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凱先生的遺著《古籍版本十講》經由向輝整理，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全書分十講，分別介紹了宋、金、元、明、清刻本以及活字本、抄本、批校本、叢書的鑒賞與收藏，最后論述了古籍的初印與后印，還談到了古籍的價值與收藏觀。通過本書我們可以體會到楊先生深厚的版本學素養，楊先生用大量的實例讓我們明白應該如何學習版本學。

當代有代表性的版本學家

楊成凱先生收集古籍時間長，經驗豐富。倘若沒有經眼各種類型的古籍，我們就不能對古籍的一些特殊現象進行解釋，也就不能正確鑒定古籍的版本。我們鑒定古籍，除了要看它的外部特征外，還需要在內容上取得旁證，這不是只靠數據庫就能解決的，勢必要博聞強識，才能夠提供有力的證據。而楊先生對古籍內容有精深的研究，往往能提供別人注意不到的證據。

另外，他善于捕捉古籍版本的特殊性，發現不同印本之間的不同線索。古書上的一些現象，一般人不注意，經過他的闡釋，就構成了證據。楊先生不僅是藏書者，更是讀書者和研究者，因此他特別注意版本的先印與后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就很重視古籍的先印后印，但對于內容的挖改修補注意不夠。楊先生之所以重視先印后印，是因為不同印本之間文字會有差異，而文字的變化會影響對古籍內容的閱讀與理解。楊先生對古籍版本和內容的學術研究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清代以來，這樣的學者還有阮元、張元濟、張宗祥、謝國楨、黃永年等人。

中國歷來有收藏專門古籍的傳統，如李開先對詞曲類古籍的收藏，謝國楨對晚明史籍的收藏。楊先生則收藏了大量的詞學古籍，這在本書所舉的例子中有集中體現。楊先生不在大圖書館工作，在經眼大量古籍這個問題上，也許不占太多優勢。但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他所達到的高水平，在當代是屈指可數的。楊先生在繼承中國版本學的優秀傳統方面做到了忠實而深入，又通過縝密的思考和對規律的總結提出了創新性的理論和方法，對文化傳承發展有重要啟發。可以說《古籍版本十講》是代表當代前沿水平的版本學專書之一。

版本學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的典范

楊成凱先生能將版本學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因此本書有如下特色：

重視版本的先印后印。本書第十講專門講古籍的先印后印，除此之外，其他章節中涉及這個問題的實例也比比皆是。如楊先生指出雅雨堂本《唐摭言》有初印本和修版重印本之分，蔣光煦使用朱彝尊藏本校初印本《唐摭言》，而葉德輝指出蔣校有誤，實際葉氏所用乃后印本，二人不察，遂致南轅北轍（第429頁）。正是因為關注先印后印的問題，楊先生也糾正了學界一些流傳已久的謬誤。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引鄭德懋《汲古閣刻板存亡考·四唐人集》下云：“相傳毛子晉有一孫，性嗜茗飲。購得洞庭山碧羅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獨患無美薪。因顧《四唐人集》板而嘆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此故事頗具傳奇色彩，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因此后世學者爭相引用。可是據楊先生考證，此事純系訛傳，《四唐人集》的書版與《詩詞雜俎》后來同歸吳門寒松堂，今有寒松堂印本為證（第208、223頁）。

重視詞學文獻。楊先生在詞學方面收藏了不少珍貴典籍，有很高的詞學造詣。因此本書中楊先生列舉的例子有很多是和詞學文獻相關的。如清光緒十九年王鵬運四印齋影宋刻《花間集》，“學界皆信為影宋善本，其實王本行款時有更動，文字更多出入，所補缺葉既無說明，也不可據，稱之影宋，未免厚誣此本。”（第61、248頁）又如“雍正三年（1725年）項絪群玉書堂刻《絕妙好詞》出自康熙柯氏刻本，由于校勘粗疏，多有訛誤。厲鶚、查為仁不察，據以作箋。”《絕妙好詞箋》乾隆以來一再翻印，以致項本的一些錯誤沿襲至今，學者不可不知（第282頁）。

