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煒曾說，兒童文學應該是“精致的平易、深刻的淺顯、復雜的簡練”。在下面這篇與編輯的問答對話里，張煒通過新作《橘頌》展開的是關于兒童文學創作的難度所在，以及對自身寫作五十余年后的一些反省——

“兒童文學”的閱讀對象非常廣泛，除了孩子，還有教育者、家長，實際上，它總是處于一種共讀的狀態。看一個民族的人文素質、閱讀能力，莫過于從“兒童文學”這個切口進入。如果這一部分粗陋、簡單、粗鄙，那么這個群體的文明水準就一定成問題。

寫了五十余年之后，會有一些反省。寫作者對自己的“厭煩”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些時候是必須的。作家對當代閱讀的厭煩最好要包括自己。

兒童文學是看一個民族的人文素質、閱讀能力的切口

冉曉珺：《橘頌》全書的語言極為簡潔，幾乎無狀語，突出名詞和動詞的“語言骨骼作用”。您為什么選擇以這樣的筆法創作？

張煒：這基于現在的閱讀感受。在我讀到的大量作品中，突出的感受就是不能忍受的啰嗦。這種啰嗦的原因是許多方面造成的，其中就有語言的問題。作家的表達習慣自覺不自覺地停留在猝不及防來臨的數字時代、全媒體時代之前的經驗里，現在的讀者就會難以忍受。

一個專業寫作者不能忍受，大多數讀者也不能忍受。想改變這一切，就要從寫作開始，將語言在所謂的堿水和鹽水、熱水和冷水里反復浸泡沖洗，讓它變得簡潔干凈，去掉多余的油脂和贅肉。

從一個分句，再到一個復合句，盡可能去掉多余的裝飾。語言的骨骼當然是名詞和動詞。這樣讀起來省力。骨骼使形體得到根本確立，主導了方向和輪廓，凸出所謂的“骨感之美”。

閱讀中，語言被各種各樣的糾纏、羅列所困擾，這不僅毀掉了閱讀，而且傷害了作品本身。考驗讀者的忍耐力，這沒有必要。為了讓讀者找到一個充分的閱讀理由，就得恪守簡練的原則。

冉曉珺：與多數兒童文學作品以孩子為主角不同的是，《橘頌》的主人公是一位八十六歲的老人，您會擔心這與當下孩子的生活有距離嗎？是什么契機讓您寫就《橘頌》？

張煒：與其說這是一部“兒童小說”，還不如說是“老人小說”。

兩極相通，老人和小孩是相通的。孩子最喜歡跟在爺爺奶奶、外祖父外祖母身邊，因為老人的生命回到了一種單純的狀態，極易與童年溝通。老人更會講故事，關于老人的故事也往往適合少年。人在經歷了生命的驚濤駭浪、復雜漫長的生活之后，會變得相對簡單和淳樸。所以他們會化繁為簡，講述的故事從口吻到內容，都會為孩子所接受。

很多的“兒童文學”名篇都以老人為主角。對少年來講，他們的故事是有魅力的，這相當于孩子在爺爺奶奶、外祖父外祖母身旁傾聽一樣。老年人用自己的講述、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接通了孩子的心靈。

冉曉珺：您曾說，“兒童文學是更高一級的文學”。恰如《橘頌》，它不應被簡單界定為兒童文學作品，不夸張地說，9-99歲的讀者都能在其中找到精神共鳴。對于成人讀者和少兒讀者，您希望他們能從《橘頌》的閱讀中收獲什么？

張煒：我們看某些“兒童文學”的遺憾，是作者太降格以求了：總把少年讀者想得過于幼稚和無知。這大致是一種誤解。作者想把自己的心理以及言說變得更稚嫩，于是就導致了內容的淺表和蒼白。兒童的領悟力和生命深度，許多時候為成人所不及。這是不同生命時段的奧秘，理解和表達這種奧秘并不容易。孩子能夠讀懂、有興趣，成人看了也不覺得浮淺，只有這二者同時具備的書，才會是“兒童文學”。

不能因為“兒童”這個界定，“兒童文學”就變成了非文學。我以前說過，它應該是“精致的平易、深刻的淺顯、復雜的簡練”。杰出的“兒童文學”，需要作家付出漫長的文學訓練，具備非常高的審美趣味。

“兒童文學”的閱讀對象非常廣泛，除了孩子，還有教育者、家長，實際上，它總是處于一種共讀的狀態。看一個民族的人文素質、閱讀能力，莫過于從“兒童文學”這個切口進入。如果這一部分粗陋、簡單、粗鄙，那么這個群體的文明水準就一定成問題。

作家對當代閱讀的厭煩最好要包括自己

冉曉珺：有評論家言，“《橘頌》是作家張煒徒步攀登‘文學高原’后折返歸途時的自在寫作。”您認同這個看法嗎？《橘頌》在您創作生涯中的意義是什么？

張煒：寫了五十余年之后，會有一些反省。寫作者對自己的“厭煩”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些時候是必須的。作家對當代閱讀的厭煩最好要包括自己。文字與客觀世界每時每刻都是對應的，時間飛速流失，進入了完全沒有預料的數字時代，就要整合經驗，歸納權衡。以往的敘述節奏，題材選擇，諸方面都面臨一場快刀斬亂麻的、痛快的淋漓盡致的一場變革。

