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作家越來越多地在公開場合露面，積極投身于自我形象的塑造中，除了參加讀書沙龍、講座、朗誦等與文學相關的活動，還參與錄制綜藝節目和直播、脫口秀等網絡節目。劉震云、余華在綜藝節目上妙語連珠，莫言在直播間里風趣幽默，梁曉聲、麥家真摯分享人生感悟，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家正通過展現鮮明個性的形象來幫助文學走向大眾。

作家形象建構的風潮最早是從青年人開始，在紙質媒體繁榮的年代，他們以照片作為呈現方式。20世紀90年代文學期刊、出版社推出了一批“70后美女作家”，將關注點引向她們時髦靚麗的外表和無所顧忌的文風。很快掌握了流行風尚的“80后”作家主動進行自我形象的建構，展現出一種叛逆、憂郁、殘酷又青春的風格，迅速脫穎而出。春樹身穿紅肚兜亮相簽售會，以離經叛道的姿態登場，背后代表著一個被命名為“另類”的新興群體。郭敬明成為自己作品的模特，像是一個從童話世界里走出來的精致王子，散發著一種孤獨的自戀氣息。張悅然有著一種不符合她年齡的成熟，形象充滿著華麗的戲劇感。他們個性的形象經由媒體傳播，不光促進了作品銷量，也成為年輕人模仿的對象。

等互聯網興起，“80后”作家開始打造自己的人設，一面凸顯著某種個性姿態，一面通過情感聯結把作者、人物、讀者重疊為一個整體，引發共鳴。但這種人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韓寒努力凸顯著反叛者的姿態，但楊慶祥尖銳地指出韓寒不過是借助輿論的力量來滿足一種即時性的發泄欲望，難以推動社會和文化進步。郭敬明最初的人設是“長不大的孩子”和“來自縣城的文學青年”，激發讀者的情感帶入、陪伴讀者成長。但當“郭敬明”成為一個耀眼的文化符號，他的人設也越來越復雜，扮演著作家里的藝人、藝人里的作家，商人里的文化人、文化人里的商人，每個角色都不純粹，有時還會呈現一種分裂狀態，對于奢靡生活的刻意呈現和盲目自大的性格使他和讀者漸行漸遠。

到了新媒體時代，“90后”作家將創作變為一場“事件”，在事件中凸顯作家的鮮活形象。杜梨在英國獲得英語現代文學和創意寫作碩士,回國后就業之路卻屢屢遭遇挫折，創作熱情被逐漸消磨。直到有一天她得到去頤和園上班的機會，她將在頤和園工作的經歷寫成一篇非虛構《在頤和園，我為人民服務，人民千姿百態》，其中既悉心觀察人物又坦陳自己的困惑，迅速火出了圈。在一次圖書市集上，一個只賣一本書、僅有一塊展板和一只熊貓玩具的攤位引起人們注意，攤位的主人薛超偉是復旦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的碩士，他以一個人的孤獨姿態售賣自己的作品《隱語》。活動結束后薛超偉將擺攤的經歷寫成文章《我一個社恐，擺攤賣書居然賣出300本！》，記錄從第一天只賣出去9本書到周末賣出300本書的過程，也描繪他如何進行心理建設，從羞于與人交流到收獲很多鼓勵。這些創作之外的“事件”及圍繞事件進行的再創作，分享著年輕人的喜怒哀樂。

和青年作家追求“統一感”“共鳴感”不同，傳統作家呈現出一種和作品的反差感，打破過去嚴肅、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展現出幽默睿智、接地氣的一面，讓讀者驚呼“原來你是這樣的人”“原來作家可以這樣”，拉近彼此距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余華，余華的作品以冷酷、暴力、渲染人生苦難為風格，而他本人則風趣幽默，玩世不恭間消解了沉重。他的視頻在網絡流傳甚廣，展現出了極強的綜藝感，被稱為“喜劇人”“被寫作耽誤的段子手”，為人們奉獻了許多爆笑的名場面和梗，被戲稱為“把悲傷留給讀者，把快樂都留給了自己”。總以一副嚴肅面孔出現的莫言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段子手”，但風格偏冷幽默，在《收獲》雜志65周年慶典上，余華和莫言有一場對談，講述兩個人共同走過的三十余年創作歷程，莫言幽默地表示余華并非自己的對手，也從來沒有形成威脅。這經典一幕被讀者戲稱為“文學史上的對決”“文壇大佬互懟”，成為熱議的焦點。

年長一輩的作家有著豐厚的人生積淀，擅于扮演人生導師的角色，相較青年作家的姿態呈現，他們更側重人生、文學經驗的分享，給予讀者啟發。《我在島嶼讀書》里作家們回顧創作之路、分享閱讀經驗，碰撞出精彩的火花，當他們動情地懷念起文壇老友史鐵生時，場面令人動容，一部生動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徐徐展開。麥家在直播間坦陳頻繁退稿曾讓他備受打擊，但那些失敗經歷也不停地敲打、錘煉著他，最終造就了他能堅守、忍受失敗的鋼鐵品質。而童年的不幸讓他更早地去審視人性的明暗、在寫作中真實地抵達人性。傳統作家一改過去神秘、精英的形象，主動走到讀者面前，分享文學之于人生的意義。

作家的人設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媒體、讀者的反饋和當時的文化氛圍不斷進行調整。當下文學創作所以會變成事件、作家成為事件里的人物，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短視頻的時代，整體性的世界被切割為一個又一個碎片，人們習慣了場景化、情緒化的表達，相應文學也變得越來越景觀化、作家變得越來越角色化。

作家人設的建構也離不開讀者的參與。讀者除了開啟共情機制，還把作家、作品里的人物、自我重疊為一個整體，鍛造出新的身份認同，文學閱讀也由此變成一種創造性的實踐。曾經郭敬明的讀者聚集在他的官方論壇，把私人的文學閱讀變成了集體性的文學生活，年輕人之間形成一種緊密的聯結感，他們不光購買書籍、閱讀郭敬明的日記，還和論壇里的作家、讀者互動，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認可、彼此安慰。等到陳春成和《夜晚的潛水艇》出現，接受群體變成了更加個性、自我的“Z世代”，他們在陳春成身上傾注了太多的自我，同樣是理科生、從事和文學毫不相關的工作，同樣從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同樣能對日常生活里的尋常事物展開想象，也同樣不被理解。陳春成在枯燥乏味的生活里依然能產生生命的狂想，以構建一個幻想世界來抵抗現實世界，這正為年輕人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用想象和創作來安頓身心、重構人生。那些在現實世界里感到不被理解的年輕人也通過作家作品得以相遇，共同尋找人生的豐富可能。

作家打造人設是否有助于文學走向大眾？答案是肯定的。借助新媒體，作家不光能生動詮釋創作理念、激發閱讀興趣，還改變了過去高高在上的姿態，流露出真性情的一面，讓讀者感到親切。青年作家凸顯的是個性和共鳴感，像朋友一樣陪伴讀者成長，中年以上作家則像長輩一樣循循善誘，帶給讀者人生的啟發。但作家打造人設更多是提供讓大眾靠近他們的契機，不該以犧牲掉身上的獨特光暈為代價，也不該把自我形象凌駕于文學創作之上，讓“文學”只是一件華麗的外衣。作家的生活還是應該緊密圍繞著文學，首要任務仍是創作出優秀、打動人心的作品，過于娛樂化會導致大眾很難以嚴肅的心態看待他們，也消解了文學的崇高性。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