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以理學著稱，也有揮毫寫字的雅興。淳熙十一年（1184），他寫了一幅字，隨一通手札寄給了浙江永康的陳亮。朱熹書寫了南宋名臣、學者張浚的座右銘——“謹言行，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朱熹為什么書錄這段話呢？看看他在手札中與陳亮所言，就會明了他的用意。朱熹說：“以老兄之高明俊杰，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于所長，忽于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他知道了陳亮痛苦的遭際，安慰并告誡。也許覺得自己還有心里話要說，又提筆書寫了十四個字，他想，陳亮會在自己所書的十四個字里感悟到什么。

陳亮“痛苦的遭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朱熹為什么寫“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的逆耳之言和一幅富含人生要義的書法？

朱熹與陳亮相識于淳熙九年（1182），當時，朱熹以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的職位，在嵊縣、諸暨、浦江、義烏、金華、武義、蘭溪、龍游、常山、開化、江山等地巡察，了解災情，輔助生產。39歲的陳亮活躍于民間學界，對朱熹自然崇拜。借此機會，他帶著自己的著作向朱熹請益，兩個人共同語言頗多，相談十日，言猶未盡。朱熹主動要求閱讀陳亮的《類次文中子》，并向他索要，同時，把自己手邊的著作留給陳亮。至此，中國學術界兩位頂流學人開始交往，遂有了“王霸義利”之爭。

陳亮與朱熹相識兩年后，陳亮被捕入獄。原來是同村的朋友們一同吃飯喝酒，一個中年人回家后發病，折騰幾日后死去。他們認為自己的親人之所以酒后身亡，是呂師愈、陳亮下藥了，呂、陳二人是謀殺者。報案后，官府將呂師愈、陳亮打入監牢。沒有證據能夠證明他們是殺人犯，又有人以索賄罪控告陳亮。呂師愈的兒子呂皓是一個小吏，他上書宋孝宗，提出還官救父，也就是把官職交給朝廷，換回受冤屈的父親。宋孝宗關注了這個案件，呂、陳二人得以出獄。牢獄生活多達兩個多月，對陳亮的身心造成了極大的摧殘。他獲得自由，即刻給朱熹寫了一通短札，很快，朱熹回復了，還寫了十四字的書法條幅，他寫這幅字的初衷也留在了手札之中：“寄來紙卻為寫張公集句《座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于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

朱熹的意思非常明了，希望陳亮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杜絕此類事情再發生。

陳亮收到朱熹手札的那一刻，一定是激動的，也是喜悅的。陳亮心目中的朱熹深邃、謹嚴，是道德人格的化身。在陳亮入獄的前一年，他還填寫一首《水調歌頭》，為53歲的朱熹祝壽：“人物從來少，籬菊為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杯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磈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云煙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為君壽，何許得新腔？”可是，看完朱熹的手札，再看看朱熹寫來的條幅，他沉默了。尤其是“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和“謹言行，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的字詞，有一點刺眼，甚至讓自己的內心隱隱作痛。

很快，陳亮就把朱熹寫給他的書法條幅送給了朋友。他不想再看到朱熹寫的那十四個字。

朱熹是南宋的公眾人物，朋友遍天下。他的書法被陳亮輕看，很快傳到他的耳朵里。朱熹的書法千金難求，不要分文送出去的字，不當墨寶罷了，還輕易地轉給其他人，朱熹很生氣。朱熹眼里也不藏沙子，他提筆致書，向陳亮討要這幅作品，他直截了當地對陳亮說：“《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卻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為取以見還為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說甚長。”

他不僅要求陳亮還回他的書法，還坦言相告，哪怕是自己把它燒掉，也比你送給別人為好。

朱熹送字給陳亮，又向他索回，表面上看是學人之間的“斗氣”，其實不然，我認為這是南宋第一“書法事件”，也是被我們長期忽略的一個“書法事件”，它濃縮了中國書法審美的重要章節，凸顯出中國書法藝術的人格對撞與心理沖突，激發著我們對書法藝術本質規律的探尋。

