造府曹家之事這一判斷如今缺乏權威說服力，近幾十年來認為《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的研究也不在少數。不過這些研究依舊都還是“身世說”的變種，比如“明珠家事”“洪昇家事”“曹家參與康熙立儲之爭”等說，然而“癸酉本”高舉近百年來主流學術界已不復再提的“索隱派”大旗，主張《紅樓夢》是“反清悼明”的禁書，盡管這個觀點在民國期間并不新鮮（魯迅就曾開過索隱派的玩笑），但在百年后的現在是獨樹一幟，別開生面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癸酉本”支持者認為“鬼本”不是現代人所作的判斷可能是有道理的，否則很難解釋這場在“身世說”統治近百年的情況下突然的“索隱派”復興。

“悼明”之說，令“癸酉本”在貼合前八十回判詞判曲、脂硯齋畸笏叟等人批語的同時，更成了一門對明末歷史“神神叨叨”，不入流的讖緯之學：“癸酉本”直接指出故事發生在“戎羌”入侵、改朝換代之時，賈家和大觀園的敗落并不是內因，而更多的是戰亂四起，流民賊寇的外因；黛玉鎮守大觀園失敗自殺就是崇禎丟失北京的隱喻，聽信讒言殺了小紅就是伏袁崇煥之事，連帶炮制謠言導致小紅被殺的始作俑者薛寶釵也成了皇太極的隱喻，而黛玉最終恰好也是在崇禎上吊的“槐樹”上吊的；不僅黛玉伏崇禎，還有賈敬伏嘉靖，秦可卿伏泰昌，王熙鳳伏魏忠賢，元春，小紅伏袁崇煥，另外三春伏南明皇帝等等，“癸酉本”以完全不能算“隱喻”的方式直接將《紅樓夢》的結局寫成了明朝滅亡、尸骨累累的國仇家恨。甚至，在奇幻的“熙鳳下凡”一段中，作者的“悼明”表達之“直抒胸臆”，已然堪稱格調低下了：

鳳姐跪在賈母、王夫人牌位前號啕大哭道：“我來遲了，老祖宗，咱們家都敗了，已經沒人了。”說著悲憤難抑，在地上一邊號啕一邊翻滾，又哭道：“去他娘的戎羌，害的我家破人亡，這國仇血恨我二百年也忘不了。我恨我自己，不能重振家業，連家人的命都救不回來，我算什么當過家的，人人白叫我二奶奶了。我愧對祖宗，犯了不可饒恕的罪孽自然悲哀，可那有家破人亡更叫人斷腸的啊！”說著拽著自己的頭發自打耳光，明知無益又奔了出去，嘴里罵個不停。（“癸酉本”第一百五回 薛寶釵借詞含諷諫 王熙鳳知命強英雄）

因為“癸酉本”的“悼明”堪稱字字血淚，白骨累累，因此《紅樓夢》是“悼明之書”，也恐怕是在明末清初的癸酉年（1693年）由明朝遺老們集體創作（八大山人、吳梅村、洪昇等人紛紛被點名），也必然在清朝是一本禁書，因此被“曹雪芹”拿到做了“二創修改”成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前八十回，所以回到結論：“癸酉本”必然是真本——這就是“癸酉本”支持者在“悼明”這一“索隱派”主旨下深信不疑的邏輯自洽，雖然完全屬于虛構創作，但卻有一定煽動性和說服力的精彩“循環論證”。

甚至在這個循環論證之上，何莉莉等人拿不出“癸酉本”的原稿的造假事實也被“民科”敘事化了，成為主流學界“迫害”民間學術的“鐵證”：因為“害怕主流紅學的壓迫”，所以何莉莉“不敢拿出原稿”——多年來學術界對“癸酉本”基本持不屑一顧的態度，讓“癸酉本”支持者們深感主流學界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傲慢，更加深了“癸酉本”的存在能夠“撼動主流紅學”的“民科”信仰。《光明日報》記者2018年對何莉莉進行調查的起因，也正是一篇來自“癸酉本”支持者的題為《舊時真本橫空出世 紅學大廈轟然坍塌》的營銷號文章：在這個民間、草根、大眾對抗精英、主流、學閥的反抗敘事里，“癸酉本”到底持“悼明說”還是“身世說”其實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恐怕只是一個長期被打壓、批判、忽略的“索隱派”的受害者立場罷了。

不過，“民科”敘事絕非“癸酉本”這一大眾紅學運動的核心矛盾——“癸酉本”和“悼明”說的流行雖然存在大眾反抗精英權威的集體心理，也有我不愿細談的皇漢民族主義的沉渣泛起，但最深層次的、也是最亟待我們警覺的“惡之花”，是對《紅樓夢》內核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乃至法西斯式的，強理性輕感性的機械理解傾向。一位普通讀者在B站上的留言頗具代表性：

如果紅樓不是影射國破家亡史，只是講富貴人家紈绔子弟那些風花雪月，它憑什么敢被稱為四大名著之首啊？不管多好的文筆，去寫鶯鶯燕燕，最多也就是個西廂記的地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國情懷才是中國文人心中最高的理想啊。

盡管說來也許令人難以接受，但“癸酉本”的流行恐怕讓大眾之中的不少人覺得自己真正“理解”了《紅樓夢》：在這些人看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無可奈何的逝去不是深刻的，快樂、天真、純潔的喪失不是深刻的，情感、情緒、情愛是淺薄的，甚至一個封建家族的覆滅和封建制度必然走向萬劫不復的衰亡，所有“美”和“精致”必將死去，一切堅固的東西都會煙消云散等等的主題都不是深刻的——而只有哀悼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國仇家恨的宏大敘事，虛無縹緲的“家國情懷”才是深刻的，才能讓他們理解《紅樓夢》的偉大：情情愛愛不偉大，女性不偉大，美不偉大，時代的永恒挽歌不偉大，連人性和人生都不偉大，只有具體的，現世的“家國”“歷史”“大明”最偉大。

這恐怕才是“癸酉本”和“悼明說”最為腐朽落后的思維本質，也是其如今獲得如此浩大聲勢最令人恐懼的地方：這才是真正的“靈光消逝”，它意味著一切私人的，情緒化的，情感的，人性的漣漪，都要讓位給集體的，宏大的，理性的，“生存第一”的心靈的法西斯主義，意味著一切精致易碎的美好都會被認為沒有價值，意味這將是一個大眾多么失卻審美能力、情感能力和基本人性，只剩下正確和立場的可悲的文學批評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癸酉本”確實是長久以來難得的、卻也恐怕是最后的“大眾紅學運動”，因為當《紅樓夢》都最終被如此扁平化、平面化的解讀了后，紅學、乃至文學研究都將必然走向不可挽回的衰微，“癸酉本”以宛若原子彈爆炸、“燦爛千陽”般的璀璨焰火，宣告了大眾紅學最后的輝煌和最終的窮途末路，“紅學”以這樣的一場“爆炸”走向終結，也帶有些許不是詩意的詩意：也許現在，我們還會去爭論《紅樓夢》在表達什么，恐怕未來，《紅樓夢》再也不會是我們所關心的東西了。

大家都記得《紅樓夢》第五回里，寶玉見了一聯道“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好像我們都學到了什么——不過我更同意脂硯齋對此的批語：

“此聯極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