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過去的一切都像夢一般從眼前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片大地。——夏目漱石《道草》

漱石研究卷帙浩繁，我不想對此贅述。我倒是希望能給廣大讀者呈現漱石作為鮮活個人和情感豐富的藝術家的一面，一起靠近和感受漱石這個人。——約翰·內森《夏目漱石傳》

漱石仿佛用望遠鏡去回看一般，嘗試將那四十年如電影膠片一樣快放了一遍。如此一來，明治時代的元老也不過成了“蟲豸”一樣渺小的東西，明治時代的四十年也不過一瞬而已。——赤木昭夫《漱石之心：夏目漱石的文學與哲學》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夏目漱石對于日本現代文學的意義可以比照魯迅之于中國現代文學。二者的人生又確實有著諸多的雷同，早年家庭生活的不幸，命運多舛的求學經歷，同樣是放棄原先的專業走上文學的道路，對于后生晚輩的栽培提攜不遺余力，悲劇性的早逝，卻不妨礙兩人對于自身民族、國家的深遠影響。約翰·內森的《夏目漱石傳》可謂是一部門檻不高的文學傳記，然而他所敘之人是現代日本最為偉大的精神實體之一，通過他的講述我們或許可以窺見這位日本現代文學之父的只鱗片爪，以一種參照的眼光將夏目漱石的人生放置于三棱鏡前，其折射出的愛與哀愁不失為理解“現代”的一種途徑。

漱石與鏡子：我們夫婦之間

如果用今人的眼光來看夏目漱石那肯定是一場輿論災難，他對家人惡語相向，不厭其煩地在信件中羞辱太太鏡子的“斑禿”；太太給上班的他送去愛心便當，他卻熟視無睹甚至連一句謝謝都沒說，逼得受窘的鏡子跳河自盡……如此離譜的事跡，被翔實地記錄在案，成為現代人指摘這位明治文豪的重災區。

根據夏目鏡子所述，雙方的結合多少有點“半新半舊”，說新是因為漱石與鏡子確實彼此吸引，鏡子的父親時任日本貴族院書記員，社會地位頗高，作為他的長女，若是不滿意這樁親事大可從容拒絕，但是她卻毅然嫁給了彼時還在鄉下（四國松山）教書的漱石，而我們的作家本人則在相親之后毫無忌諱地說：“牙齒很不整齊而且還臟兮兮的，但居然并不刻意隱藏，還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這一點特別令人滿意。”雙方家人都認為這對年輕的“怪人”算是看對眼了。但是這種相親之時彼此傾心的好感不足以掩蓋當時婚姻“舊”的牢籠，養尊處優的鏡子沒法立即適應家庭主婦的角色，婚后一直被指摘“愛睡懶覺”，廚藝不精的她常常因為漱石的三五好友在家中聚會忙到暈厥。鏡子的回憶被改編成了電視劇《夏目漱石之妻》，在這個篇幅僅有四集的連續劇中，當代的人們得以生動地觀看這對夫妻的日常，非常忠實地再現了當事人印象深刻的橋段。

約翰·內森根據鏡子的回憶以及自己的考證，判斷夏目漱石患有嚴重的雙向情感障礙，以至于弟子、門徒眼中的漱石與家人的印象有天壤之別。但是在詳細地了解了漱石的早年經歷之后，他的過激行為似乎又變得可以解釋（至少不應該完全被精神病所概括），在他的自傳體小說《道草》（亦譯作《路邊草》）中，漱石毫不諱言自己的悲劇性童年。作為家中的幼子，他很早就被父親送給鹽原夫婦撫養，雖然這對夫婦對他很慷慨，樂得為他花錢，但是漱石很早就察覺到他們對自己并非是一種“關愛”，而更多的是“投資”。后來，由于鹽原夫婦失和，漱石又在年少時期展現出了異于常人的天賦，他又被送回了夏目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父親看到自己回去像看見死人一般，就像在說“你回來做什么？”事實上，漱石的生父和養父像參加拔河比賽一樣，來來去去地爭奪對他的控制權。直到1888年，兩人終于達成了協議，是年，漱石21歲。所以用比較現代的表述來說，漱石是“愛無能”的，這主要展現為先天性的缺乏親子關系，鹽原夫婦的投入不過是為了巴結身為當地官僚的漱石父親，而父親之所以把自己再接回去，也并非是因為血緣和親情，他更看重的是這個幺兒身上所具備的天賦，指望著他飛黃騰達，可以光大夏目家的門楣。

“他試圖割斷自己的一生。可本該徹底拋棄的往事，卻又緊跟著自己。他的眼睛望著前方，腳卻容易朝后邁。”“自幼童始，我就意識到，我非能夠享受家庭幸福之人。”在《道草》里，漱石不無動情地這樣寫道，即便他已經成家立業但仍舊無法擺脫“兩個父親”所帶來的夢魘，而且成名之后，鹽原一直以曾經的養育之恩上門索要錢財，這也給漱石帶來了極大的困擾。

“我是一個學者，必須要學習，不能花時間照顧你。”這是漱石對鏡子的言語，他看似是家中無可爭議的暴君，但是實際上他可能只是個徹頭徹尾的可憐蟲。

文學活動中的漱石

與壓抑的家庭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漱石自倫敦歸國后的文學沙龍，1906年到1916年，直到漱石死去，文學沙龍在他家持續了十年。

