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自宋代以降“流派”不斷涌現，時至明清，地域性文學流派的發展成為顯著現象，在宏大的文學版圖上是極為醒目的標識。如果我們真正切入明清文學內部進行深入研究的話，是無論如何不能忽略那些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學流派的。

考察文學流派，一般都從理論主張、創作風格、結合形態（包括主導者、參與者、組成方式等）、歷史影響幾個維度著眼，這無疑是正確的，這幾個方面正是所謂文化共軛的重要因素，其中理論主張最稱首要。如果對眾多明清時代文學流派稍作比較的話，可以發現理論色彩最為突出的，也許非桐城派莫屬了，至少在清代地域性流派中這一判斷完全可以成立。N.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曾說，“文學本身不是一個系統的知識結構”，它“位于人文學科之中，其一側是史學，另一側是哲學”。倘若這一說法有一定的學理根據的話，將其用于文學流派的分析，可以看出桐城派汲取史學和哲學（以儒學為核心的理學、經學）的養料而成長、發展，在構建富有理論色彩的知識結構上，更具有系統性、影響力，甚至具有了某種經典性。

每一個文學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傳統中發展起來的。文化傳統既有時間性，呈現出歷史深度；也有空間性，表現出地域廣度。桐城派從清代早期至清末民初歷時之長，自成傳統，但探測其歷史深度，則需要置于民族文化的大傳統中。而當其不斷內生發展，形成了“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影響后，隨之產生了跨地域的影從現象，桐城儼然是一個文化高峰，山巔的光華輻射到桐城之外更廣闊的天地。正由于桐城派深嵌于傳統文化之中，又有極為廣泛的影響，在晚近新舊文化交替過程中，成為沖突的焦點，新思潮以強大的輿論力量試圖以之作為古典主義的終結，并從這個終結點向前開辟出新文化、新文學發展的道路。很有意思的是，歷史有時表現出吊詭的邏輯，強烈的否定反而變成對否定目標的張揚。正是對“桐城謬種”的沖擊，在階段性的沉寂之后，桐城派再度進入了文學本體研究和文學社會學研究的視野，那場沖擊本身反而成為了反思的起點。近百年來，反思、追問、探究，使桐城派的傳統文化發展的必然性和文學史演進的合理性得到證實，由此構筑出“桐城學”的堅碻基礎。

桐城學是層累的學術，層累有其自得性，也有其建構性；自得是合歷史性的自得，建構是合邏輯性的建構，都基于其本然的、內在的秩序。依照這個秩序，地域文化的知識建構方法自然得到應用。而熟悉地域文化研究的學者都知道，在地域文學流派研究中，親族性問題是一個關鍵，或曰一個重要面向。

江南陸明恒有言：“夫鳩家以成族，鳩族以成國。一家一族之文獻，即一國之文獻所由本。文章學術，私之則為吾祖吾宗精神之所萃，而公之則為一國儒先學說之所關。”（《〈松陵陸氏叢著〉序》）這是從傳統文化的思想高度對家族文學研究必要性的透徹闡述。后來錢穆先生說：“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國文化史導論·古代觀念與古代生活》）這一論述與陸氏之言意旨一致，而更突出了家族觀念對于傳統文化觀念和人道思想形成的重要意義。

