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虛

對許多“80后”而言，青春文學是一場精神的盛宴——以新概念作文大賽為代表的文學賽事，將熱愛文學的年輕人推至聚光燈下，在諸多參賽者和讀者心中留下了重要印記。在青年作家王若虛新近推出的長篇小說《狂熱》中，三個被寫作賽事改變命運軌跡的青年的故事，帶我們重新回到了那個“狂熱”的年代。王若虛說，這本書從根源上是寫給自己的。同時，作為一次對青春文學熱潮的完整回望和追溯，《狂熱》也抵達了無數個“他人”和遙不可及的“遠方”。

記者：為什么會將作品命名為“狂熱”？

王若虛：這部長篇構思、寫作了十年，其間內容改了好幾版，書名也一直在變，都不太滿意。臨到要給出版社時，通覽全文，看到里面有“狂熱”一詞，覺得符合這部小說的基調。

書里寫的2000年到2009年，對很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來說就是一個狂熱的時期：投稿者很狂熱，比如新概念作文大賽最多時一屆可以收到十萬參賽稿，有的參賽者不惜重金快遞一大堆作品（當時快遞公司還沒那么多）；讀者很狂熱，買來一本書或者雜志，往往全班傳閱，有的一時買不到某本書，會問買到書的人借來手抄一遍；有人為了某本書哭到流鼻血、影響高考；出版社和書商也很狂熱，只要沾上“80后”的光就能盈利，一座省會城市在最鼎盛時期有大小近百家做青春、校園文學的文化公司乃至“小作坊”，很多書城的簽售紀錄被打破就是靠“80后”當紅作家。作者、讀者、出版者，三位一體，都在狂熱。

記者：從整體而言，《狂熱》是一部以人物志的方式構建的作品，圍繞著全天然、秦襄、陸篆這三個主要人物的成長經歷和思考展開。如何定義這三個人物的典型性？

王若虛：全天然是“愛折騰的凡人”，比較有普適性，是抓住機遇被推到了時代風口上的人。他有才華但不多，愛恨分明但不害人，野心和虛榮心都很大，愛折騰，但沒有更多機會和實力，是那種狂熱（且年輕）時期自己給自己架設神壇，摔下來，最后能認清自己的凡人。

秦襄是“有潔癖的思考者”，初到北京讀大學時在各家出版社碰壁，知道“疾苦”——不像全天然高中成名，從未嘗過挫折滋味。他本身讀得多想得多，有種抽離感，對很多狂熱時期的人和現象有種冷眼旁觀的外在姿態(tài)，但內心很想改變局面，卻不肯親自下場，兜兜轉轉，計劃全毀。他脾性里的缺陷有點像一部分文人，心懷天下，不圖“小我”，能看出問題，但總寄希望于他人，指點卻不建設，即便最后去當高中語文老師，“挖掘人才”，也還是沒跳出這個局限。

陸篆看似“無力的殉道者”，實則“糊涂的理想主義者”，才華高，靠一篇小說走紅，前途不可限量，卻因文學夢想放棄唾手可得的時代紅利。他比全天然清高，比秦襄糊涂，但“為寫作而離家出走”這一舉動把他推上神壇，加上光環(huán)。他只能背負光環(huán)到處避走，凡事一不順馬上就跑，終于在長沙“突變”過、折騰過，最后被合作者背叛。好在小說結尾他從假“殉道者”向真“戰(zhàn)士”去轉變。

記者：三個主角的人生都因為文學而發(fā)生改變，但并不是真正站在聚光燈下的人，某種程度上是否會增加人物塑造的難度？

王若虛：聚光燈下的人是那個時期的代表，不是那個時期的全部。一將功成萬骨枯，大家都在反復咀嚼“一將”，我想寫“萬骨”里的代表人物，我想寫那些被遮蔽的人，讓聚光燈下的人物來給他們當背景板。只有那些聚光燈之外的人，才有更重要的意義、更豐富的可能性，也給我更多的塑造空間。全天然、秦襄、陸篆，現實里沒有這三個人，卻到處都是這三個人，每個角色的背后都是現實里若干個原型的捏合和有機重組。我自己經歷過那個時期，所以能牢記現實里原型人物的點點滴滴，我在重組時牢記角色的矛盾性，尊重每個角色的選擇和理想（無論大小、雅俗）。我在寫他者，我也在寫自己。

記者：某種程度而言，《狂熱》不止擁有敘事的意義，也是關于青春文學發(fā)展過程的首次整體性呈現。此前你關于文字帝國里許多短章里，已經就這一主題作過多個面向的書寫，為什么在這些短篇小說的呈現后，你仍有一種不滿足？

