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訓蒙，須講究。

詳訓詁，明句讀。

為學者，必有初。

小學終，至四書。

《三字經》從這一段開始介紹如何教孩子讀書。

凡是教誨小孩讀書，必須講解義理，考究事實，既要詳細解釋每個字詞的意思，又要跟他們講明白應在哪個地方停頓斷句。讀書學習，必須要有一個好的開始。首先要學習一些基本禮節和啟蒙知識，然后再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訓詁”是解釋古書中字詞的含義。古人講究“明句讀”，今天則使用標點符號。古代的句讀符號沒有這樣精密的分工，可也不能說古代沒有標點符號。甲骨文中以鉤識號、線條、間隔號來分段；秦漢的簡牘用大中小圓點、圓圈、黑三角、黑方格等來劃分篇章。但這些嚴格說來，并不是句讀符號。

當時學童拿到的儒家經典，肯定是不點斷的。老師考學生，一項重要內容叫做“離經辨志”。辨志，相當于現在的概括主題思想；離經，就是要求學生默寫經典時，把句子和句子隔開。這是古時小學生的功課，說起來容易，其實并非易事。

古代圣賢書沒有標點，因為崇古，后來的人著書也拒絕使用標點，到了唐代，作書的人仍然沒有給自己的作品加句讀的習慣。

到了宋朝，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宋代是知識爆炸的時代，文字作品前所未有得多，需要提升閱讀效率，“標點”就在這時開始普及。“標點”這個詞，就是在宋代出現的。《宋史·儒林傳·何基傳》中有這樣一句話：“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但如何用標點，很長時間沒有規范。

近代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和西方接觸，當然也就發現了西方的標點符號，之后在一波波現代化社會變革中，西式標點和傳統的句讀符號相融合，逐漸發展出現代漢語自己的標點符號。

總體而言，現代漢語的標點體系算是西體中用，基本框架是西方的，但保留著一點傳統的句讀符號，也有一些富有中國特色的改造。表示一句結束的符號，沒有用西方的實心句號，而用了中國自己的空心句號，句號這個名詞也是祖宗傳下來的，但句子中間的停頓，按照傳統應該是頓號，逗號是古代沒有的。嚴復先生提出一個特別精妙生動的說法描述逗號：“逗，若豆之勾萌。”逗號這個名詞，是國產的，“句讀”也可以寫作“句逗”，符號則用了西方的。

問號和感嘆號這兩種符號中國古代是沒有的，是在近代中國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在充滿困惑而情緒激動的時代被迅速接受的，而且極受歡迎。魯迅、郭沫若那時的詩文里，問號和感嘆號——尤其是感嘆號曾被大用特用。省略號也很受喜歡，因其形狀如流星墜地，當時許多文章讀下來，真有看了一場流星雨的感覺，喜歡表達“此句未完”的人，要是能發現還有省略號的存在，定是相見恨晚的。

古人學習，十分強調循序漸進，必須由淺入深，從學習一些啟蒙知識開始。

那時候的兒童大約八歲入小學，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一些基本禮節，學習音樂、射箭、駕駛車馬、書法、數學等方面的知識，懂得關心親人、尊敬長輩、善待朋友的道理。南宋的朱熹、劉子澄編著了一本蒙學書叫做《小學》，分為內外篇，內篇摘選儒家經典，外篇輯錄歷代古人的嘉言善行，對古代的啟蒙教育影響很大。《小學》詳細規定了初入學者學習的具體內容，強調兒童從小就要進行良好的道德行為的訓練。

小學之后，才開始學習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都是先秦文獻，但它們組合在一起稱為“四書”，以至于成為儒家最核心的經典，則是宋朝的事情。

宋朝不愧為最有文化的時代，經歷了魏晉亂世后，儒家學者不只解決社會問題，還要解決宇宙、人生方面的困惑，他們奮力重塑核心價值觀，奪取輿論陣地，認為采用的文字貴精不貴多，道理要高端純粹，表述要生動親民。宋儒對古代經典進行遴選，選擇了《論語》，因為上可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下可以走入尋常百姓家；選擇了《孟子》，因為看到了其中的“浩然之氣”，足以化解“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的困境；從《禮記》中挑選出《中庸》和《大學》兩篇，因為《中庸》“探賾索隱，欲極微妙之致”的風骨，又因為《大學》提供了一套簡明而完整的自我修煉流程，“三綱領”、“八條目”作為初學入德之門，真是再合適不過了。這樣，《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個重要性超越五經的新組合也就橫空出世了。朱熹曾說過，“《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是打禾為飯。”學習儒家思想，當然要看四書了。

《三字經》寫于宋末元初，王應麟是南宋大儒，朱熹是他的導師，自然他是最崇尚宋朝蓬勃而起的四書熱潮之人。“小學終，至四書”，體現了一代宋儒了不起的教育思想和教學藝術，他根本不會想到，這幾句話也給我這位60歲才開始讀古代經典的人搭了一個好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