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前，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主要依靠血緣關系維持，門閥士族把持著社會的上升通道，一個人的命運基本上取決于他出生在哪個家族。中唐以后，特別是到了宋代，隨著科舉的興起和發達，寒門士子，也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可隨著科舉考試參加的人越來越多，考中的幾率必然越來越小。而且即便考上了進士，進了官場，因為進士的數量越積越多，普通士人想要在仕途上出人頭地，也是越來越難如登天。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壓力之大，遠超漢唐的讀書人。因為漢唐講閥閱，身份決定命運，個人很難憑自己的努力改變，大家只能認命。而宋代的科舉社會，給了普通人出人頭地的機會，大家有資格不甘心了，可這個機會又越來越小，讓大家又都卷得厲害。宋代讀書應舉的人之多，以至于哪怕是在鄉野荒州，也有許多人做著鯉魚跳龍門的美夢。如何讓士人們在絕望中看到希望，算命術對他們而言，就是最有效的心靈安慰。

一

為了緩解對前途的擔憂以及內心的緊張感，士子們在考試前都會去請術士給自己算一下命，很多術士發現這是一個發大財的商機。據說宋代開封城中的“賣卜者”，最賺錢的地方就是“舉場”。舉子每逢大考，都要跑去算下命，算命先生們則是采取專挑好話說的策略贏得士子們的青睞——“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就是只要問這場科舉中還是不中，得到的回答都是必中。這樣“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于是生意爆棚。當然，這種投其所好的“騙術”比較低級，也就是給士子們一個心理安慰，算命先生表面上收的是算命錢，實際上收的是“心理咨詢費”。

更高明的術士，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參加考試的人多，錄取率很小，如果見人都說必中，那么只能是“一錘子”買賣，因為畢竟考完之后，還是落第者居多嘛。事后覺得他算得不準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其口碑自然會越來越差，這錢就不好掙了。

后來有位術士發現，與其討好士子們，降低自己預言的命中率，還不如“凡有人問，悉曰不得”。這真是天才的辦法，考完之后，考不中的占絕大多數，事后大家一想，覺得這個算命先生算得就是準，算命技術就是好，而且為人還耿直，敢于說真話。于是，他的人設一下子就立起來了。從此以后，他成為著名的卜者，并靠這個賺得盆滿缽滿，“終身饗利”。被譽為現代最早發現“石油”的人沈括，后來也發現了這個秘密，并把這個事情寫到了他的代表作《夢溪筆談》里。

其實對于大多數考不上科舉的士人，相信命運的安排，也是一個不錯的心理安慰法。宋人陸九韶曾說：“世之教子，惟教之以科舉之業，志在于薦舉登科，難莫難于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于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

接受了命運的安排，有的人就可以及時從科舉中抽身，不致把一輩子的幸福都耗在科舉之上，失去人生之樂趣。如南宋時出身明州大族的周伯范，他經過一次科舉失敗后，就認定自己沒有中舉的命，于是決定放棄科舉——“一舉不遂，即棄舉子業，一意世學，翻經閱史，幾不釋卷。以為名第有命，不可強求，不墜家聲足矣。”此后他“經理家務，井井有條”，日子過得也紅紅火火，還有余力出資救助窮苦，修橋鋪路，成為遠近之間受人愛戴的鄉賢。（[宋]樓鑰：《攻媿集》卷一百九《周伯范墓志銘》）

二

士人們需要從算命中獲得精神支持，而宋代以算命為業的人又很多，恰恰可以提供這種服務。王安石說，當時以算命為生的人，全天下恐怕數萬人不止，這還不包括京城開封的人數。這一行在開封的從業者數量巨大，光開封一地，就“蓋以萬計”。王安石發現他們中，有“挾奇術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知名的算命先生，住豪宅、穿華服，吃香喝辣，不亦樂乎！

他分析說，京城中之所以算命生意這么火爆，是因為有些人缺什么就想什么，常言道，“渴者期于漿，疾者期于醫”，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文人士大夫讀書應舉，也是為了升官發財，沒當官的，想當官；當了官的，還想當大官；當了大官的，又怕當不長。這些人怕這怕那，想不明白就會擔驚受怕，遇事就會拿不定主意，這時就巴不得有人來幫忙做決定，正所謂“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文人士大夫熱衷于算命，是因為“以彼為能決”，當他們沒法用日常生活的經驗和智慧做決定，就只能求神問卜了。（[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汴說》）

宋人有“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的說法（[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科舉時代帶給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困境，還不止科舉考試本身的問題。即便他們考上了進士，做了官，官場的風波，也是他們難以預料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舉給予文人士大夫最大的福利，可是當官也不一定能夠富貴榮華一生。今夜高朋滿座，明朝妻離子散，也是宋代許多達官貴人的常態。

邵伯溫與長安術士張衍有些交情，為人忠信、識道理，算命之準，令人拍案稱奇。據說在章惇、蔡確還在當縣官的時候，張衍就給他們批命說二人必能當上宰相。作為術士，張衍最厲害的還不是算得準，而是意識到身處新時代的士大夫命運無常，有些人即便是有大富大貴之命，也難以善終。他說：“古者貴人少，福人多；今貴人多，福人少。”簡單地說，就是貴人有大富大貴的命，但所得的富貴能享受多久，并沒有保障，對他們而言，難的是善始善終。

為什么呢？他告訴邵伯溫：“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于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六）這是他在官場多年觀察下來的經驗之談。