首先，朱熹為什么給陳亮贈送書法。應該說，朱熹對陳亮的印象不錯，他與陳亮的第一通手札就有這樣的話，“別后郁郁，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學問上的分歧，朱熹也沒有覺得不妥，依然書信往來，論辯如常。陳亮入獄，朱熹的心頭掠過一道暗影，要知道，朱熹強調敬與靜，這是修養的基礎，以持敬之功，才能貫通動靜之際。他說：“致知、敬、克己此三件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他在手札中對陳亮所言，以及所書寫的張浚座右銘，與“致知、敬、克己”的論斷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朱熹書寫的張浚座右銘，是一幅有價值判斷和思想內涵的書法作品。這是中國文人書法的典型代表。朱熹不是機械的、單純的書寫，而是通過所書寫的文辭，向審美對象傳達自己的立場和態度。至此，朱熹的這幅書法作品就有了美學向度。這也是中國古代優秀書法作品基本具備的形態。

那么，如此優秀的一幅書法作品，陳亮為什么不喜歡。原因很簡單，是朱熹的直言傷了陳亮的自尊。他剛剛出獄，就給朱熹寫信，解釋蒙冤的起因，他希望朱熹不介意這件事，對他更不能產生誤解。他想不到，朱熹沒有輕輕看過這件事，并以這件事為例，講了一番大道理。他告訴陳亮，從來信中看到了“不平之氣”，這是你平日里恃才傲物，太愿意表現自己的原因；既然事已至此，應該反省自己的行為才對。忠言是逆耳的，朱熹的言語或許是對陳亮的第二次“傷害”，盡管他喜愛朱熹的手札和書法，可是，手中的這通手札燙了他的手，面前的這幅書法刺了他的眼。他也是有脾氣的人，手札收起，書法送人，朱熹所書的十四個字不想再看第二遍。

我之所以把這件事看成南宋第一“書法事件”，是因為其中涵蓋了我們如何理解書法，書法又是什么的命題，有宏觀的視域，還有微觀的覺察。朱熹掂量出自己書法的說教功能，于是選擇張浚的言詞，書錄贈予陳亮。他的意圖是明確的，以他人之語，表達自己的感受。朱熹極其生活化的書法行為，體現了中國書法的人文生態。寫字是物理性的，以所書文辭傳達書寫者的思想是哲學性的。甚至可以這樣說，書寫是為了載道，其次是為了感受書法之美。陳亮反感朱熹的這幅書法，也說明了這個道理。他不是不喜愛朱熹的書法，他喜愛朱熹書寫的美文佳句，更喜愛朱熹能夠書寫對自己有利的褒獎之詞。朱熹在南宋知識界大有鶴立雞群之勢，他的一言一行，是不能等閑視之的。那么，我們可以這樣說，陳亮對朱熹書法的態度，是對張浚十四字座右銘題旨的拒絕。也許，在陳亮的眼睛里，“謹言行，節飲食”六個字太“小兒科”，怎么能和自己扯上關系；“致命遂志，反身修德”八個字也是隔靴搔癢，根本不適合自己。他25歲在婺州鄉試中名列第一名，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后參加禮部會試，雖然未中，卻向皇帝上書《中興五論》，大談政治革新、富國之道，也是胸懷天下的。他甚至奇怪朱熹何以寄來這么一幅書法教導自己。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陳亮的動作有點變形，應驗了朱熹“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論。

朱熹向陳亮討還自己的書法，陳亮是這么回答的：“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為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分當得此教。”果真如此嗎，顯然不是。對朱熹的書法，陳亮一直青眼，他怎么會允許被人拿去呢。此后，他多次請朱熹為他新建的莊園題字寫詩，朱熹漠然，他就派人帶著禮物、紙張等物品去福建，纏著朱熹寫字。朱熹寫了“燕坐”“抱膝”“小憩”，其他的請求就找理由推脫了。陳亮依然軟磨硬泡，以不同的名目請求朱熹繼續為他的莊園寫字、寫詩，蹭朱熹熱度的熱情持續高漲。陳亮需要朱熹的書法，他所需要的是能夠給自己增加流量的書法，而那十四個字不是他想要的。

不過，于此我們再一次明確了中國書法的創作原點和接受目的，也再一次明確了中國書法作為綜合藝術的美學特征，它不僅僅需要筆墨外在的形式呈現，其審美過程恰恰需要與文辭同步完成。南宋第一“書法事件”恰到好處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