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經世詩風有深厚的社會文化背景，是儒家經世精神作用于詩歌而形成的詩學潮流，具體到創作層面則表現出變風、變雅的基本形態，反映了介入現實、參與歷史的思想內涵。就發展走勢而言，中國古代的經世詩風又呈興衰更迭的消長之勢。清代的經世詩風，因時而化的嬗變脈絡亦漸清晰，政治傾向、現實屬性和學術色彩尤為突出。

今四海干戈未寧，獨風詩為盛

以探討明亡之因為契機，以經世精神應對明末空談心性的學風和人心浮誕的世風，是清初有識之士最為強烈的學術呼聲，這同樣深刻地影響著當時的詩壇。

清初詩人對明中后期以來空疏膚廓之風多有不滿，公安派的淺俗輕率、竟陵派的幽深孤峭同樣成為他們批判的對象。作為清初詩壇最具時代底色的群體，遺民詩人大都懷抱經世之志，推揚求真務實的創作精神是他們的用心所在。在學術層面，顧炎武于《答徐甥公肅書》中提煉了以“鑒往所以訓今”的治學門徑，在文學層面則于《日知錄》中提出“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的主張，以為“《詩》之為教，雖主于‘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并于《與友人論門人書》中表達了對不學“五經”卻耽于“白沙、陽明語錄”的“今日之詩”尤為反感的態度立場；黃宗羲以孟子“《詩》亡然后《春秋》作”為理論依據，先后于《姚江逸詩序》《萬履安先生詩序》中發出“是詩之與史，相為表里者也”“以詩補史之闕”之論；名列清初“海內三遺民”的徐枋，其《周玉鳧儀部讀史詩序》則以“惟存貞臣逸士憂時念亂，流連諷刺之辭，為足觀興亡、備鑒誡”衍釋“尼山采列國之風”之旨趣。凡此種種，大抵是以史家意識推闡詩之經世功用。

清初的貳臣詩人和國朝詩人，大多有過易代興亡的創痛經歷，受當時學風的影響，經世精神同樣沖擊、浸染著他們的心魂。被目為貳臣之首的錢謙益，亦有詩壇祭酒之譽，其于《胡致果詩序》中聲稱“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史為詩之本乃其論詩要旨；吳偉業雖以詩人自許，卻于《且樸齋詩稿序》中肯定“古者詩與史通”說，而以“有關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論“天子采詩”“太史陳詩”的價值；入清為官的施閏章，博通經史，深悉史與詩有“重褒譏”與“兼比興”之別，然于詩之用又有“有大于史者”之識，這也是其《江雁草序》所表達的核心觀念；以“神韻”號召詩壇的王士禛，并未抹殺詩“可觀”“可怨”之旨，于詩之“感時紀事”的作用亦了然于心，這在其弟子郎廷槐所編《師友詩傳錄》中尚有確切的記載。

呼應求真務實的詩學追求，清初詩壇的經世詩風一度高漲。有感于“歷滄桑、遭變難”后的詩壇景象，曾燦《過日集·凡例》慨然以“頂有感天地而泣鬼神者”論，施閏章《毛大可詩序》亦有“今四海干戈未寧，獨風詩為盛，貧士失職之賦，騷人怨憤之章，宜其霞蔚云屬也”之識；宋犖為卓爾堪《遺民詩》所作序，則以“幾與德祐、祥興諸君子爭烈矣”論“勝國遺民詩”；至于錢謙益《后秋興》、吳偉業《永和宮詞》《琵琶行》《松山哀》等系列作品，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鄭方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則分別給出“實為明清之詩史”“可備一代詩史”的美譽。概而言之，故國的覆亡和時代的劇變，既促成了清初詩壇的群體紛呈，遺民詩人、貳臣詩人與國朝詩人鼎足而立，也營造了多元聳動的創作風潮，以詩經世自是最強勁的一股。

經世先王之志衰

康熙中后至乾嘉，詩歌流派迭起，又以格調、肌理、性靈為主流。以沈德潛為首的格調派和以翁方綱為核心的肌理派，代表官方意識，主張每契于“溫柔敦厚”的詩教，創作即便有現實的反映，表現亦偏于溫和。誠如潘務正《作為諷喻的事件——沈德潛時事諷喻詩考論》所言，沈德潛論詩有復古傾向，雖偶有時政諷喻之作卻以醇雅為形貌，乾隆散館入仕被樹為詩壇典型后，歌功頌德的應制詩又成其表達之主體，對怨刺傳統多有規避，其復古已非一般意義上的恢復古道。翁方綱的肌理說，學問、義理并重，其詩關注現實的力度則顯薄弱，朱庭珍《筱園詩話》譏諷他“以考據為詩，饾饤書卷，死氣滿紙”，實緣于此。袁枚論詩主性靈，有底層化的傾向和表現，于“格調”“肌理”均示不滿，其《寄懷錢玙沙方伯予告歸里》稱“性情之外本無詩”，重個體情感的發抒而有否定“溫柔敦厚”詩教的意趣；正因如此，其詩重自我表現的特點明顯，對義理和現實的關注則欠密切，難免有章學誠《書坊刻詩話后》所謂“纖佻浮薄”之表現。

此外，以“道與藝合”審視詩歌優劣，將袁枚、厲鶚等打入“詩家之惡派”的桐城派宗匠姚鼐，一如吳嵩梁《石溪舫詩話》所論，其詩“有標格，正而能雅”，極盡忠孝倫常之義，不過負怨刺之旨亦深；作為乾隆朝維護風雅正統的教主，紀昀嘗于《儉重堂詩序》中呼吁詩當“不乖于溫柔敦厚之正”，其詩亦有《晚晴簃詩話》所言之面相，或“華貴典贍”，或“韻節和雅”，無論窮達，“蘊福尤厚”，只是經世氣度又因此而趨于缺失。這樣的例證，當然還有很多。要而言之，遲至清代中期，“溫柔敦厚”的創作風尚已經取代經世風尚成為詩壇主潮。

