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幾乎如雷貫耳的文人學士都寫有關于西施、范蠡的詩文。那遠逝的經典故事撥動了他們的心弦，或脫口成文，或追根溯源，或現場考察，或借古喻今，從而為后代留下了如歌的行板。

且大致以時間為經，列出那些寫過西施、范蠡的宋代著名文人，他們是：王禹偁、林逋、杜衍、柳永、范仲淹、刁約、梅堯臣、歐陽修、丁寶臣、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秦觀、王十朋、陸游、楊萬里、辛棄疾、吳文英……寫過西施的宋代詩人當然還有很多，即或僅列頂級的，也許還有遺漏。如果將以上詩人詩作鋪排開來，可成一本書稿，則非短期可成也。

關于王、蘇的文字已車載斗量，且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樣寫西施及范蠡的。

一、王安石寫西施，多用政治家眼光

王安石（1021-1086）寫到西施的詩作有多首，以《西施》最為有名，全詩如下：“謀臣本自系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愿君王誅宰嚭，不愁宮里有西施。”詩意明白曉暢，一國主謀如以社稷安危為重，一個小女子豈能成為國家“禍基”？ 如果君王能警惕宰嚭這類奸侫，哪用防備宮中有西施這樣的美女。詩中涉西施、宰嚭，故此詩一作《宰嚭》。

王安石這首詩的觀點其實并不新鮮，如唐朝羅隱的《西施》：“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如陸龜蒙的《西施勝六宮》：“香徑長洲盡棘叢，奢云艷雨只悲風。吳王事事須亡國，未必西施勝六宮。”王安石的立意與唐人的識見異曲同工，力圖借古史反映現實，將詩作當議事論政的抒發平臺，一澆胸中塊壘。然此詩因“詩語惟其所向”，藝術表現力似稍顯直白，“不復更為涵蓄”（葉夢得《石林詩話》）。

王安石還寫過另一大美女王昭君的詩，即《明妃曲》，詩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飛，只有年年鴻雁去……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王安石借昭君的故事抒發自己從政心曲，詩意的表達比《西施》委婉一些。

竊以為，王安石將荷花比作西施的詩更顯功力。《荷花》全詩如下：“亭亭風露擁川坻，天放嬌嬈豈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應將爾當西施。”詩中有兩處用典，一是世傳西施為荷花女神，那鮮艷的荷花“亭亭風露”、“天放嬌嬈”，與西施天生麗質相映照；一是范蠡助越滅吳，不戀功名，獨攜西施泛五湖而去，從此超然于政治紛爭，過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王安石用典貼切，信手拈來顯得那么自然。

王安石還有“遠之妍西施，近或丑無鹽”，“范蠡五湖收遠跡，管寧滄海寄余生”，“若與鴟夷斗百草，錦囊佳麗敵西施”等關于西施的詩句，在此就不展開了。

二、蘇軾寫西施，讓范蠡如影隨形

蘇軾（1036-1101）寫西湖與西施的詩最為響亮的是《飲湖上初晴后雨》：“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首詩寫于熙寧六年（1073），其時蘇軾出任杭州通判。詩中蘇軾將西湖比喻成西子湖，這是不是首創，沒有去考證過，可以肯定的是，蘇軾將中國人的景觀審美有機糅合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把他心中最美的景以最美的人作比照，是如此形象而愜意。這是一首公認的好詩，瑯瑯上口，容易傳唱，讓后人仰慕不止。宋代武衍《泛湖上》評價：“除卻淡妝濃抹句，更將何語比西子。”再沒有寫西湖的詩作可以超越了。也有不同看法的詩人，如元代張雨《太常引》：“莫將西子比西湖，千古一陶朱。”

蘇軾將西湖與西施融與一身并非一時靈感，而是執著深沉和自許，在其他詩作一再襲用，如《次韻劉景文登介亭》中“西湖真西子，煙樹點眉目”，如《次韻答馬中玉》中的“只有西湖似西子，故應宛轉為君容”，還有“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清而豐”（見《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等詩作中。因而西子湖三字所含的歷史底蘊，可以綿綿無窮展開，這就是蘇軾的創造力，美景美人互相成就永恒。

蘇軾弟子黃庭堅寫西施之美的詩也是絕妙：“草茅多奇士，蓬蓽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相得。”廣為人知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從黃庭堅詩句中化出。

蘇軾不但融合美人美景，還往往將西施和范蠡合為一體，讓兩人如影隨形。

對吳越生聚教訓的歷史，蘇軾當然清楚，其中興衰切換的重要場景——范蠡與西施的家國情懷、恩怨情仇，最能直擊蘇軾內心深處。

蘇軾時代的杭州是浙西重要州府；而他內心所寄的西施故里諸暨卻屬浙東越州（今紹興）管轄。蘇軾對歷史底蘊更深厚的越州很是向往，以至在朝廷任職時多次上書，要求外放到越州，然終未遂愿。

這些心心念念在蘇東坡的詩詞中反映出來，如《次韻代留別》：“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出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住西。”紅燭燒掉了江山，歡歌唱出了群鴉。詩中的“鴟夷”是范蠡的稱謂，“舊住西”是指西施原來是住在諸暨苧蘿西村，故名西施（相傳東施住東村）。絕世美人是在苧蘿西村尋常農家孕育出世的。

善良浪漫的蘇東坡認為：范蠡與西施的結局，是英雄美人追逐自由：“五湖歸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水龍吟》）其實，這也是蘇東坡的心愿寫照，經過宦海沉浮，蘇東坡渴望退出廟堂，攜紅顏知己，浪跡江湖山林，讓人生時光在大自然中慢慢流淌。

