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是乾嘉時期的“一代騷壇主”，詩壇“性靈派”旗手，他那本近六十萬言的《隨園詩話》，其中寄寓的詩歌美學思想和創作理念成一家之言，足可供后世研究。“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許彥周詩話》），唐宋以降，詩詞創作空前繁榮，詩話類的賞析文字也大行其道，至清代已蔚為大觀?！峨S園詩話》在選錄各階層詩人的詩作之際，以隨筆筆法記事、點評，論證、彰顯“性靈說”的美學觀，與此同時反映出袁枚這位鑒賞家、詩論家兼編輯家、出版家的眼光與膽識。

作為名重一時的才子詩人，又經年累月編撰詩話，袁枚對如何選詩、選什么詩，相當講究。他在《隨園詩話》中稱：“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采取須嚴……嘗口號云：‘聲憑宮徵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卷七之三十二）編撰《隨園詩話》時，杭州、南京等地有數百人獻上詩篇，以求入選，哪怕只是一二摘句也心滿意足。袁枚不以人取詩，而是看詩本身是否夠“脆”夠“鮮”。曾有人以某“巨公”之詩求入選，袁枚閱之昏昏欲睡，便直言相告：“詩甚清老，頗有功夫；然而非之無可非也，刺之無可刺也，選之無可選也，摘之無可摘也?！保ㄑa遺卷二之七十二）與袁枚“交好”的某太史送來詩集四十余卷，袁枚“苦其太多，托門下士周午塘代勘之”。周午塘勘閱后戲題道：“何苦老詞壇，篇篇別調彈。披沙三萬斛，檢得寸金難?！痹蹲x之不覺大笑，戲和云：“消夏閑無事，將人詩卷看。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保ㄑa遺卷一之五十三）

袁枚指出，“選家選近人之詩，有七病焉”，尤其是“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這第七病，“余作《詩話》，亦不能免”（卷十四之二）。不過入選《隨園詩話》的詩歌或摘句多出自布衣、貧士詩人，甚至還有不少女子及販夫走卒之句，這在當時的文壇已殊為難得，也與袁枚身為“詩壇‘性靈派’旗手”的詩歌觀與編撰詩話的初衷相吻合。袁枚從不諱言“最愛言情之作”，“余每下蘇、杭，必采詩歸，以壯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篤”，各方投贈佳句，他“摘錄甚多”。當然，入選的詩句無論是言情狀物、記游抒懷還是詠史諷喻，要不落俗套才行。相較于某些巨公名士，袁枚稱贊“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的“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的“家貧留客干妻惱，身病閑游惹母愁”，朱草衣的“床燒夜每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的“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鄰家午飯香”等，真情流淌，盡顯窮且窘迫之感（卷三之十一）。

因賞識詩作而提攜作者，對袁枚來說也是習以為常的舉動了。某年，他請人推薦了一個抄書人黃生，此人甚是“樸野”。一次，袁枚偶然經過黃生的案頭，見他寫下“破庵僧賣臨街瓦，獨井人爭向晚泉”，嘖嘖稱奇，隨即獎賞他五斗米，獲得獎賞的黃生自此更加努力作詩。《隨園詩話》中選入黃生的不少妙句，如“云開日腳直，雨落水紋圓”“筆殘蘆并用，墨盡指同磨”“舊生萍處泥猶綠，新落花時水亦香”“舊甓恐閑都貯水，破墻難補盡糊詩”等（卷五之五）。

