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由中國作家協會指導和支持，由馬來西亞中國文學讀者俱樂部和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主辦的“走進中國當代文學”分享會在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局大樓演講廳隆重舉行。這是俱樂部成立以來，中國作家首次與馬來西亞讀者線下見面，近120名中國文學愛好者共襄盛舉，交流深入，氣氛熱烈。

“走進中國當代文學”分享會

分享會由馬來西亞讀者俱樂部負責人、漢文化中心主席拿督吳恒燦主持，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云、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得主東西和葛亮分別從不同角度侃侃而談，把馬來西亞讀者帶進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精彩世界。

三位作家都向馬來西亞讀者分享了各自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故事。劉震云回憶說，他目不識丁的母親曾說“如果我也識字，魯迅能寫的我也能寫”、“你們寫作的太容易了”。當母親問到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時，劉震云則表示，無論現實或虛構，只有在文學作品里，讀者所認識的角色才能夠永遠地“活著”。

東西回憶說，在高中時期因自己的家鄉被看不起，而決定要把廣西的風景、優美的山水在小說里勾勒出來。引用海明威的話“少年時恰當的困難是寫作最好的老師”，他將心中的種種委屈轉換成一串串、一頁頁的文字。

葛亮則將自己寫作之路的開啟形容成“巨大的意外”。父親和母親都出生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都不怕”的時代。即便如此，父親給予他的文學和閱讀的影響也極其深遠，以致他對文學產生敬畏感。成為文學研究者后，他開始尋找作者、文學作品和研究者之間的“溫度”，于是就開始寫作，并嘗試參與文學獎項。他直言，文學獎對于年輕的寫作者是莫大的鼓勵。他認為年輕作家的創作需要有一定的“步伐”，加上本身生活經驗和閱歷的加深，最終將觀念和想法融合到作品中。他也感謝自己在學院里的教學讓他能夠以研究者和寫作者的雙重身份去感受文學環境和文學史的“一體兩面”。

讀者聆聽講座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寫作是一個寂寞的過程”時，東西說道：“做什么事情不寂寞？我現在還想不出來。”東西體驗過不同領域的工作，如當過中學的語文老師、在機構工作等，嘗過了各行各業的苦。最后他發現只要能寫作并專注于此，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東西認為，“選擇寫作以來，我發現其他事情我都干得不好或者不開心，只有寫作是最讓我開心的。”而寫作過程中的“寂寞”該如何去理解？他表示在寫作過程中會有寫不下去的時候，確實會使人感到痛苦。在書桌前走來走去，朋友請吃飯、約喝酒也沒興趣，一直想著要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當問題被解決后，便會產生巨大的欣喜感。因此，他認為這不算寂寞。

年輕人朋友多，愛熱鬧，但比起普通人，寫作者需要更加自律，自己給自己設定任務。東西分享了一個生活中的小故事，就是自己還在報社工作時，有一次下班后晚間寫得正認真時，他的Call機（BP機）響了，友人正在找他。但為了寫作，就算Call機一直響著從桌上震動到地上，他也沒有接聽。只有他寫完1000至1500字后，才最終回電給友人 ，回應赴約。

東西表示，到了今天的這個年齡，寂寞反而是一種享受。在慢慢寫作的時候，會覺得仿佛這世界與自己無關，只有寫作中的人物跟自己有關系。有時寫長篇寫一年、兩年，從作品中人物的姓名、性別到職業，慢慢與他們建立起感情，甚至寫到結束時還會潸然淚下。“所以我覺得現在不能叫寂寞，我愿意享受這種寂寞”，東西最后說道。

讀者踴躍提問

葛亮認為寫作對每個人的意義是不盡相同的。葛亮表示他是來到香港之后才開始寫作。他生長在南京，一個古典氣韻非常厚重的城市，也被譽為“六朝古都”。他覺得生活和日常本身會構成一個人表達自己想法或理念的一種方式。南京是一個特別舒服的城市，人們都活得舒服、自在，但也因為如此，他認為這會讓自己失去寫作的動力。所以他非常佩服在南京寫作的朋友、前輩及作家。

葛亮到香港之后，赫然發現香港和南京是個截然不同的城市。對比之下，香港的生活節奏十分匆促，工作壓力相對來說也會大一些。也正是發現這里與自己的家鄉如此不同，反而會刺激自己，促使他產生新的沖動，讓自己去回溯、回望自己以往的少年生活。故此，他開始寫一篇長篇小說——《朱雀》。