我們應該如何學習版本學

《古籍版本十講》運用大量實例向我們展示了學習版本學的門徑，給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發。具體可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多見舊本，仔細比勘。楊先生說：“如果沒有盡見各本，沒有認真比勘，我們的認識就總是會有一定的局限。”（第39頁）如《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存世的至少有三種印本，由于目前難以將三種印本放在一起對比，所以這三種印本之間的關系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但楊先生在給張麗娟的信中詳細介紹了判斷三個印本是否為同一副版片的方法與經驗：“仔細比較版片斷裂情況和字體細節……要多看一些葉子，因為后印時很可能有補版，要排除補版的干擾，如果是同一副版片，只要各卷第一葉沒有換版，那么更改署名處字體必有特殊：可能顏色不同，往往墨色深，也可能字體有差異，或有歪斜現象。”（第266頁）這些經驗之談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二、認真讀書，做好記錄。楊先生說：“不僅要看書的表面特征，還要看書的內容。每看到一部書，必須認真地翻閱一遍，記下內封面、目錄、序跋、刊記等要點，而且要注意各卷開頭處署名方式，何人撰、何人校、何人刊都是重要的資料。”（第27頁）如楊先生說武英殿內聚珍本《詩總聞》卷九第10頁第5行“凡風雅頌”中“雅頌”二字剜補，第11頁第8行“左氏必已經改”，“必已”二字剜紙粘補（第305頁）。這種細節的觀察是值得學習的。

三、多讀題跋，積累經驗。對于我們一般人來說，現在已經不容易見到線裝書，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積累版本學的經驗？楊先生指出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書目題跋。（第457頁）楊先生編過《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因此本書在利用書目題跋的有關線索方面是很有特色的。他在本書中經常引用的如《天祿琳瑯書目》《黃丕烈藏書題跋集》《思適齋書跋》《愛日精廬藏書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經籍訪古志》《儀顧堂題跋》《楹書隅錄》《日本訪書志》《善本書室藏書志》《滂喜齋藏書記》《傳書堂藏書志》《郋園讀書志》《書目叢刊》《校史隨筆》《文祿堂訪書記》《藏園群書題記》《嬰闇題跋》《中國版刻圖錄》《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西諦書話》等，皆是治版本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另外，楊先生提到《書林清話》和《藏書紀事詩》也是年輕同道的必讀書（第40頁）。需要說明的是，現在網絡上公布有大量的古籍版本圖像，但我們依然離不開前人撰寫的題跋，唯有結合題跋，按圖索驥，我們才不至于在海量的古籍圖像面前不知所措。

四、多聞闕疑，慎言其余。楊先生在書中不止一次提到這句話。楊先生指出《四部叢刊初編》所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三家文集著錄為元刊本，其實都是明刻本。其中典型者如韓集刻書告白署年戊辰，若按元刊本計算，則是元天歷元年刻本，傅增湘將其歸入明刻后，很多書目又著錄為明洪武二十一年刻本，但后來發現同版本柳集卷前有“正統戊辰善敬堂刊”陰文刊記，由此判定韓集亦是正統戊辰刻本（第166—173頁）。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是版本學大家也有判斷失誤的時候，因此需要謹慎小心。

本書編排謹嚴，注釋詳明，但在整理方面也偶有值得斟酌之處。

比如第304頁提到“清乾隆《御選唐宋文醇》和《御選唐宋詩醇》有江西崇仁謝蘭墀朱墨藍綠四色套印本”，作者原稿又引《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說“《唐宋文醇》‘近年江西謝蘭墀擺板，亦用五色套印’，《唐宋詩醇》‘又有擺字套印本’。”整理者認為同一部書前面說是四色，后面說是五色，難以判斷是非，遂將后句改為“《唐宋文醇》有謝氏套印本，《唐宋詩醇》還有擺字套印”。這樣雖然消弭了前后的矛盾，但謝蘭墀擺印本《唐宋文醇》和《詩醇》究竟是五色還是四色套印？這個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范景中先生曾見過謝蘭墀擺印本《唐宋文醇》，是書“正文用墨印，墨點用朱印，御評用黃印，朱子評用朱印，各家評用藍印，實為四色套印”。至于《唐宋詩醇》，范先生認為是木活字五色套印。其主要依據是《詩醇》凡例云：“評語悉準《唐宋文醇》之例，色別書之，但其中有援據正史雜說用資考訂疏解者，與古今人評詩之語義各有在，《文醇》未經區別，今于藍筆之外，另作綠筆書，以便閱者，燦若列眉。”按照凡例的說法，《詩醇》在《文醇》朱、墨、黃、藍的基礎上又加了綠色，由此可知是五色套印本。實際上《唐宋詩醇》中并無康熙御評，因此未用黃色。湖南省圖書館藏有一部謝蘭墀擺印本《唐宋詩醇》，八冊，四十七卷全。我們委托張諾丕同學代檢全書，亦僅朱、墨、藍、綠四色而已，由此可知楊成凱先生所說四色套印本是正確的，而《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著錄的五色套印本恐不可信。

基于以上的認識，我們認為編輯者在編輯原稿的時候，可以保留《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中的“五色”，然后在注釋中說明相關情況。這樣處理對于讀者或許更有益。

（作者：杜澤遜，系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教授；隗茂杰，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