關于桐城文化家族，方東樹做過初步描述：“明初姚氏、方氏始大，中葉以后，乃遂有吳氏、張氏、馬氏、左氏，數十族同盛遞興，勃焉濬發……至今四五百年，繼繼繩繩，淵源家法，而益大其緒。于是吾邑人文遂為江北之冠，而他名都望縣恒莫能并。”（《桐城鄧氏詩鈔序》）在“數十家同盛遞興”中，姚氏家族傲然卓立，正如柯劭忞稱：“近世占畢之儒，矜言家學，若元和惠氏、寶應劉氏、高郵王氏之經學其尤著者也，獨為詩古文，則桐城姚氏一家而已。”（《慎宜軒詩集序》）而在桐城諸名族中，姚氏家族也許可稱文化生命周期最長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所謂規律，在桐城姚氏家族并不能得到驗證。喬樹櫓（損庵）曰：“國朝自康、雍以來，父子祖孫踵為大儒，著述之多，賡續之二世三世者，或有其人，如桐城姚氏代有著述，歷三百年而未有已，則未之前聞，求之史籍亦罕其匹配。”（李大防《蛻私軒續集序》引）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觀，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觀。可以說，姚氏家族具有鮮明的符號性、象征性，是研究桐城派繞不過去的一座弘嵩峻山，研究近三百年文化史、文學史，對姚氏家族也應該給予充分的關注。

桐城派既是一個文派，亦是一個詩派，錢仲聯師較早提出這一論斷，為新時期學界研究打開了一側大門。而姚氏恰是詩家輩出的名族，與地域詩歌史乃至清代詩歌史之發展關系極為密切。環顧學界可以知道，研究姚氏之文的成果相當豐碩，汪孔豐等學者已有珠玉在前，頗有影響。相對來說對姚氏家族詩歌進行研究者略少，可以拓展的空間較大。溫世亮君當年博士論文便選擇了這一課題，是極富識見的。記得他在安徽師范大學進行博士論文答辯，其導師丁放教授邀請劉躍進先生和我前去參加，躍進給予了高度評價，我作為他曾經的碩士導師，也相當贊賞。近十年中，世亮一直沒有停止對桐城派的研究。該選題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后，他進一步發掘文獻，充實內容，提煉觀點，潤飾表達，新書稿不惟篇幅增廣，面貌也煥然一新，實令人欣慰。

研究家族詩學應該建立起獨特的論述體系，以與研究家族文章之學相區別。世亮在這方面精心覃思，以建立家族詩人譜系筑底，從文人推及文本，進行文學活動敘事，并分階段論述家族詩人在清代不同時期的音聲形態，揭示其在桐城詩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在清詩發展嬗變中影響。這樣的敘事結構，家族譜系與詩學譜目合一，男性作家與女性文人并見，典范詩人與家族群體同頻，既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使全篇脈絡清晰，同時使姚氏家族詩歌發展的復雜性因素和時代性特征得到顯示。如果說，評論一個知識結構的構建，尤其是桐城姚氏這樣的歷時久遠的家族，脈絡清晰是必要性標準的話，揭示出復雜性因素就是進階性的更高要求了。作者正是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使其成為清代地域文學、家族文學研究的新成果，也是清代詩歌史研究的新創獲。當然，對復雜性的探究難說底止在何處，并非對立、統一，起伏、回逆，纏聯、旁通等而已，而且隱藏在復雜性之后尚有規律性存在，這方面書稿自然還有深入的余地，相信世亮今后還會不斷探究，為學界展現新的研究圖景。

古人說：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劉向《說苑·建本》錄師曠語）。我們這一代學者雖有少而好學的過往，如今卻不能不承認炳燭之明的現實。我最早關注桐城派，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年鑒》撰寫《明清詩文研究綜述》時，當時吳孟復先生有研究桐城派的成果，我向錢仲聯師請教如何把握評價尺度，在請益過程中對這一學術專題頗生探求興致。其后雖然受邀參加過一些桐城派學術研究會議，但一直沒有能騰出手、靜下心，專門深究一下桐城派，是很遺憾的。如今一些研究課題等待完成，幾乎不可能“炳燭照桐城”了。尚感寬慰的是，學生蕭曉陽、童岳敏、溫世亮等壯而好學，都下功夫進行過桐城派專題研究，并且均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在這一領域的認知上他們勝我許多。正因為如此，當世亮告知其《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與清詩發展嬗變研究》將收入王達敏先生主編的《桐城派文庫》正式出版，請我作一小序時，便欣然同意了。我很愿意寫下以上文字，推介這份成果，也為桐城派研究略盡鼓呼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