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作家施亮告訴我，他剛剛完成了一部書稿《明清時代的早期啟蒙思潮》，說想請我幫忙看看，提提意見。當我拿到像磚頭一樣沉甸甸的打印稿，并細細閱讀之后，著實吃了一驚。這是一部五十萬字左右的專門性的學術著作，是對明清時代早期啟蒙思潮的一次系統梳理。由形象思維轉到理論思維，由單篇散文和歷史隨筆轉為結構宏大的思想史專著，施亮兄的這一次“跨界”出人意料， 但又出手不凡，做得游刃有余。書中旁征博引，辨析精當，脈絡清晰，文筆一如既往地靈動流暢，讓人嘆服。

讀罷書稿，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幾百年前的啟蒙思想家精神與人格的力量。隨著作者娓娓道來，我仿佛看到了他們堅定沉毅、挑戰黑暗的身姿，聽到了他們“破塊啟蒙”、振聾發聵的吶喊。那個時代腐朽勢力的袞袞諸公早已化為糞土，被人唾棄，而這些具有卓識的思想家卻將永遠被后人景仰與懷思。

早期啟蒙思潮的三個階段和兩個浪峰

早期啟蒙思潮發生于明朝嘉靖到清朝道光年間，也就是從16 世紀上半葉到19 世紀上半葉，將近三百年。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則相對集中地出現在晚明、清初和晚清三個階段，也就是說，他們生活在衰世和亂世之中。在這樣的時代，統治者被重重社會危機包圍，騰不出手對意識形態領域實施嚴密的控制。于是，在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啟蒙思潮得以破空而出，留下了巨大而持久的歷史回響。

本書作者認為，早期啟蒙思潮經歷過“自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 兩個浪峰。

“自由精神”浪峰出現在晚明階段。彼時中國就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末期。社會喪失了自主更新的機制，吏治窳敗，民生凋敝，作為封建統治思想基礎的程朱理學更加僵化，散發著酸腐的氣息。統治大廈已經不像盛世那樣完整堅固，而是千瘡百孔。于是商品經濟在原經濟體系的罅漏中不斷滋長，城鎮工商業趨向繁榮，使得以自然農業經濟為主體的社會機制發生了變化。市民階層壯大，自主意識增強，新的思想觀念萌發，再加上西方傳教士帶來了全新的自然知識和宗教思想、哲學理念，猶如從令人窒息的黑屋子的裂隙中透進來一股清涼之風，使得士大夫階層中一部分精英人物的文化心理發生了微妙變化。背離正統、悖逆綱常禮教的學說興起，反映市民生活與感情的文藝作品涌現，追求異調新聲的風氣流行。作者認為，在這種背景之下，早期啟蒙思潮的出現可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州學派與李贄的個性解放主張，以及徐光啟等“由儒入耶”一派人物的中西文化會通的理念與踐行。這股“自由精神”浪峰，推動了反傳統、反權威、反專制的思想解放潮流，沖擊了搖搖欲墜的明朝專制統治。

及至清初，則出現了“理性批判精神”浪峰。代表人物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及“顏李學派”中人。他們經歷了國破家亡的巨變，有人還親歷兵燹與逃亡，目睹了清兵燒殺淫掠、百姓涂炭的悲慘景象。痛定之后，他們開始思考導致“社稷淪亡，天下陸沉”的深層歷史原因，以一種理性批判的精神，揭示君主專制制度的荒謬與罪惡，揭露統治者蒙蔽百姓的種種說教與手法，對于維護黑暗統治、反人性的“三綱五常”的批判尤其入木三分。在批判的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包含早期民主意識的社會政治理想與經濟改革主張。其思考深入到哲學層面，提出了經學致用的實學思想，闡明了新的理氣觀、道器觀、義利觀，以及進化的自然史觀、人類史觀，等等。其思想的廣度與深度，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

