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茶是現代人極其普遍的生活習慣，作為各國人民的飲品，說茶獨占鰲頭也不為過。人類飲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蒙昧的新石器時代，早于文字的形成，只能從傳說中尋覓其痕跡。陸羽在《茶經》中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皆飲焉。”可見唐朝人認真思考過飲茶的歷史，陸羽寫《茶經》時，就已上溯到神農與周公。說飲茶始于神農，根據的是《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然而《神農食經》是漢朝儒士托名神農的著作，書中記載的當是歷代口耳相傳的故事。神農作為“文化英雄”載入史冊，是神話演化成歷史的現象，并非實有其人；神農發現茶有藥用，是古人在創造文字之后，把農作物的始源歸諸神話人物的歷史理解，就和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夸父取火、后羿射日等一樣。不過，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飲茶肇始于遠古的中國，乃是不爭的事實。

對人類飲茶的起源，在古代文獻中，只能找到神農的神話，他親嘗百草時發現了茶。而歷史資料明確顯示，人工種植茶樹并廣泛飲用，在上古晚期，相當于戰國秦漢時期。漢宣帝時期王褒寫《僮約》，要求僮奴“牽犬販鵝，武陽買茶（荼）”，以及揚雄在《方言》中所說“蜀西南人謂茶（荼）為蔎”，算是比較可靠的文字資料。晚到漢朝，當然不能算作人類飲茶起源的上限。研究上古的歷史，二十世紀以來，有了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實物資料。尤其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嚴謹精密，技術先進，發現人類聚落的生活遺存，探知食衣住行的蛛絲馬跡，都能運用科技實證的手段。通過對炭化作物的類別屬性進行鑒定，可以確認其中是否隱藏著飲茶的痕跡。

在2004年至2011年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山茶屬茶種植物的樹根遺存，這將中國開始種植茶樹的歷史由過去認為的距今約三千年前，上推到距今約六千年前。也就是說，余姚的田螺山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最早人工種植茶樹的地方。

不過田螺山遺址考古發掘中出土的山茶屬茶種植物的樹根遺存，只能證明存在人工種植茶樹的現象；同期發現的陶壺，有可能作為茶飲之用，不能確定茶是否廣泛流傳為飲品。近年的考古發現則可證實，至少在戰國秦漢時期，飲茶的習慣已經流傳到華北，甚至遠播到青藏高原一帶。入選2014年度“中國考古十大新發現”的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在海拔約四千五百米的高原上，發現了茶葉的遺存，距今約一千八百年。這個考古發現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在阿里這樣的高寒地區是不可能種植茶樹的，所以茶葉必定從青藏高原的東部轉運而來，其原產地很有可能是巴蜀一帶。霍巍在《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發表《西藏西部考古新發現的茶葉與茶具》一文，從考古學的角度揭示了漢晉時代阿里地區的墓葬中，已經有茶和茶具的遺存。這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認知，大體可以確定，相當于中原的漢晉時代甚至更早，已經有一定數量的茶葉進入西藏。這些茶葉進入藏地的路線與途徑，可能與后來唐蕃之間通過“茶馬貿易”，將四川、云南、貴州等漢藏邊地的茶葉輸入藏地的傳統路線不同，當是利用了早期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進而南下阿里高原，與漢地的絲綢等奢侈品一道，行銷至西藏西部地區。茶葉作為商貿產品，轉販到阿里，成為藏族先民的飲品，結合王褒所說“武陽買茶（荼）”，可知兩千年前茶葉作為經濟作物，其販運的規模應是相當可觀的。

1998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現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學家在漢景帝陽陵東側的外藏坑中，發現了一些樹葉狀的東西。多年后，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利用質譜分析法對其進行研究，發現這些葉子竟然是茶葉，而且是頂級品質的茶芽。漢景帝死于公元前141年，由此推斷，外藏坑出土的茶葉距今至少兩千一百五十多年了。這項研究成果于2016年在英國《自然》雜志下屬的《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上發表，確證飲茶是西漢初年的生活習慣。近來山東大學的考古團隊發表《山東鄒城邾國故城西崗墓地一號戰國墓茶葉遺存分析》一文（《考古與文物》2021年第5期），證實從山東鄒城邾國故城西崗墓地一號戰國墓出土的原始瓷碗中的遺存，為煮（泡）過的茶葉殘渣，這比陽陵外藏坑發現的茶葉實物又提前了至少三百年，從而證實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的推斷，戰國時期已經有廣泛的飲茶習慣。

人類飲茶的起源雖然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但在戰國秦漢之前，茶樹種植與茶流傳、飲用的情況，仍如一團迷霧。我們比較確定的是，人工種植的茶樹主要位于長江以南，也就是陸羽《茶經》所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而田螺山遺址出土的山茶屬茶種植物的樹根遺存，反映了時人怎樣的飲茶狀況，是否廣泛流傳，尚且未知。要再過三千年，即戰國秦漢時期的北方出現茶，我們才能確定飲茶的風俗已經由南至北，普遍流傳。既然地處西北的漢代墓葬中出現頂級茶芽，西藏阿里也有茶葉輸入，可知出產茶葉的南方地區，飲茶一定更為普及。王褒在《僮約》里說的“武陽買茶（荼）”，明顯透露出茶葉作為商貿產品的情況，是以四川為集散地的。結合考古發掘出土的實物資料與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的推斷，茶樹的人工種植，進而使茶葉成為經濟作物，應當始源于西南地區，以巴蜀為中心。至于秦漢到魏晉時期的飲茶方式，文獻無征，大概還是比較原始的煮湯辦法，一如皮日休在《茶中雜詠詩序》中所言：“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也有可能加鹽或姜同煮，作為茶葉菜湯或藥湯飲用。

漢代的茶葉種植區，從巴蜀逐漸拓展至荊楚一帶，到三國時期，江南和浙江一帶普遍種茶。飲茶的人隨之明顯增多，不再局限于少數統治階層，變成江南士大夫的日常待客之物了。根據三國魏張揖《廣雅》所記，“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之。其飲酲酒，令人不眠”。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生煮羹飲，在采茶后也制成茶餅，那些芽葉較老的要加入米膏黏合，以利保存。飲用時，先將茶餅炙烤成紅色，再研成末放置在瓷器中，煮水澆覆烹煎，同時放入蔥、姜、橘子之類來調味。可見飲茶的研末煎點方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流行開來，而加果加料的飲用法，顯然考慮的是茶湯的味覺口感或養生藥用；這與陸羽強調的純粹茶湯不同，顯示茶飲的“史前”階段，并不提倡茶的本色，也不像陸羽那樣，倡導茶能引發精神德行的特質。

我們必須認清，人類飲茶的歷史與茶樹最古的源頭不是一回事，一則是人類生活因飲茶發生變化的文明進程，屬于人類的歷史；一則是古植物學的探源，屬于自然界生物演化的歷史，其起源、發展可以與人類生活及物質文明無關。有些人混淆了人類飲茶歷史與古植物學歷史，大肆宣傳古茶樹的起源地或在印度，或在緬甸，或在中國某地，好像發現了古茶樹的遺存，就能證明人類飲茶的起源。這種越界與跳躍，不但顯示出邏輯思維的混亂，還揭示了邏輯思維混亂背后的動機，或是為了宣揚某地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或是為了特定的商業利益，總之與人類飲茶的歷史無關，反倒是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實物資料，不斷刷新著我們對人類飲茶起源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