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law Milosz （1911—2004） 波蘭作家，翻譯家，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米沃什通曉波蘭語、立陶宛語、俄語、英語和法語，一生忠于母語，堅持用波蘭語寫作。他的一生，見證了二十世紀歐洲大陸的劇烈動蕩，他的詩歌創作深刻剖析了當代世界的精神危機，堅持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并與波蘭古老的文學傳統對話。1980年，他因作品“以毫不妥協的敏銳洞察力，描述了人類在劇烈沖突世界中的赤裸狀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04年8月14日，米沃什在波蘭克拉科夫的家中逝世，享年93歲。

可以說，米沃什的一生就是二十世紀的編年史，嘗遍時代的辛酸與苦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的文學紀念碑叢書推出了《舊金山海灣景象》《站在人這邊》《獵人的一年》等米沃什的日記和散文集，近期出版的《米沃什傳》記錄了他一生中遭遇的苦難。米沃什的作品和人生經歷將給予我們關于二十世紀生活和幸存的多方面的啟示。

《米沃什傳》（波蘭）安杰伊·弗勞瑙塞克 著,烏蘭 李江頤 李佳,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5月

要為這樣一位高壽的人作傳無疑是困難的。這位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出生于舊世界行將崩潰的1911年，在911事件3年后去世。他用一生穿過這劇烈的崩解與重構：一戰、二戰、冷戰——構成這世界的地基一再被拆除、更換，我們不得不在不安中重新踏實腳下的土地。因此，米沃什的詩也不得不處在時代的諸多暗礁與逆流中，像溺水者拼命抓住水草一樣，被歷史的阿喀琉斯之踵纏住。而同時，他的身份，他所處的地域也變化著：從歐洲邊緣的波蘭到法國，再跨越大西洋，定居于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他扮演詩人、外交官、移民與大學教師等多重角色，有時這種角色轉換甚至將他逼迫到死境。

我們很難依照時間把他的生平切分成均質的整塊。或許，為米沃什作傳的最佳方式，仍是將他線性的生平如奶油般打散，涂抹在一個個詞條下。米沃什在《米沃什詞典》中便采用這樣的寫作策略，在那部書里，觀念、印象與事件緊挨在一起，就像一粒粒玻璃珠互相碰撞，發出清亮的聲音，而其中的每一粒，都折射出他所處的那個世界。不過，波蘭作家安杰伊·弗勞瑙塞克的《米沃什傳》卻迎難而上，細致勾勒出一個在世紀的變幻中不斷變容的詩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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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游者來到了世界之都

盡管有識之士都認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和平，只是20年的休戰。但對于剛剛進入大學的米沃什而言，在1930年代的前半程，他依然可以自由地讀書、戀愛、優游。他在1929年5月參加了高中畢業考試，考試結果多多少少預示了他的未來：除波蘭語成績為優外，詩人的宗教、法語、歷史三科皆為良，其中他的宗教科因平時成績優秀獲免試，而詩人的數學則僅為及格。成名后的米沃什一直保持著對宗教與歷史的強烈興趣，但他對科學的認識，卻往往和宗教知識攪和在一起。良好的法語使他日后得以踏上外交官的道路，并遷居法國。不過，1929年時的那個少年并未意識到他會度過如此豐沛的一生，雖然他很早就在內心篤定自己會成為一名偉大的詩人。他只知道這是一張中庸的成績單，盡管偏科，但他在波蘭語上的才能足以支持他進入維爾諾的斯泰凡·巴托雷大學的波蘭語言文學專業。

但這位新生很快就遇到了專業選擇上的困惑，作家耶日·普特拉門特在他的《半個世紀：青春》中回憶當時波蘭社會對波蘭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看法，人們普遍認為，擁擠在這道由枯燥的教會斯拉夫語語法護衛的文學大門前的，都是“希望嫁得好的女孩，或者剛剛開始寫詩的人”。這個專業的出路，往往是成為高中教師，這樣的前景讓米沃什恐懼。初入大學的他對20世紀歐洲文學更感興趣，有時候，他會幻想留在人文學系，講授阿波利奈爾、馬克斯·雅各布與托馬斯·曼，但對自己上課時卡殼的恐懼蓋過了這些幻想。開學僅僅兩周，他就轉入法律系學習。

