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秘魯正在慶祝“雅瓦爾節”，節日的主要活動是兀鷹斗牛。“雅瓦爾”是克丘亞語“血”的意思，故又稱“血的節日”。這個歷時十天的節日在7月28日秘魯國慶日達到最高潮。本文主角阿格達斯就是以此為背景，創作了長篇小說《血的節日》。

何塞·馬里亞·阿格達斯（José María Arguedas）是拉美文壇最為重要的作家之一，是秘魯土著主義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他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馬里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和人類學家巴爾卡塞爾（Luis E.Valcárcel）的深刻影響，堅信印第安人問題是秘魯的核心問題，主張關注印第安族群、復興印第安文化。阿格達斯善于運用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諷喻不公正的社會經濟制度，對秘魯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巴爾加斯·略薩曾說，在自己的精神家園中，“阿格達斯占有重要位置”。

阿格達斯的創作根植于秘魯，這里的印第安文化源遠流長。在西班牙殖民者抵達之前，秘魯已經孕育了一系列璀璨的文明成果，包括莫奇卡、納斯卡、帕拉卡斯、蒂亞瓦納科、奇穆和印加文明。考古研究發現，這些文明在建筑、雕塑、陶器、紡織品和金銀制品等方面保持著天然聯系。印第安人作為這些文明成就的主要創造者，保持多神論和泛神論的宗教信仰，將太陽、月亮、高山等視為膜拜對象，主張萬物回歸生命的自然秩序。印第安人以村社為單位組織起來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保持互助互惠的良好品德，在重大節日舉行大規模的集體慶祝。他們還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克丘亞語文學、舞蹈藝術等，這些共同構成秘魯的文化瑰寶。

16世紀上半葉，西班牙殖民者的到來打破了印第安人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隨著殖民統治制度的建立，秘魯的經濟發展格局和社會文化風貌被重新塑造：位于沿海地區、交通更為便利的利馬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是殖民地與宗主國聯系的窗口；內陸地區的庫斯科（印加帝國的首都）則快速衰落，印第安文化讓位于西方文化，處于弱勢地位。秘魯獨立后，土生白人壟斷國家政權，印第安人的境遇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一個以二元結構為突出特征的秘魯逐漸形成。這種結構主要表現為：土生白人居住在沿海地帶，崇尚西方文化，主要講西班牙語；印第安人聚居在內陸山區，延續和發展印第安文化，主要講土著語言克丘亞語和艾馬拉語。在秘魯的發展進程中，如何破除二元的社會文化結構的桎梏，是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早期現代化的發展，秘魯出現社會文化變革，一批政治思想家和文化學者涌現。馬里亞特吉致力于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并將其與秘魯國情相結合，提出建立秘魯式的社會主義；巴爾卡塞爾倡導激進的土著主義，呼吁改變印第安人的邊緣化地位，保護印第安文化。在思想激蕩的時代，阿格達斯快速成長起來，在文學領域積極作為。

阿格達斯出生于內陸地區的中產階級白人家庭，后家道中落，長期與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這一經歷使他受到印第安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也導致其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更多地指向印第安人，而不是白人。從十二歲開始，阿格達斯同父親在安第斯山區游歷，在靜謐的夜晚，他們傾聽土著音樂，同印第安人歡樂地唱歌、跳舞。他在回憶中說：“我認識了不少于兩百個小鎮，當小鎮的細節即將印刻在腦海里時，父親已經帶我奔赴下一個地方。”1930年，阿格達斯通過入學考試，到利馬的國立圣馬科斯大學文學系求學。1935年，他出版首部短篇故事集《水》，其中很多情節源自作者同印第安人相處的經歷。翌年，阿格達斯參與創辦雜志《言說》，主要刊發文學評論、思想文化動態和短篇小說等，其作品《血的節日》中的部分章節最初在這里刊載。

《血的節日》是阿格達斯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講述了秘魯南部山區在建國紀念日的斗牛傳統。每逢7月28日，普基奧的印第安人都舉行盛大的斗牛活動：人們吹著用公牛角制成的喇叭，唱著圣歌，喝著烈性酒，進行斗牛比賽。由于一些斗牛者經常在活動中被頂傷或者死亡，首都下達政令禁止這項“野蠻的”活動。然而，印第安人極力維護這一古老傳統，拒絕遵守命令，這使地方當局不得不采取折中態度，讓斗牛“體面地”進行。《血的節日》以斗牛為透鏡，折射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秘魯壟斷話語權的白人、梅斯蒂索人（混血人）與底層的印第安人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沖突和斗爭。

