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出版業從宋代開始興盛。至遲在南宋時期，讀者、書商之間即有賒書行為。南宋黃簡《秋懷寄陳宗之》詩中有“獨愧陳征士，賒書不問金”之語，即是作者對陳宗之賒書的感慨。陳宗之，原名陳起，是錢塘有名的書商，他賒書給讀者的經營模式，尤為當時和后世學者稱道。

元明兩代，有關賒書的文獻，筆者尚未得見。清代，文人以詩歌或日記的形式，對賒書情況進行了豐富的記錄。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有清代詩人孫枝蔚的《溉堂集》。其中“溉堂續集·卷之一”有《賒書》詩，記載了孫枝蔚漂泊在外，于書坊賒書閱讀的故事。“眼昏頭白滯江關，把卷能消永日閑。小戶酒錢長可省，鄰坊書債定須還。”孫枝蔚生于明清易代之際的富商之家，本來家境優裕，但他性格豪放灑脫，家財很快散盡，此后生活較為窘迫。他對詩歌創作情有獨鐘，有大量詩作傳世。在《賒書》詩中，讀者可以看到孫枝蔚對閱讀的熱愛：即使眼昏頭白，滯留江關，也不教一日閑過，不曾一日廢棄閱讀；經濟拮據，便忍痛割愛，用酒錢來償還賒書債。如此執著于閱讀，其人生志趣可謂高遠。

清代文史學家李慈銘也有賒書閱讀的經歷，其賒書的次數之多，讓人驚嘆。張桂麗《越縵堂書目箋證》所引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多有記錄。如同治二年正月十一日：“又于火神廟書攤賒得郝蘭皋先生《爾雅義疏》一部、明代合刻馬陸兩家《南唐書》一部，計錢二十六緡。”同治三年三月七日：“致文菉堂，賒得張皋文《儀禮圖》兩冊，價十千。”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買殿板《周禮》《左傳注疏》各一部，價銀六兩，賒之。”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詣倉橋沈氏味經堂閱書，賒得微波榭本《孟子趙注》附《音義》一帙。”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下午買舟詣倉橋閱市，還十三日所賒書直兩番金。又賒得王氏鳴盛《尚書后案》，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共直一番金。”

在李慈銘的日記中，類似的賒書記錄還有很多。賒書閱讀，已成為李慈銘讀書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日記中能夠清晰地看出，李慈銘賒書閱讀的習慣保持了很多年，他曾在“火神廟書攤”“文菉堂”“沈氏味經堂”等店鋪賒書。這些有關書坊名稱、書籍版本、圖書價格、賒書及還錢的記錄，構成了他生動的閱讀史、學術史之一端，同時也為讀者了解清末的出版業以及當時浙江紹興倉橋一帶的圖書市場狀況，留下了翔實的文獻資料。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遇到“賒書不問金”的店家，也不是所有的文人賒書之后，都能像孫枝蔚、李慈銘一樣，能夠及時將欠款還清。清代潘江《龍眠風雅全編》卷六十二，收錄了詩人姚士垐的《嘉平廿四日》詩，其中記載了作者賒書后被催債的事。詩云：“一年懷抱總難舒，今日春光到草廬。掃石看花新釀酒，敲門催債舊賒書。”姚士垐的父親曾擔任地方官，家境不算貧寒，但他“酷好書籍”，不治產業，“迨父致官歸，距城邑數舍買郭北近地為園，嘯歌其中”。姚士垐或許是自覺懷才不遇、襟抱難開，才終日埋頭于典籍之間，吟哦度日；也或許是家無余財之后，仍然執著于賒書讀書，因此才遭遇書商催債。但不管怎樣，賒書閱讀，畢竟算得上是風雅之事。

