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長篇小說《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以來，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對那個年代的青少年讀者來說，更是具有“人生教科書”的意義，這是它被列入紅色經典的主要原因。在肯定該小說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不斷進行文學史定評的同時，也需要注意在此過程中一些老作家的“評價”，以及文學史教材撰寫過程中作者本人的“反應”，這些對于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這部文學名著也并不是多余的。

一

一份材料是作家茅盾的《讀書雜記》。這篇讀書筆記寫于1958年至1959年間，不單評價了曲波的《林海雪原》，也對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馮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等作品發表了多處評論。顯然，跟一般的文學批評不同，因為作者本人是作家，他對上述作品的評價是從創作的角度來談的。該文曾收入1984年12月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二期，在黃山書社的2014年版的《茅盾全集》里，被收入“中國文論八集”之中。現將茅盾有關對《林海雪原》的觀點摘錄如下：

故事的環境（林海、雪原）和驚險性質（對付特務的偵察工作等等）決定了這本書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色彩。革命浪漫主義需要豐富的想象、豪邁的氣魄——而此兩者，又必須以跌宕、奔放、絢爛的文筆來表現。作者在這方面有一點，但不充分。

作者的想象力次于氣魄。他不能把“林海”“雪原”寫得絢爛生動，使我們如身入其境。這里舉幾個例子：

奇峰險惡猶如亂石穿天，林濤洶涌恰似巨海狂嘯。林密仰面不見天，草深俯首不見地（頁四九，三、四行）

……

全書最吸引讀者的，是驚險的故事，和相當機智的對話。本書中不協調的部分是短短幾句的文言的環境描寫，這是游離的，好像只是人物相片的鏡框。

……

人物——突出地寫出了少劍波、小白鴿（白茹）、劉勛蒼、楊子榮等等，英雄氣概和少女的神態，都比較好。但總的說來，這些人物都不深刻，性格的發展寫得少，幾乎沒有發展。

三十萬言的長篇，結構上是要費點功夫的。作者處理得還不差。例如，作者也注意到章與章的節奏；寫了緊張的戰斗以后，接著寫點舒緩的抒情氣味的。可是，還沒有淋漓盡致。

作者從舊小說學得一些好的東西，可是還不能用舊小說的塑造人物的方法來塑造他的人物——即不能用動作來表現人物的內心活動，而只是用敘述來說明人物的內心活動。

1958年5月4日下午記

……

少劍波這個人物寫得不好。我們看見他發指示（他的話都有點這個味兒），審訊，以及其他言、動，都是一個調子，性格沒有發展。

書中人物的性格都沒有什么發展。

背景的不平凡：林海雪原。

故事的不平凡：斗智、斗力的驚險場面。

人物的不平凡：堅強的斗志，高度的機智，樂觀主義，豪邁。

……

大凡寫景（環境），不能為寫景而寫景，而應當使寫景為主題服務。具體言之，一為烘托，這是烘托人物（例如《紅樓夢》寫雪中寶琴捧紅梅立山坡，又如《水滸傳》寫……可以多舉例），二是渲染，這是加濃作品中整個或特定章段的氣氛……

二

另一份材料，來自訪談《中國當代文學史編撰的回顧與展望》，是楊文軍對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當年已屆80歲高齡的文學史家王慶生教授的采訪（文章見《新文學評論》2013年第一期）。王慶生是華中師院集體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58年開始撰寫，1959年鉛印成冊，1962年由科學出版社公開出版）一書的重要參與者之一。這個訪談是他對當年參與撰寫這本教材、初稿征求專家和作家本人意見，以及作家們對教材評價自己作品的“不同反應”的回憶。他說：“有些作家表示完全不干涉我們的評論。如艾蕪：‘我一向認為文學評論家有評論的自由，作家要尊重他們的評論工作。’如歐陽山：‘對文學作品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評論意見，評論者可以按自己的意見對學生講授，不必跟作者本人取得一致意見。’”有些作家在回信中校訂、補充了部分材料，如康濯、梁斌、馬烽、西戎、李瑛和劉紹棠。有些作家只是在幾處字句上做了一點修改，如夏衍、孫犁、王汶石和秦牧等。與眾不同的是，浩然進行了申辯，而曲波可能是“意見最大，最為激憤的一位”。借此機會，將曲波先生來信的部分內容，以及王先生的解釋意見，一并照抄如下：

有個學校，未經我的同意，竟自行給我編寫了一個“小傳”……當我看到時，錯誤多多。如，我是一九二三年生，有的就寫一九一三年，我的籍貫是山東黃縣，卻寫成山東蓬萊。我是一九三八年，十五歲，參加八路軍，給我寫十六歲參加八路軍。我沒有寫過《狂飆曲》，給我編上長篇小說中有《狂飆曲》。你們的書稿中，也有這些錯處。或許就是根據這個東西編的？我還見到其他刊物上介紹我，也有這些錯誤。