如何理解張衍的話呢？他的意思是，以前的士大夫，好的命格是層次分明的：命最好的，當宰相，位高權重；稍次一點的，可以當翰林學士等清要之職；再次一點，就只能當九寺三監的長官；最次的一等，也可以當路級和州級的地方官。這是因為以前人當官是循序漸進的，整個官僚隊伍里面，最后能混到金字塔頂端當上大官的人不多。這就是貴人少的原因。大家即便按部就班地當官，也能各自混到一定的級別，吃喝不愁、安享晚年，不是什么難事。

可是現在的士大夫所在的官場，已經完全變了個樣子，現在當大官的機會比以前多了，升官也比以前快了，甚至得到破格提拔的機會也多了。昨天還是小官，今天便當大官，但是沒過幾天，又被彈劾罷官，當官純屬是過過干癮，對自己和家族都沒什么好處。因為當大官這種大富大貴的命，都是暫時的，自己的富貴難保長久，子孫的福祿也沒有保障。大起大落的富貴命，到最后不過是空歡喜一場。

張衍從八字命理之說的角度解釋說，這是因為現在的貴命，多是靠著“刑殺”才得的富貴，所以難以持久，過不了多久就會招來災禍。八字命理中所謂的“刑”，指的是八字中地支之間出現互相傷害的情況，如寅刑巳，巳刑申，刑害又有無恩、無禮之分，如寅刑巳，巳刑申是為無恩。《三命通會》的解釋是：“蓋寅中有甲木刑巳中戊土，戊以癸水相合為要，則癸水者，甲木之母也，戊土既為癸水之夫，乃甲之父也，彼父而我刑之，恩斯忘矣”。

八字中有刑害，對命格必有損傷，本不是好事。但在某些情況下又會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即“相刑遇貴”，如“寅刑巳，巳刑申，庚辛逢寅是貴人”。有的時候，刑帶三奇、貴人、天德，則貴不可言，正所謂“三刑之位帶三奇，天乙兼得在日時，刑若等分干遇德，官居極品定無虧”。

所謂的“殺”，指的是“七殺”，又名“偏官”，是八字中的天干出現陰陽不相配的情況，本為兇命之格。宋代徐子平所著的八字命理著作《淵海子平》中說：“夫偏官者，甲木見庚金之類。陽見陽，陰見陰，乃謂之偏官，不成配偶。”命中帶七殺，易招橫禍。但如“制伏得位，運復經行制伏之鄉，此大貴之命也”。總的來說，以刑殺得來的富貴，是有些兇險的，來得快，也去得快。也就是張衍所說的“貴人多，福人少”。

三

時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人不同，命也不同。這個故事里，隱隱約約體現出算命術也要有與時俱進的覺悟。張衍的觀察并非特例，很多算命先生都發現了這個問題。

南宋初年的張端義說，近年來，臨安的老年術士以前因為算命算得好，賺了不少錢，現在生意都不行了，因為老了之后，他們就算不準了。但年輕一輩的術士，算命又都算得準，他們生意好得很。有一次有個老年術士問年輕術士，說：“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事情就是這么奇怪，大家都是用的同樣的方法算命，為什么之前靈，現在就不靈了呢？

年輕的術士回答說，那是因為：“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沖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為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

八字算命，以生辰干支的五行生克構造所謂的吉兇禍福，所謂祿、貴、生、旺，即是五行配合得宜的。如“祿，爵祿也，當得勢而享，乃謂之祿”。具體的看法是，“十干就支神為祿，謂祿隨旺行，所以甲祿寅、乙祿卯”之類，以“甲祿寅”為例，“甲見丙寅，甲土克丙水財，為福星祿；戊寅火土相生，為伏馬祿，俱吉。”（[明]萬民英：《三命通會》卷三）

祿、貴、生、旺的看命法，是正常的貴命看法，以前的算命先生看命，就先看一個人的八字中有沒有祿、貴、生、旺的格局。但年輕的術士卻認為，老年術士算命的方法，用的是面對正常世道、正常人情況時的算法，可現在世道不古，人也不正常，所以之前那套算法就不管用了。

八字命理學中，刑殺沖擊本來不是什么好事兒，但正如前面那個故事里所講那樣，理論上“刑殺”也可以構成貴命之格。前文已解釋過，所謂刑殺乃是八字理論中的地支相刑和天干相殺，而非這個年輕術士所說當官的一天就是抓人殺人，以此搏富貴。當今士大夫，要多帶刑殺沖擊，才能成貴人之命的說法，顯然是借題發揮。他這么說，是在諷刺當今的士大夫只有心狠手辣，才能升官發財。

文人士大夫從小讀圣賢之書，儒家本來的道理，是“用舍無預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士大夫面臨選擇困難的時候，應該以義理為準繩，用算命的方法決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方向性的錯誤，是“貪冒無恥者”用來自欺欺人的托詞罷了。朱熹說什么事情該做，什么事情不該做，“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儒家所謂的圣人，是不把功名富貴放在心上的，而是要以“義”為先，“圣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于所遇也。”

朱熹舉了孔子著名的弟子顏回的例子，他說：“如顏子之安于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顏回就不會去算命，因為他只做義理上該做的事，至于個人的功名富貴，從不在他考慮的范圍之內，所以他能做到“安于陋巷”。換句話說，只有那些一心追求升官發財，把圣賢理想都忘得一干二凈的士大夫，才是最迷戀算命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