當然，轉系并不意味著青年米沃什不再鐘愛寫作，相反，在法律系，他更少地被僵化、傳統的文學教條束縛住。他變得更有活力了。在維爾諾讀大學期間，他加入了一個兄弟會：流浪漢學術俱樂部。像所有兄弟會一樣，這個俱樂部提供了一個可供成員們放松、嬉戲的場域：這種嬉戲往往帶有惡作劇性質。某次聚會時，他們用打包三明治的繩子把彼此拴在一起，因此堵塞了交通。不過更多時候，俱樂部會組織一些短途或長途旅游。秉持著這種游山玩水的精神，大二放假后，米沃什預備與兩位友人乘皮劃艇，從波蘭一直劃到巴黎。這個瘋狂的計劃未獲波蘭外交部資助，于是他們改乘火車到瑞士，從瑞士山區徒步前往巴黎。不過，這次出行的具體行程，在米沃什后來的敘述中變得含混。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天黎明，陽光淺淡而稀疏，當他們抵達巴黎第八區的圣拉扎爾站時，這三位來自東歐的年輕人發現自己已經來到了“世界的中心”。

從巴黎這文學蜂巢中涌流出的各類激進的詩歌方案，此刻與他們共在。但奇異的是，米沃什卻掙脫了這份影響。1929年，他在巴黎遇到了真正開啟他寫作的人，他的叔叔、身為神秘主義者和詩人的奧斯卡·米沃什。從叔叔那里他繼承了一種對現代主義的懷疑。往后，他將會以歷史與見證的名義，將巴黎的文學傳統歸為實驗室中的語言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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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就像貝殼”

在《米沃什詞典》中，米沃什曾對傳記這一文學體裁做過如下斷語：

“傳記就像貝殼；貝殼并不怎么能說明曾經生活在其中的軟體動物。即使是根據我的文學作品寫成的傳記，我依然覺得好像我把一個空殼扔在了身后。”

但他也沒有全然否定傳記，而是承認它的價值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構傳主曾經生活過的時代”。為了復現詩人的早年生活，弗勞瑙塞克反復征引詩人晚歲時寫下的回憶散文，當這些散文不再是作為考據材料被談論，而是作為詩人的作品出場時，我們便能體會到傳記寫作的快樂，書寫這些文字時詩人所處的時代，與它們所描繪的時代，就像復寫簿上交疊的兩張紙。詩人的書寫有如此的力量：一筆一劃，都同時穿透了這兩個時代。米沃什不僅僅是空間意義上的移民，攜帶他故國的文明、文字出走，像一座語言的離島般在陌生的，無名的大陸寫作，他也是時間的遺民，將20世紀的文化遺存拖入我們的世紀。

晚年的詩人在文藝觀上漸趨保守。當然，這并非是一種指責，文學不可以用線性敘事一概而論。米沃什與現代主義的關系是尷尬的，但弗勞瑙塞克并沒有為尊者諱，而是保持著中立。當寫到詩人的暮年時，他始終帶著一份理解與同情。其實，中文世界更多地接受了暮年米沃什為自己選擇的文學面具，并且把米沃什對“純詩”的酷評當成他們反對詩歌之技術性的論據。但米沃什歷史倫理學式的雄辯詩歌，是一種言說歷史災難的承諾，這承諾，在他那里并非詩人與詞語定下的，而是與一種形而上的太一定下的。在他的晚年，神學的、形而上的詩人逐漸占據那個歷史的、倫理的詩人的位置。雖然，他朝向神學反思的詩并非他最具感染力的作品，弗勞瑙塞克也認為它們有時在韻律、節奏上太過程式化，甚至于說教。

但這些詩構成了這只傳記貝殼的最后一塊。而當他在世紀之交寫作《米沃什詞典》，這部或許是他在中文世界最著名的書時，他亦提供了一份對20世紀的詩性總結。將《米沃什詞典》與這本沉甸甸的傳記對照看，便可照出一個更具血肉的詩人。他真正吸引我們的，正是他在文學上奇異的武斷，這種武斷來自他漂泊半生的異鄉感，歷史激流中的人，即使上岸，也保持著抱緊木筏求生時的緊張姿勢。不過，在生命的盡頭，他終于開始與世界和解。他在《路邊狗》一書中如此自況：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偏執逐漸消失，卻以包容的態度懷疑地看待眼前的一切。他坐在木偶劇場的臺下，在黑暗里看著它們比武、爭奇斗艷、裝腔作勢、悔過認錯，通過他們認識到自己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