王若虛：這是一種沒辦法的錯覺，因為這部長篇才是主體，但寫了很多年，今年才出版。里面一些角色和事件我沒法通過長篇盡數展現：比如商隱，所以用兩個短篇《同小姐》《光環(huán)》追溯了她在遇到秦襄之前的故事，以及陸篆暫住在浙江紹興一所“沒有書的圖書館”里的見聞，都是比長篇更早發(fā)表和出版。

但不滿足倒是真的，出版的這部長篇，已經刪減了四五個重要的配角，包括陸篆的堂妹和堂弟分別在青春文學和網絡文學上的發(fā)展，所以我想會寫第二部，從2007年寫到2016年，但只是在計劃中。

記者：你從2010年開始陸續(xù)推出“文字帝國”的多個短篇小說，至今也已有13年。如今回看早期的一些作品，是否在思考上已有了不同？

王若虛：這個系列最早的《微生》《瘋女王》《小宇宙》《同小姐》四個短篇，還是很典型的《萌芽》風格，到2015年《沒有書的圖書館》其實已經明顯開始轉換。

其實2014年到2019年我處在一個創(chuàng)作上非常割裂的時期。直到后來評上了作協的專業(yè)作家，我就想，終于可以寫我想寫的東西了，從青春校園和都市年輕男女脫離，轉向更深層次的社會和家庭題材。2020年開始我開始嚴肅文學的創(chuàng)作，《西湖水怪》《飲者留其名》《此地無銀》《烏鴉的炸醬面》《六旗手》《雙風貫耳》《床上無小事》《猛犸》《攬雀尾》都是2020、2021年寫的，好像憋了七八年的火山終于爆發(fā)。最后這些小說都在各期刊發(fā)表了，我覺得自己已經蛻殼完畢。但你說我后不后悔以前寫過的作品，當然不后悔，我不會否認那是真實的、曾經的我，沒有舊我何來新我？回避舊我，就是否認新我。

記者：閱讀中有一個感受，作品沿著青春文學的興起、興盛和逐漸淡出展開的三個階段基本依照時間順序鋪敘，在敘述中像海浪一樣層層推進和向前。這雖然符合歷史發(fā)展的步伐，但總覺得敘述中比較平實，有些反高潮的意味，在寫作時是否對此有所考量？

王若虛：我之前的長篇小說比如《馬賊》《尾巴》《火鍋殺》《限速二十》都很注重情節(jié)，起承轉合，多少字“咔”一個小高潮，多少字“咔”一個反轉，最后“咔咔咔”來個大決戰(zhàn)，因為都是純虛構，就沒這么個人，沒這么件事，我有絕對主導權。

但《狂熱》在我心里不只是一部長篇小說，或者用十分法，五分小說，三分歷史，兩分是回憶錄。單論長篇小說技法，我承認我在創(chuàng)作時是有局限性的，這點和“人物塑造難度”那個問題正好反過來。我不想為了讓讀者屏住呼吸或者目瞪口呆、心情久久不能平復就大幅度改造事件和角色，人為設置戲劇矛盾沖突——我能做到，但在書里我不想，因為這本書從根源上是寫給我自己的。我想通過這本書，痛飲時代的眼淚。

記者：在作品中，其實淡出的這一部分是相當難寫的，既是轉折，也有千頭萬緒的收攏和余韻。在其他人也許匆匆?guī)н^的地方，你卻選擇用百多頁的篇幅作了清晰的梳理和呈現。

王若虛：我在寫的時候反而覺得最難處理的是當中“盛宴”那部分，正因為我關注的人物和角色不是聚光燈下的那幾位，那該怎么體現“盛”？對吧？只能另辟蹊徑去表現。

淡出的第三部分“鳴金”，寫的是2006年到2009年。我自己是2007年發(fā)表小說處女作、進入這個圈層的，我本人沒趕上盛宴的那一撥，但趕上了收場，或者很多人的退場。軍事學角度來說，好的撤退比好的進攻更難，我碰巧遇到了波峰的末尾，遇到了余暉和撤退。書中很多角色登場時是無名之輩，退場時能否全身而退，是退得不甘還是退得坦然，我自己有過親身經歷和見聞。

既然我想寫整個“狂熱”時期，就要形成一個“點火—熊熊燃燒—熄火”的閉環(huán)，很多現實情況很真實，我也不能回避和粉飾。那些角色進場時雄心壯志，他們退場是什么情況，我也要交代明白。