袁枚曾感慨：“采詩如散賑也，寧濫毋遺。然其詩未刻稿者，寧失之濫。已刻稿者，不妨于遺。”（補遺卷八之二十五）對選詩，他始終保持開放的態度，在秉承“以質取勝”的標準的同時，也盡量向沒有機會將自己的詩作結集的詩人傾斜。加之幾十年的交游、采風、編撰，使他意識到“詩往往有畸士賤工脫口而出者”（補遺卷十之三十八），因此大量選入落第秀才乃至社會底層人士的詩句，如“蘆墟縫人”（裁縫）吳鯤的“小雨陰陰點石苔，見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掃花去，花掃不完雨又來”，杭州縫人鄭某的“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舊綿花”；漢西門袁某以賣面筋為業，其《詠雪和東坡》有“怪底六花難繡出，美人何處著針尖”之句。袁枚認為他們雖然“皆賤工也，而詩頗有生趣”（補遺卷八之三十二）。在《隨園詩話》卷八，袁枚記道：“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時時凍餒之。子又生孫，老人愛孫，常抱于懷。人笑其癡。老人吟云：‘曾記當年養我兒，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餓我憑他餓，莫遣孫兒餓我兒！’”可見此詩用意之深厚。他還寫過家鄉一販鬻者（小販），盡管不怎么識字，卻強學詞曲，作哭母詩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袁枚點評：“語雖俚，聞者動色?！?/p>

袁枚選詩，除了講求性情，他對家常語、口頭話入詩格外嘉許。他說過，“家常語入詩最妙”，為此選入布衣陳古漁《牡丹》中的詩句“樓高自有紅云護，花好何須綠葉扶”，徐貫時《寄妾》中的詩句“善保玉容休怨別，可憐無益又傷身”，均平白易懂，便于歌詠流傳。至于口頭話，“說得出便是天籟”，袁枚列舉了孫誦芬的《冬暖》：“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歲序差?？上лp寒重勒住，不然開遍小桃花。”黃蛟門的《竹枝》：“自揀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盡娉婷。關心生怕朝來雨，一夜東風側耳聽?！边€有“高手不從時尚體，好詩只說眼邊情”“階前不種梧桐樹，何處飛來一葉風”“貪著夜涼窗不掩，秋蟲飛上讀書燈”等，這些詩句都是大白話，卻韻味十足。

《隨園詩話》多次強調“詩有天籟最妙”“童語終是真語”，對坊間兒童的詩作也予以肯定。一天，袁枚看見兩個兒童放風箏，一童得順風大喜，另一童詠詩道：“勸君莫訝東風好，吹上還能吹下來?！痹堵牶蟆吧钕仓保ㄑa遺卷七之二）。還有童子嘲其師云：“褒衣大招方矩步，腐氣沖天天亦懼?！鳖H具李白《嘲魯儒》之風（補遺卷六之八）。袁枚認為“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好詩往往“妙在皆孩子語也”，坦言“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他曾記隨園一擔糞者，某日在梅樹下報告：“有一身花矣！”袁枚聽后突來靈感，進而吟道：“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保ň矶模?/p>

選詩時能做到人人平等固然不易，但袁枚更懂得“君子不以人廢言”的道理。作為一位鑒賞力相當高的詩人，他對嚴嵩、阮大鋮等人的詩歌十分贊賞，選取了他們的一些佳句來評點，盡管他們是聲名狼藉的一代奸雄。在《隨園詩話·補遺》卷七之五十二，他稱嚴嵩的《鈐山堂集》“頗有可觀，如‘卷幔忽驚山霧入，近村長聽水禽啼’‘沙上柳松煙霽色，水邊樓閣雁歸聲’，皆可愛也”，又說阮大鋮的詩句“‘露涼集蟲語，風善定螢情’，后五字頗耐想”。

總而言之，《隨園詩話》博聞廣錄，所選之詩出自詩壇內外的千家萬戶，不以名位取舍，不顧他者臧否，盡管有應酬唱和之作，也要看是否可讀、是否耐讀。所選詩作或許品性氣質各有高低，或許抒情敘事并無深義，但只要讀之有味，就足夠。要知道，袁枚呈現給世人的，是帶有其個人品位和價值主張的詩話，詩需雅致清通，更要鮮活生動，凸顯性情、個性、詩才三方面的特質，這是詩歌創作必備的要素，也是“性靈說”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