1937年，阿格達斯因反對意大利右翼將軍訪問秘魯而被捕，出獄后，他離開利馬，在庫斯科的馬特奧·普馬卡瓦國立男子學校謀得教職。他一邊教授文學課程，一邊帶領學生在印第安人的重要聚居地錫夸尼開展雄心勃勃的民俗文化匯編工程，并堅信“民族文化復興的偉大時代即將到來”。他將相關成果寄往教育部，受到極大重視。此后，阿格達斯收集、整理印第安人的音樂和口述故事，將其從克丘亞語翻譯為西班牙語。1938年，極具人類學和民俗學研究價值的《克丘亞之歌》出版。三年后，他受邀重返利馬，加入教育部下設的教學改革委員會，負責編寫新版中學教材。與此同時，他在多所高校任職，與國內外報刊合作，介紹安第斯山區的詩歌、音樂、舞蹈、服飾、手工藝術等，使土著民族的風俗文化和藝術形式為更多人所知。1953年，他被任命為秘魯文化國家博物館民族研究所所長，其保護、傳承和發揚印第安文化的設想得以付諸實施。

幾年后，阿格達斯重返文壇，先后創作長篇小說《鉆石和燧石》和短篇小說《阿蘭戈之死》，后者獲拉美短篇小說大賽一等獎，這使他在國際文壇贏得聲望。1958年，他的自傳體小說《深沉的河流》問世，這本書受到廣泛關注，被譽為秘魯文學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和拉美土著主義文學的代表作之一。

彼時，秘魯政府將土著主義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中央政府、市政當局、高等院校和其他社會文化機構均致力于保護印第安文化。阿格達斯以自己少年時期同父親游歷、后被送到寄宿學校的經歷為藍本，創作了這部長篇小說。在小說中，14歲的主人公埃內斯托在中南部山區的小城阿班凱登記入學。學校由地方教士創辦，當地居民多是說克丘亞語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種人。埃內斯托雖然具有白人面孔，但通曉土著語言，很快融入學校生活。在與同學的交往中，他得知大莊園主與印第安農民、行政官員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利益沖突，并陰差陽錯地卷入當地婦女發起的抗議食鹽專賣行動。地方當局對此予以血腥鎮壓，埃內斯托也遭到校長的嚴厲懲戒。然而，社會秩序沒恢復多久，瘟疫大規模爆發，學生紛紛離校。作者通過深描的寫作手法，勾勒了安第斯山區的社會生活圖景。1959年，這部小說獲“里卡多·帕爾馬國家文化促進獎”，在未來幾十年被譯為多國語言。

六十年代初，阿格達斯頻繁地參加國內外文化活動。1962年，他參加在西柏林召開的“首屆伊比利亞美洲與德國作家座談會”，并加入拉莫林國立農業大學，任首席教授和社會學系主任。他主張用土著語言進行文學寫作，認為“克丘亞語經過漫長歷史的沉淀具有比西班牙語更為強大的生命力，能夠更好地表現人的豐盈情感”。他創作克丘亞語詩歌，頌揚18世紀末印第安人反抗殖民統治的起義斗爭。1964年，貝朗德·特里總統授予其榮譽勛章，表彰他在文化保護和教育領域的突出貢獻。

這一時期，秘魯政府向美國靠攏，美國的資本力量在秘魯的采礦業、石油業等領域占據支配地位。資本所有者與印第安農民、地方莊園主圍繞土地和水源展開爭奪，不同群體之間的社會矛盾加劇。在此背景下，阿格達斯推出長篇巨著《所有的血》。小說從內陸山區的一位大地主寫起，講述他的兩個兒子費爾明和布魯諾相互交織、糾纏的人生經歷。費爾明思想開明，試圖通過開發勘探到的銀礦推動地區發展和社會進步。由于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費爾明不得不向跨國公司求援，而跨國公司抓住該契機迅速滲透到山區。布魯諾最初是一個封建保守的莊園主，奴役眾多的印第安人。一次機緣巧合，他的性情發生逆轉，開始同情悲苦的底層民眾，力圖阻止外國資本侵犯其利益。沖動之下，布魯諾殺害了“外國資本的幫兇”費爾明，被捕入獄。就在悲劇發生時，印第安人覺醒，決心掙脫枷鎖、追求自身的解放。作者將各種族、各階層、各地區之間的矛盾和張力聚合在一起，揭示現代化轉型時期秘魯蘊藏的危機。

20世紀中葉以來，因內陸人口增長、人地矛盾突出，越來越多的印第安人涌向沿海地區，阿格達斯密切關注這場規模空前的城市化移民浪潮。1967年，他多次赴欽博特港口進行口述史采訪，這里因魚粉業的擴張吸引了大量的內陸移民。以采訪經歷為藍本，他創作小說《山上的狐貍與山下的狐貍》，表達了對印第安文化傳統受到西方文化沖擊的“無盡的哀愁”。同時期，阿格達斯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1969年11月，他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生命。

略薩曾說，“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浪潮擊碎了阿格達斯復興印第安文化傳統的夢想”，但事實上，他的夢想從未湮滅，后代的秘魯知識分子仍在追尋著他的足跡，投身于發掘、傳承和保護印第安文化的事業。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