我們應該為自己的文字在碎片化的時代感到憂慮，雖然也不必迎合那些浮淺的讀者。要進一步尋找優秀的讀者，以有效的文學實踐表達對他們的敬意和信任。

冉曉珺：書中神奇如迷宮的石屋令人心生向往，這讓我想起您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寫到的小時候和家人生活的茅屋，您對石屋的想象是否來源于此？

張煒：書中的那片石屋是實際存在的，它在濟南南部山區。它大概有四五百棟之多，經歷了幾百年的風雨，而今是空置的。時間給予了蒼涼美，也讓人痛惜和害怕。

我一整天在石頭房子中穿行，只遇到了三個人。這印象太深了。它在心里引起的回響久久不能消逝。

一個人經過了漫長的跋涉，未來的道路怎么走，怎樣跟突如其來的空蕩蕩的沉寂世界相處，這片石屋似乎發出了啟示和共鳴。

冉曉珺：書中老文公常借貓兒橘頌來反省自身、反觀生命，在您看來，這是人和動物相處的“完美模式”嗎？

張煒：我認為貓是上蒼創造的所有生命中，她自己最滿意或最得意的一件作品。上蒼創造了貓之后，還不想停手，于是接著又創造了面孔相似的老虎、豹子、猞猁、豹貓、兔猻、獅子，甚至最后還給它插上了一對翅膀：貓頭鷹。貓高冷而威猛，有時又柔可繞指，真是一個奇異的生命。

這種動物教給人很多東西。它是那么機敏，又是那么沉著，寵辱不驚。

這樣的一種生靈和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在一起，必有許多對話和潛對話。這種相處的方式，恰恰包含了復雜的生命內容。從外部看，它是少年兒童都能理解和向往的人和貓的故事，但是在富有生活經驗的成年人看來，體會也許會更多。這就是一開始你們所談到的“適合9-99歲的少年閱讀”的含義。老人與貓相處的過程，這其中所具有的奧秘和深度，就要看閱讀者的感悟力，以及寫作者所表達的分寸感和完美度了。

在生命的旅途上，一定要做好迎接的準備，頑強地堅守

冉曉珺：《橘頌》中，老棘拐留守石村的原因是舍不得村子里的水，這在當下的孩子看來似乎不可思議，“水很重要”，這其中是否有更深層的意味？

張煒：“水很重要”，只是說出了一個理由。一個人對某地的喜歡當是十分復雜的，很難如數說出。這時候敘述者就不再饒舌了，會以一種事物去代表，抓住緊要的東西表達出難言的理由。在書中，這就是“水”。

老人談到的“水”實際上包含了很多，比如生活的意義，人的來處和去處，石屋的前世今生，已經逝去的人，對這一切的懷念等。他留在這里有非常多的理由，“水”代表了這一切。“水”實在是不可取代的生命要素，老人在這里明確、簡單、響亮地提出來。

他留戀的只是“水”嗎？敏感的讀者會覺得遠不止于此。“水”的后面包含了太多，不過到底有哪些，正是留給讀者的問題。

冉曉珺：百年石村如今只有三人留守，這一現象令人唏噓。水根還小，他長大了可能也會離開。石村的繁華已成過去，他真正需要記住的是什么？

張煒：這是無可奈何的一個現實。我們會遇到很多“留守兒童”、“空置村莊”。人都走掉了，他們被新的生活、新的空間所吸引。一大片存在了幾百年的建筑，一個祖居地，竟然突然沒人了。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時代產物。從這里，我們也可以聯想到人類歷史上那些古老的城市和王國，它們的興盛與消逝。時間這么神妙，歷史這么無情。在生命的旅途上，有時候不知將要經歷什么，但一定要做好迎接的準備，頑強地堅守。

書中的老爺爺沒有走開，哪怕只為了一口甘洌的清泉。他相守的不只是一眼清泉，而是生命的根性。“水根”是他重孫子的名字，有“水”有“根”。

冉曉珺：《橘頌》雖為小說，卻涵容了童話和神話的元素，比如書中寫老文公的老爺爺被“被鳳凰帶走了”，爺爺則“變成了山里的一棵樹”。您這樣處理的用意是什么？

張煒：它其實是“現實主義”的。生活中的好多故事就是這樣講述的。有人言之鑿鑿地講出一些傳說和傳奇，并且認為是真實的。書中只是記錄了這種講述的情形。歷史上有些事物就是這樣記錄的，這樣確認和轉述的。

冉曉珺：書中的老文公有人物原型嗎？您是否在他身上投射了您的影子？

張煒：寫作者在創作中一定會調度個人的經驗。老文公對生活的那種感慨、一些性格特征，包括對疾病的感受，許多老年人都不會陌生。寫作者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不僅是主人公，而是所有的人，包括環境和動植物，都會投射自己情感和經歷的影子。但這不可能是直接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