到了晚清，“自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在龔自珍、魏源那里得到了繼承與發展，而他們的文化視野較之先賢更加開放與開闊，批判的武庫里增加了今文經學外衣包裹下的新的思想武器。龔自珍對衰世社會病狀的描述和非下改革猛藥無法起死回生的診斷，以及開出的療治的藥方；魏源的《海國圖志》明確提出的“師夷”思想等，均石破天驚，發蒙啟蔽，成為中國近代改革變法思想運動的先聲。

我們遠未完成思想啟蒙

對明清時代早期啟蒙思潮做出如上的脈絡清晰而又重點突出的專門化的系統梳理，可以說是這部書稿最顯著的特色。

就是到了今天，那些啟蒙思想家激揚有力的言論仍然虎虎有生氣，其思想中的精華仍然不乏啟發民智的巨大價值。作者在書稿中批判了某些學者認為中國文化的“俗世化”已經完成，所以無須啟蒙的論點，他說：“思想啟蒙的核心問題其實是解除那種‘使人不成為人’的古代專制文化桎梏，將被歪曲被異化的傳統人文思想重新改造與更新。它所面對的最大敵人是古代文化專制主義，而當時中國社會里的古代文化專制主義就是由儒家中最保守最頑固的程朱理學和王權專制主義結合而形成的。”我很贊同他的觀點，中國思想啟蒙最主要的是針對傳統的專制主義，也同意他對中國“未完成思想啟蒙”的基本判斷。

從哲學延展到文學從古代觀照現實

這部書稿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并非單一地闡述哲學思想，而是結合論述了與“自由精神”階段和“理性批判精神”階段緊密相連的晚明市民文學運動和清代文學中的人文主義思潮。作者引用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話說，他對感情過程比對理智過程更感興趣，對無意識的靈魂生活比對有意識的內心生活更感興趣。因為，在人的精神世界越來越復雜的社會背景下，文學藝術作品要比哲學著作更能認識人的深邃特性。

晚明市民文學中的一批優秀作品的產生，如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及市民小說《金瓶梅》等，是對社會黑暗面的抨擊與揭露，是對束縛人性的傳統倫理道德的批判，也體現了市民階層的新價值觀、“新義利觀”，具有追求自由與個性的美好理想。它們是以泰州學派和李贄的個性解放的自由理念為精神依托的。

在清代中葉以后，文學中的人文主義思潮進一步發展成為新型的人文主義精神，石濤和八大山人的繪畫、之后“揚州八怪”的繪畫、袁枚的文藝理論與文言小說《子不語》、蒲松齡的文言小說《聊齋志異》、吳敬梓的社會諷刺小說《儒林外史》，尤其是清中葉產生的劃時代天才巨作《紅樓夢》，都已經深深浸潤了早期啟蒙思潮的新人文主義精神。過去曾經有人詫異，我們國家的長篇小說發展并不是很繁榮，作品的藝術水準也不是很高，怎么突然冒出了一部具有天才藝術表現力的巨作《紅樓夢》呢？我們只有了解了早期啟蒙思潮的形成和發展，才能真正明白曹雪芹這位世界文學巨匠產生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緣由。

明清時期的思想家眾多，學說繁蕪，新舊雜陳，文獻資料也浩如煙海，所以此書涉及面很廣，思想主旨不易把握，有些主題難以展開，對一些啟蒙思想家的論述流于平面化，簡單化；另外，由于過多地引述史料，反而將自己的觀點淹沒于眾多背景敘述中。這些都是本書的不足之處。但是，我認為這部書仍然是值得一讀的。作者梳理明清時代早期啟蒙思潮的理論，正是為了堅持啟蒙主義，發掘傳統文化中反對專制的思想資源，以期對復興中華文化與創造新時代文化有所貢獻。在今天，那些啟蒙思想家的不少哲理觀念、精辟言論，也確實不乏啟迪與警策意義，不乏現實針砭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