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文明作為重要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現象，其本質上是一種流動空間，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呈現方式。

近年來，隨著對茶馬古道這一人群流動和民間往來之歷史見證的再挖掘，更加從空間與時間兩方面展現其時空聯結，即在形態上表現出歷時性的變遷過程。另外，道路交通技術的發展所導致的“時空壓縮”，從而表述人類群體間在時間和空間關系上的重新構造，使地方和空間的意義及相互關系發生變化，成為時代變遷的巨大驅動力。“路文化”中的音樂在通道上的流散傳播，從移動到流動，往來遷徙的實踐者在特定時空行為和社會過程中，延伸其特殊的史地空間、政治經濟以及音樂文化等獨特而多樣的人文脈絡景觀，形成多種“流”的深層含義和族群關系，帶來的是路學視域下“人-聲音-空間-意義”的綜合實體。2022年9月5日晚，在云南滄源佤族自治縣呈現的“山間鈴響馬幫來——茶馬古道民歌展演”，立足茶馬古道上諸民族立體化多元音樂文化。若以走廊學、邊疆學、流域學等多重眼光加以審視，不難發現整場晚會集中體現了如下三大特色。

一、從“邊地”到“茶馬古道”：諸民族流動空間的多元史地文化整合。茶馬古道分布廣泛，主線以川藏、滇藏和青藏為主，支線附線多，主要是我國西南地區以茶葉和馬匹為主要交易內容、以馬幫為運輸工具的商業貿易通道，同時，輻射云南、廣東、廣西、福建等邊疆，沿邊優勢突出，是對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是連接南亞、西亞和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本次展演的四大板塊，既彰顯了云南邊地的各跨界民族如彝族、納西族、佤族等民歌的邊疆文化，也有廣東汕尾漁歌所蘊含的海洋文化、廣西壯族民歌中的江河文化，以及陜甘寧的高原音樂文化等等，展演中所演唱的茶馬古道沿線不同民族的民歌，實為歷史上民族遷徙流動的大文化區域在當下的重塑和再構。如廣東汕尾地區民系沿海線遷徙，其代表歌種汕尾漁歌從唱詞內容、語言與音調都與海洋自然環境緊密關聯，頗具鮮明而獨特的海洋音樂文化特點，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宋、元時期的疍家。汕尾漁歌節奏和緩、音腔柔和，唱詞內容大都來源于生活勞作，反映了漁民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是疍家文化的代表。這種從歷史、地理與音樂的互補角度、特別是將其納入民族遷徙流動的文化通道內加以統合審視，有助于捕捉跨越時空的實踐意義和文化解釋。

二、從“民族特色”到“音聲景觀”：茶馬古道上諸民族“多元一體”的整體性展示。茶馬古道既是商業貿易通道，也是民族遷徙、交流的文化通道。茶馬古道民歌展演，體現的正是中華民族和諧團結的“多元一體”格局。茶馬古道民歌展演帶來了流動的音聲景觀，塑造了有意義的空間和文化敘事，有其重要的歷史和地理等多重要義。整場表演都是“意義的創作詮釋”，而不是單純建立在某一民族表述的基礎上。各族民歌歌手均身著鮮艷的民族服飾，配以各種地域景觀復合而成的民族文化生態之大型音像背景，將人、聲、景、韻多元因素融為一體，構成音樂主體的多樣性，以及地方性、區域化特色，富有鮮明的民族文化身份象征，亦喚起音樂主體與空間的勾連。如第三單元的表演，從廣西瑤族《砍柴歌》進山砍柴的山歌、壯族南盤江調表達的男女以歌傳情的互訴衷腸、到汕尾咸水歌中展現的漁民熱情好客的品質、刺繡歌中詠唱的富有詩意的漁家生活情景、乃至福建的采茶歌，展現出多個不同地方生活場景，但將其納入統一的茶馬古道海洋文化中，構建了茶馬古道海洋文化背景下的地方生活與關聯。這是當下路文化中各民族在不同空間下交流對話的整體表述方式和意義所在。

三、從“品種”到“歌腔”：茶馬古道上民歌藝術的多姿風采。在茶馬古道民歌展演中，各民族展示的歌種繁多，音腔豐富。來自茶馬古道沿線的云南趕馬調、放羊調、玉溪五山腔、彝族海菜腔、拉祜族的古根調、廣西瑤族情歌、壯族情歌、廣東疍歌、福建蓮花褒歌，還有西北高原地區的寧夏花兒、陜北信天游等多樣品種爭奇斗艷，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傳承人和表演小組演唱全部采用清唱或民族樂器現場伴奏，有獨唱、對唱、組唱、小合唱等多樣形式，音樂從單聲部到多聲部，內容上充分體現了“新時代 新生活 新絲路 新征程”主題，構成茶馬古道新時期多樣異態的民歌共同體，具有歷史性、地理性、區域性和主體性的跨時空建構意義。

今天重新審視茶馬古道上各民族音樂的價值和地位，仍需從“路學”大視野，究其民族歷史、文化通道、音樂表征、文化再現等多方視域的整合性。透過音樂的微觀在場，秉承原生文化理念，挖掘多樣的音樂表述樣態，不斷發現新資源和新景象，搭起古道文明的統合平臺，為重塑西南大通道乃至到海上絲綢之路音樂文化貢獻力量。

（作者系中國音樂學院教授，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民間歌謠”專家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