此外，還有賒書后自知難以及時還款，不得不去募集購書錢，甚至避債的文人。小說家董說即是如此。董說在清初時隱居山中，后出家為僧。他學識淵博、著述宏富，于小說、詩歌等領域多有建樹。其小說《西游補》曾被魯迅譽為“造事遣辭，則豐贍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其《豐草庵詩集》中，亦頗多佳作。該詩集“紅蕉編”收錄有《浪游》一詩，開篇即是“窮愁難募購書錢，浪跡江村詰曲穿”。正因為生活處境艱難，作者不得不警告自己，不得再去賒書，并為此寫下《賒書戒》詩三首。《賒書戒》第一首有詩句“避債臺前受羯磨”，第二首有詩句“書滿家兼畫滿廚”，第三首詩為“打點收書欲募錢，綾裝冊葉結清緣。幾番呈似還羞澀，誰仗文章種福田”。由此看來，詩人曾因為書籍多次“募錢”。可以想象，作者寫《賒書戒》之時，內心一定是充滿矛盾的。他深知藏書已經很多，亦知與書結緣是有福氣的，但屢屢賒書，屢屢為之籌錢，總是讓人難為情的事。“打點收書欲募錢”，在今天看來，或許能給讀者留下一個廣闊的想象空間：作者是要把藏書打點了去賣錢，用以償還賒書債？還是繼續賒書回來，繼續籌錢？這些現在已經難以得知。這或許也是詩無達詁的魅力。還值得一提的是，《豐草庵詩集》“洞庭雨編”有《平涼志》一詩，其中記載了董說寧肯吃粥餓肚子，也要以米換書的故事。詩的小序記載“賈人持《平涼志》八冊，余倒瓶中粟易之，作《平涼志》”，詩的開篇為“明朝食粥那須計，傾瓶換得《平涼志》”。將上述董說避債賒書、以米易書的行為兩相觀照，更可見其對書籍的癡迷。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文人賒書行為的發生，是有復雜歷史背景的。這既與書商的經營模式、文人的經濟狀況有關，也與當時的書籍價格有關。書籍自宋代以來，伴隨著出版業的興盛、發展，在社會中慢慢變得普及，但每個時期的書價又與地域、版本、書籍品種，以及社會、經濟等因素密切相關。

以前述同治三年李慈銘所賒“殿板《周禮》《左傳注疏》”為例，兩部書“價銀六兩”，在當時是比較昂貴的價格。“根據李慈銘本人的情形，他的仆媼所得的工資，自同治二年以來，一直到光緒中，男仆每月工資為京錢十千文。……這十千文京錢的工資，以同治十一年為例，折合銀子，約為九錢五分。用以購米，可得二斗七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版《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張德昌著）男仆的月工資“折合銀子，約為九錢五分”，將近一兩銀子，尚不足上述兩部書總價的六分之一。書價之貴，可想而知。當然，買賣雙方若以現金交易，書價可能略為優惠，但差別不會太大。除此之外，上述《周禮》《左傳注疏》屬于“殿板”，即武英殿官刻本，相對于其他版本而言，校勘、刻工、印刷較為精良，因此價格相對較高。而幾乎與此同時的《春暉堂試帖詳注》（退思書屋藏版，同治六年刻本），價格便宜很多，木記標注“每部一百八十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版《2016年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程煥文、沈津、張琦等主編），其價格不足上述男仆月工資“十千文”的五十五分之一，大約是男仆半天的工資。由此可見，不同的書籍，價格差別很大。

綜上可知，清代文人賒書，一方面因為經濟不寬裕，另一方面因為有些書籍較為昂貴。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購書頻率特別高，所以不得不采用賒購的方式。總之，清代文人對賒書生活的記錄，內涵豐富而多元。借此可以觀照這些文人的生活狀態、學術動向、內心世界，以及當時出版物市場之一隅。賒書閱讀，作為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的一種較為獨特的購閱方式，其記錄者從文字中展現出來的熱愛書籍、執著閱讀的精神，亦值得當代讀書人回味與思考。

（作者：王佳偉，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綏化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