何以如此？這與王朝統治的穩固、國力的強大相關，與清代的文治策略尤有干系。終清之世，為鞏固政權，統治者推崇程朱理學，并施文化高壓之策，大興文字獄，康雍乾嘉四朝稱烈。同時，帝王們亦充當起風雅鼓吹手。如乾隆帝論詩，看似亦重經世，嘗作《杜子美詩序》，以為“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然實以有利王朝統治為鵠的，以無礙“溫柔敦厚”的詩教為前提。這難免約束詩人的心靈自由，擠壓他們的創作空間，迫使他們以李祖陶所說“伣伣伈伈，如在云霧之中”的姿態應對天下利病，在客觀上弱化了詩歌關注社會的力度，表現出“一涉筆唯恐觸礙于天下國家”的創作病態。而據《與楊蓉渚明府書》，如此病態至遲至康熙中期即見端倪，王士禛的神韻詩便有空疏不實之弊，趙執信《談龍錄》“詩中無人”之譏即由此而發。揆之乾嘉，經世詩風趨于式微則更見明晰，章太炎《訄言·清儒》以“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概括這一時期學術、政治與詩風之關系及表現，不無道理。

憂時之彥，恒致意經世有用之學

進入晚清，內憂外患頻起，太平之象頓逝。因由時局的感染，自上而下，經世向風，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憂時之彥，恒致意經世有用之學，思為國家致太平”之謂，正因此而發。相應受時代風氣的影響，一度低沉的經世詩學亦再度興起。

以道咸時期居廟堂之高的翰苑詩人為例，一如曹籀《定庵文錄題辭》所說，像龔自珍那樣“取法《詩》與《春秋》”而發為“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貶褒之條”的經世文士，自不在少數。其著者如“出入侍從”的陳沆，魏源《簡學齋詩集序》認為其詩本該以“盎然春溫而醇濃，宜其以福掩慧，以廊廟易山林”為特色，卻給人“清深肅括之際，常有憂勤惕厲之思”的印象；身居清要而位及二品的姚元之，《晚晴簃詩話》稱其“文翰從容，雅負時望，詩俊亮有格，亦多寓感時紀事之作”，“令人作貞元朝士之想”；官至禮、刑二部侍郎的黃爵滋，以經世為職志，詩亦信守其《秩林詩序》“適于用”的主張，顯現出飽滿的經世色澤，洪齮《仙屏詩屋詩錄跋》稱其舉凡“生平之事功、學業悉于是而寓”，斷不染時下波靡不實的“榛蕪之習”。確切地講，也正是在這些來自“都門”“諫垣”和“翰林”詩人的推轂鼓吹下，最終營造了金安清《水窗春囈》所說的“一時文章議論，掉鞅京洛”的熱鬧場面，續寫了戰國時期“處士橫議”的燦然景象。

在晚清經世詩風興起的過程中，中下層詩人同樣發出了響亮的聲音，姚瑩、張際亮這對桐城派詩人即可稱典型。姚瑩號稱“睜眼看世界的先驅”，嘗于《復楊君論詩文書》中強調為詩非“徒一韻之工，爭一篇之能而已”，又于《康輶紀行》中表達否認詩“無情而作，無才而作，無為而作”的意見，亦曾借《黃香石詩序》《孔蘅浦詩序》對風靡一時而在他看來卻有?！芭d觀群怨”之旨的神韻說、格調說、肌理說、性靈說、試律詩發起猛烈攻擊；相比其師姚鼐詩之“正而能雅”，其詩多奏風雅變調，確有郭則沄《十朝詩乘》所謂“具見憂時之抱”之顏容。張際亮雖未曾入仕，以憂國之心發為“志士之詩”卻是其夙愿，其詩甚至被何長載《松寥山人詩集序》視為晚清經世詩風之“嚆矢”“肇始”，拿它媲美《長慶》《渭南》。據姚浚昌《先府君姚瑩年譜》，他們又與湯鵬、朱琦、葉澧這些來自翰苑的經世文臣，同聲相應，“以詩相馳逐”，遂成一時之氣象。李慈銘《越縵堂詩話》則指出，張際亮“極負時名，詩亦規撫作家，而粗浮淺率，毫無真詣。爾時若湯海秋（鵬）、朱伯韓（琦）、姚石甫（瑩）、葉潤臣（澧）所作，大氐相同，時無英雄，遂令此輩掉鞅追逐，聲聞過情，良可哂也”，批評他們的創作，文辭乖張粗糲，違背“溫柔敦厚”之旨，這實際又從一個側面表明他們有為而作的藝術趣味，印證了經世詩風在晚清的再度興起，及他們在此風尚中的主導作用，堪稱近代文學救亡思潮的先聲。

作為儒家精神的重要內容，經世本來就是一種慣常的存在，只是當它具體反映于詩壇則有峰谷之別。綜上而言，自清初延及晚清，經世詩風即呈現消長之勢，這當然每與清代的政治、現實和學術密切相關，又是不同階層的詩人合力作用的結果。循此，既可覘清詩發展的一個基本脈絡方向，又頗可尋繹詩以經世背后所涵容的歷史文化信息，并以此為依憑推闡文學經世，以賡續和發掘它的當代價值。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與清詩發展嬗變研究”負責人、汕頭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