沙龍的來客都是一些成長中的作家、批評家和文學學者，他們大都20來歲，比39歲的漱石年輕15歲甚至更多。大部分是漱石在一高和東京帝國大學教過的學生，后者主要來自英語系，漱石當時給他們上過莎士比亞和18世紀文學課程。他們是漱石的忠實讀者，視漱石為自己寫作生涯的照明燈塔。漱石的門生獲得了比其親人更親密的對待，不管門生的作品多么不盡如人意，漱石總是真誠地鼓勵他們繼續寫作。有時候漱石口不擇言，尖酸刻薄，甚至無情呵斥，這個親密核心圈子里的門生即便為此憤懣不已、咬牙切齒，他們也會謙卑地全部接受，因為他們篤信，老師如此動氣，也是出于對他們的愛，這些弟子中就包括了日后聲名鵲起的芥川龍之介。

漱石的唱和者中最為知名的是日本俳句的“中興之祖”——正岡子規。二人結識于東京的英語學校，漱石的漢語、英語成績都恐怖得嚇人。雖然一直說自己是懶散的學生，但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才，在學校內撰寫華茲華斯、惠特曼等人的批評文章，成為學校內的風云人物。但是在漢詩、俳句這個領域，子規才是漱石的“師父”。他們的書信多如牛毛，彼此關照對方的精神世界，內森甚至懷疑二人是否有“超越友誼的情愫”。讀者大可對此一哂，但是漱石與子規的友誼確實對漱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漱石鐘愛俳句，大概是因為在俳句中他可以尋到一方清凈，遠離各種困惑和煩惱，暫時不去思考“我是誰”和“我該何去何從”的問題。

漱石真正成為一位職業作家是1906年，他辭去了大學的教職，開始為《朝日新聞》撰寫連載作品。這時的他已經因為《我是貓》《三四郎》《少爺》等作品名滿扶桑，所以當他決定成為職業作家時，東京所有的報紙頭條都是夏目漱石從大學跳槽到報紙的報道。他的連載作品極大地刺激了《朝日新聞》的銷量，每開一則新連載他必定會親自撰寫廣告語，一時間男女老少皆以讀到漱石的新連載為榮，這可謂是這位作家走上“國民作家”道路的起點。

然而，賣文為生的高強度工作讓身體本就不佳的漱石飽受病痛的折磨，漱石的后半生基本與胃病糾纏在一起，如果說“病的隱喻”是一種文學癥候，那么漱石的皮肉之苦與精神壓力則更甚，他始終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安放自我。

無法安放的自我

漱石所生活的年代正處于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高峰，大量的年輕學子被日本官方派遣到英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先進的西方知識，他們大部分都順利地完成了使命，回國之后便成為各自領域的巨擘與先驅。然而，這件事在夏目漱石身上則不是那么順利，我們且看他自己的回憶——“倫敦兩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階段。我在英國紳士之中，仿佛是一只流浪狗混在狼群之中，我勉強維持可憐的生存狀態。別人告訴我一共有五百萬英國人，我就好像一滴水在五百萬滴油中，幾乎無法生存。”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赤木昭夫在《漱石之心》一書中詳盡地考證了當時漱石在倫敦的財政情況，按照他的表述，漱石在倫敦的支出不是付房租就是購買書籍，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學經費被用來買書，以至于他換了五次住處，如此漂泊不定在當時的留學生中頗為罕見。

漱石非常愛去劇院，每每盡興而歸。除了這項開銷，他的另一個癖好是每次夜間外出都要隆重著裝，穿著夫拉克大衣，戴著絲制帽子。高衣領、長燕尾、絲綢帽和木拐棍，這套行頭打造的精致日本人形象，有些滑稽甚至辛酸，但漱石不覺得另類。每一個明治時期的紳士——漱石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明治新紳士——都腳踏著兩個世界，一腳深埋在日本國民歷史之中，另一只腳踏入西式新世界，因而常常兩不相顧，不知所措。

日本政府說希求的是留學生帶回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殊不知漱石看到的是倫敦不斷增大的貧富差異，他對于擴大貧民窟、勞工的悲慘生活都頗為關心，甚至開始主動地接觸社會主義理論。他在日記里寫道：“西洋人眼前有此殷鑒，故此便盡力去做慈善事業（或為宗教之結果）。而日本又如何？紳商者不明是非，無宗教之心，只懂得恣意行事。且拭目以待，終將有閃電臨于其頂的一日。”這種體驗成了他回國之后撰寫《三四郎》時的靈感，以至于從小說人物口中說出了“（日本）遲早要亡國”這樣振聾發聵的預言。

“無謂地聽課，無謂地畢業。”明治維新所宣揚的“開化”在漱石心中不斷地回蕩，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當時日本國內的輿論無比高亢，但是民眾的負擔卻不斷地上升，這樣的“開化”是真的文明嗎？這樣的“現代”是大眾希圖的未來嗎？漱石從自身無處安放的自我出發走向了對“個人”“國家”這些概念的探求，于是他的杰作《心》應運而生。百年來無數的日本作家、東亞作家從他這里獲得精神的啟迪，但是時至今日，就好比中國文壇上也難有超越魯迅的作家一般，夏目漱石最終被“簡單化”“風景化”了，然而他的復雜性以及他所得到的現代經驗卻著實值得被重新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