蘇軾也為吳國可惜感嘆，在《范蠡》詩中似有追責之意：“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如今吳國都城姑蘇，荒草無邊、群鹿出沒、物換星移，還不是你范夫子得到西施后演繹出來的一幕幕好戲。故而世人不要忘記“莫便向姑蘇，扁舟下五湖”的歷史，否則也有可能“奈何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這些詩句寄托了蘇軾的所思所想，用心可謂良苦。

三、王安石、蘇東坡惺惺相惜

一般認為王安石與蘇軾是政敵，其實王安石與蘇軾有諸多相通。

兩人都是偉大的文學家，位列“唐宋八大家”；兩人都高位中進士，卻陰差陽錯，都與狀元擦肩而過；兩人都是書香門第，名聞遐邇，王氏家族又更顯赫；兩人都是宋室重臣，遭受過四面八方的明槍暗箭，但入世濟民思想貫徹終身；兩人都與常州有緣，王安石喜歡常州任職，蘇東坡希望常州終老；兩人都是歐陽修門生，如此等等。

但兩人又有諸多不同。

王安石做事執著，出語謹慎，很難妥協；蘇軾生性放達，隨遇而安，順應自然。王安石不喜社會交往，甚或面拒，這種不隨世俗也是其政治上被孤立的原因之一；蘇東坡三教九流，無不過從，即或落魄，也有諸多擁躉。兩人的文學成就各有千秋，蘇東坡還長書法丹青，但策論史學遜于王安石。兩人都位高權重，王安石兩任宰相，蘇軾多諸侯生涯，雖一度位至中樞，也重在幕僚角色。兩人政治生涯起起落落，蘇軾貶謫流放，蒙受冤屈更大，那名聲響亮的“東坡”之號，就是流放的產物，晚年好不容易蒙赦回歸，卻瘴毒纏身，不治而亡，引得山河同悲；王安石冷落辭退，隱居金陵，還立過生祠，體面離世，朝廷追贈太傅。

王安石與蘇軾的嫌隙是政見有異引起，盡管難以調和，但兩人還是相互欣賞。

先舉例蘇軾對王安石的欣羨。王安石詩文很多，但詞作寥寥，一旦寫出，則頗見功力，如《桂枝香·金陵懷古》技驚四座，沈雄《古今詞話》謂：“東坡見之，不覺嘆息，此老乃野狐精也。”

蘇軾寫有《雪后書北寄臺壁》詩，內有“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句，眾人叫好，然未有人看出詩眼所在，王安石一句便點出了其中奧秘：“典故出自道家，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雙目為銀海。”蘇軾對朋友慨嘆：“學荊公者，豈有如此博學哉！”

再舉王安石對蘇軾的不吝贊譽。

王安石的資歷、地位和綜合影響要高于蘇軾。兩人因王安石倡導“變法”鬧得不可開交，甚至尖銳對立。王安石認為，蘇軾非執政長才，但才華橫溢，對他的真才實學需提掖保護。

元豐二年（1079），“烏臺詩案”發生，蘇軾在湖州知州任上被五花大綁到京城。李定、舒亶、王珪等權臣逼供蘇軾，御史臺發出公文，傳喚各地官府搜集蘇軾誹謗朝廷的證據，并追索同黨，以便定其死罪。一時風聲鶴唳，不少人惟恐躲避不及。然王安石這個蘇軾的昔日政敵卻挺身而出，積極營救，并利用自己的地位，直接上書神宗：“豈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懇望明察，刀下留人。

蘇軾貶謫黃州后，王安石讀到蘇軾《勝相院經藏記》新作，擊節贊賞：“子瞻，人中龍也。”又提出文中“如人善博，日勝日負”不如改成“如人善博，日勝日貧”更宜。當朋友轉達王安石意見后，蘇軾頻頻點頭，欣然改“負”為“貧”。

元豐七年（1084）7月，蘇軾專程拜訪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施禮說：“蘇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答：“禮儀豈是我輩所設。”蘇軾在金陵盤桓多日，兩人冰釋前嫌。當蘇軾告辭之時，王安石分外傷感，對身邊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才有如此人物。”（王水照、崔銘《蘇軾傳》335頁）

兩人互敬互慕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王安石、蘇東坡曠代逸世、天選之人，自宋代以后研究他們的著作層出不窮。近幾年王水照、崔銘所著《蘇軾傳》及崔銘《王安石傳》分外耀目，兩書都以傳主詩文作經緯展開，所撰不戲說，“無一事無來歷……均有文獻根據，絕不憑空編造”（《蘇軾傳》后記）。因而格外受業內外青眼。我讀后受教非淺，獲益良多，感到博大精深。但因書中涉及內容多，特別是官制注釋上也有可商處，如《蘇軾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2022年8月第18次印刷版）第16頁表述：“第二年正月，禮部侍郎（禮部的最高長官）、翰林侍讀學士（給皇帝講書的侍從官）歐陽修受命擔任禮部考試的主考官。”宋朝的“禮部侍郎”不是“禮部的最高長官”，而是副職，最高長官是“禮部尚書”，本書第451頁的表述就得體相應。王、崔的《蘇軾傳》已成名著，影響大，傳播廣，故而提出一孔之見。宋代官制繁復，偶有疏忽在所難免。對于宋代的職官，浙大教授龔延明所著《宋代官制辭典》《宋史職官志補正》作了深入梳理，為公認的研究成果。另外，本書所附《蘇軾生平創作簡表》第569頁出現了元豐二年（1079），第571頁又出現元豐二年（1084）的表述，這后面的元豐二年可能是筆誤，當為元豐七年（1084）。

顯然，王安石、蘇東坡寫西施、范蠡的詩作，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含詩人心路，蘊深刻哲思，美人名士交織，這樣的作品當然輝映千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