有時候在知乎或者微博、公眾號里看到很多讀者問，當年喜歡那誰誰誰，啊，現在ta在哪兒，ta怎么不再寫了呢？我心里就想，因為寫作和文學未必是終極意義啊，他們和讀者一樣，也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抉擇，自己的變化和變故、升華和墜落——我清晰地呈現如何淡出，就是一種答疑吧。

記者：作品里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招待所里的年輕人的幾場交流，這場景與上世紀80年代上一輩人在大學宿舍里的徹夜談文學似曾相識，情緒、氛圍和話題都讓人想到文學前輩所描述的“宿舍夜談”。從某個角度看，其實“80后”很難說真正叛逆于他們前一代的寫作者，在“標新立異”的同時也許有著很多相似之處。

王若虛：“叛逆”本身就是一個富有強烈的相對性的詞，就是跟以前不一樣，跟很多人不一樣。高中生好好考大學、畢業(yè)后找份工作是主流觀念，那我不考大學、靠寫作為生，就是叛逆。青年作家在期刊發(fā)表、出書、開研討會、獲獎是一種主流，那我直接出書、名利雙收，自己開公司、辦比賽，也是種叛逆。

“叛逆”這個詞“80后”寫作者剛出道時常聽到，還有“個性張揚”，現在也快入土了。其實都是那個時期的一種話語權上的居高臨下或者刻板印象，是一種僵硬的標簽，因為你作為年輕人，其所作所為和我年輕時或者我現在所期望的不一樣，所以“叛”，所以“逆”。問題是，個性本來就應該張揚，年紀輕輕荷爾蒙旺盛的時候墨守成規(guī)，那還叫年輕人嗎？

所以今天我們已經用“多元化”取代了“叛逆”。以前是“年輕人怎么能這樣”，現在是“年輕人的世界我看不懂”，就是一種進步。反過來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標新立異，但總有一種共性存在。“80后”寫作者當年再怎么叛逆、個性張揚，寫作本身是共性。

真正產生威脅的不是XX后作家，而是AI寫作，因為主語已經變了。你能想象一個年老的AI對新開發(fā)版本的AI說“啊，我年輕時可不是這樣”嗎？不會，因為新版AI直接覆蓋掉了舊版，就像舊版不曾存在一樣。

記者：在《狂熱》中，你寫到了不止一位為年輕人指點迷津的長者、前輩，這樣的人物在你之前的作品中也曾出現。這似乎形成了致敬，也隱喻著寫作上的傳承。

王若虛：這個可以接著我在上個問題的回答，就是人類最寶貴的經驗，看似是個數據庫，但魅力和缺陷并存。魅力在于這種傳承很多時候是真誠且委婉的、富含美感和隱喻的，需要年輕一輩去解讀和體會。缺點則是，其實現實當中我們會聽到很多前人經驗（在課堂、講座或者年夜飯桌、飯局上），或自相矛盾，或不合時宜甚至弄巧成拙。

那么你該如何解讀？到底傳承（聽取）誰的？一個成功者的經驗能不能塑造下一個成功者？都很撲朔迷離。正是這種可能的錯位、誤讀、混沌，造就和影響了我們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在《狂熱》當中我更偏向于積極面，讓秦襄、陸篆在正確的節(jié)點遇到了正確的指點，可能因為我自己的經歷也是如此，但這也只是我的個人經歷。

記者：從當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獲獎者，到后來參與籌備和組織“黑馬星期六·上海文學新秀選拔賽”（現升級為“真金·青年文學新秀選拔”）等青少年文學賽事，在你看來，如今的年輕人對寫作的理解、他們的書寫與當年的你們是否也發(fā)生了變化？

王若虛：這個答案可能令人吃驚：身為“黑馬”和“真金”的策劃者、組織者，我從來不看里面的稿子。我很清楚一點：我自己是寫小說的，但不是評論家、理論家、期刊編輯。我本科學經濟的，除了自己寫作，我擅長組織，不擅長審讀。

“黑馬”和“真金”的海選評委，平均年齡只比參賽者大三歲左右（都是之前比賽的優(yōu)秀選手），首先保證了年輕人的特質。初審和復審評委都是優(yōu)秀的青年作家和專業(yè)期刊編輯，保證了專業(yè)性。終審評委都是業(yè)界的高人，保證了權威性。總之，讓專業(yè)人做專業(yè)事。我自己能做的就是盡一切可能保證比賽的公平性和正確導向，剩下的全部交給專業(yè)評委。至于變化，我想應該是有的，正如當年“80后”作者和前人不同，“90后”“00后”乃至未來的“10后”作者，肯定也會和我們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