葛亮在寫作過程中，突然意識到寫作對他的意義：寫作仿佛是一種沉淀之道。葛亮目前在香港大學執教、做研究。在工作層面，他面對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而寫作能夠幫助自己安靜下來。“每臨大事有靜氣”，當你坐在哪怕是小小的書桌前，開始動筆或者用電腦敲打鍵盤的時候，便會感覺到“臨‘寫作’會有靜氣”，會沉浸于面前的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是作家獨有的。他表示，在現實世界中有很多我們無法掌控的東西，但在寫作過程當中去承載，甚至真正去構建一個世界，這乃是幸福之事。雖然寫作過程是孤獨且寂寞的，但是葛亮卻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葛亮也分享了他與青年學生進行學術交流的體會，比如學生會提問“J·K·羅琳是不是一個好的作家？”“她哪里能達到一個作者最高的等級？”等等。但在葛亮眼里，J·K·羅琳確實是一個好的作家，而且是個偉大的作家。她以一種孤勇的力量去建設了一個既和現實世界相關、但又龐大且多元化、既與我們的經驗銜接、卻又完全獨立于我們的世界，這便是一個好作家的標準。J·K·羅琳是孤獨的，她曾經的生活境遇也非常落魄。但當她進入到寫作世界后，她便是這個世界的君王。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他認為寫作對作家亦是如此神奇。

葛亮表示“寂寞有時候反而是一種力量，可讓人與周遭的現實世界對話，甚至在心理上帶來令人亢奮的力量，這時候的每個作家都是強大的”。

劉震云表示同意東西和葛亮的說法，認為寫作是不寂寞的。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寂寞”？如果說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是寂寞的話，這只是一個寫實的狀態。其實作家此刻只是在和另外一個世界的人打交道，而且是跟另外世界里自己喜歡的人打交道。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人可能令人討厭，但當你把一個討厭的人寫進書里，你也會發現他有值得喜歡的地方。因此，作家的腦子里是非常熱鬧的。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一書里寫竹葉社的老板非常喜歡戲劇，甚至能把喜歡的旦角叫過來一起唱戲。但竹葉社的老板卻沒有唱戲的實力，所以他一直在搖頭晃腦，在自己的腦子里“走戲”。知道的人看到他這個樣子，就曉得他在腦子里“走戲”，不知道的人以為他是個神經病。劉震云表示，寫作者就如同竹葉社的老板一樣，他們的腦子里一直都在“走戲”。

劉震云提出一個理論：“好的作者一定都是‘學院派’”。他表示有些作者第一本寫得還可以，但第二本、第三本越寫越差；還有些作家卻能一本比一本寫得更好。為什么？并不是因為前者缺乏生活經驗，而是因為他們的哲學功底和認知能力導致他支撐不了一本書的后半段，支撐不了他第二本、第三本書的寫作。因此，劉震云認為文學的底色是哲學。文學是把那些說不明白的哲學，試圖通過人物、故事、情節，細節和語言來說清楚。但這又似乎是永遠都達不到的。因為人的情感、人的靈魂實在太復雜了，往往又會說不清楚。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話說道：“不要探討我靈魂的邊界，因為我的靈魂是沒有邊界的。”劉震云也幽默地表示：“要是能跟柏拉圖、康德、孔子、老子成為好朋友，那你的認知能力確實挺高的”。

劉震云還講到了他寫的《溫故一九四二》，內容是關于1942年-1944年造成300萬人死亡的河南饑荒事件。他表示“300萬”這個數字具有巨大威力，但卻是無法想象的，唯有親身經歷才能感同身受。劉震云在調查中發現，很多災難的親歷者或后代都已經淡忘了這段苦難的歷史，甚至1942年的報紙也沒有發表過這一事件的死亡人數。為此他感到驚訝，并決定創作這一部作品。與此同時，他也提出一個問題：“這些當事人面對死亡的時候，是一種什么樣的態度？他發現，許多河南人甚至會用一種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原因是，因為他們經歷的災難實在數不勝數。如果用嚴肅的態度對待嚴酷的事情的話，那么嚴酷的事實就會變成一塊鐵，磕在石頭上就破碎了。而當人們用幽默的態度來面對嚴酷事情的時候，嚴酷就會變成一塊冰，幽默則好像變成了大海，大海終將會把冰塊融化。這是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也是作家創作的一個必經之路。

最后，劉震云也向大家分享說，有人曾問過他：“《一日三秋》寫了多長時間？”他的回答是：“寫多長時間其實不重要，作者的寫作并不在于寂寞地坐在書桌前，而在于你寫之前思考了多長時間。”最終，分享會以他的話“落實的過程并不重要，落實前的思考才是重點”劃下完美句號。

部分讀者合影留念

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局外景

出席本次分享會的有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陳蝶和林玉蓉，還有來自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馬來西亞翻譯與創作協會、馬來亞大學、拉曼大學中華研究所、思特雅大學、林國榮創意科技大學、中國東盟商務協會總會文教發展委員會、馬來西亞華語規范理事會、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建筑集團馬來西亞有限公司的代表和各大中文媒體代表。活動期間，嘉賓和觀眾們互動活躍，來自馬來西亞全國各地的讀者們拿著書排隊請作家現場簽名。大家都期待著能通過讀者俱樂部的推動，讓馬來西亞讀者能讀到更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從中感受中國作家精神世界的廣闊、深厚、多元與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