不可否認，我們的初稿中確實把“一九二三”訛成了“一九一三”，把“十五”訛成了“十六”，把《橋隆飆》訛成了《狂飆曲》。所以曲波先生的抱怨不是沒有道理，接著，他表示不能同意評論界對《林海雪原》某些“缺點”的指責：“我一向是歡迎批評書的缺點的，但對于不是缺點的缺點評上去（注：原文如此）是不合理的。”評論界認為曲波將少劍波寫得過于“神機妙算”，這是他首先不能同意的一個批評意見。他說：“少劍波在指揮小分隊全盤戰斗中，他用了多大的偵察力量啊！這就叫唯物主義。他的決策都是在這個可靠的基礎上作出來的，其中就得有他的獨立思考與判斷。如果把這種情況，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說成是唯心主義的‘神機妙算’是不合實際的。否則他何以稱得起為優秀指揮員呢？！不論當年和而今有人不切實際的評論（注：原文如此），我都是不同意的。正如工農兵若能評論《論語》《尚書》，還要專家干什么？”另一條不能同意的是評論界對少劍波與白茹愛情描寫的指責。曲波申辯說：“好像寫戀愛成了禁區，寫指揮員，不是勇的‘一沖主義’，就是無止境的開黨委會、支部會。要知道，我是經過許多大大小小戰場的人。”“在林海雪原并肩戰斗中，為什么就不可以寫戀愛？要知道少劍波、白茹都是人，是青年人。”曲波所申辯的這兩條，我們當時是認同的、肯定的，沒有當作“缺點”提出來。現在來看，這兩條當然更不成問題了，沒有少劍波的“神機妙算”，《林海雪原》的傳奇色彩可能會減損很多，沒有愛情的穿插點綴，小說的感染力也要打折扣，有人甚至可能會覺得愛情的戲份還不夠大呢！這些地方，很能見出文學風尚的巨大變化。

三

茅盾先生生于1896年，曲波先生生于1923年，他比后者年長27歲。茅盾上世紀20年代曾主編《小說月報》，在上面介紹、翻譯歐洲19世紀小說家和各種文學流派，寫過大量的文學評論。后來，又以小說《動搖》《追求》等三部曲、《子夜》《春蠶》而名世，他毋容置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寫這篇《讀書雜記》時，他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是新中國文學舉足輕重的領導人之一。這篇雜記不光評論了曲波，還評論了梁斌、楊沫和馮德英，都是有好說好、有壞說壞，持論公平，并無偏頗。當然，這只是茅盾的一家之言。此外，他還有《中國現當代文學茅盾眉批本文庫》等多卷本的小說點評著作問世，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均有精彩的點評。例如對茹志娟《百合花》的評介，使其迅速登上文壇，這篇作品也成為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茅盾對《林海雪原》的評價，是文壇前輩老作家對后起文學新秀作品的藝術點評，雖采用的是讀書雜記的形式，但融入了作家自身的創作經驗、體察和手法，是典型的作家對作家的個人見解。這種作家式評論與一般批評家從事的職業性批評不同，主要有幾點：首先，不是對作品系統性、理論性的闡釋，將其納入他所希望的文學史框架之中，給其以一定的定位，而是以感性、感悟為主，以點帶面地指出作品的優劣，令讀者讀后有眼睛一亮的驚喜。其次，由于是作家對作家，他就進入了作品創作和生產的具體過程，有一種想象式的“假如我來寫”“究竟會怎樣”的直接寫作經驗在里面。鑒于茅盾在主持《小說月報》時，與晚清小說弊端有過面對面的斗爭，且又有豐富深厚的“舊小說”的修養，因而他敏銳指出《林海雪原》的敘事結構和方法，一部分是從“舊小說”中脫胎而來，但相比之下，又可看出曲波在這方面功力的不足和缺陷。這種直接面對作品的讀書雜記，不僅使文學史研究者，即便是一般讀者，也收獲頗多。因為紅色經典藝術的局限，借此一目了然。最后，我以為這里蘊含著以“二三十年代”文學來看“五六十年代”文學的眼光，在當時，可能只有茅盾這種身份的人才會持有并能以著述流傳于世。似乎能夠認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特殊環境中產生的紅色經典作品，對鼓舞動員民眾，強化中國革命的歷史敘事，以及以青少年人生教科書的獨特形式，深入到那個社會的角角落落，得以完成正面的思想教育，實際功不可沒。不過，也因為這種作品負載著過多的額外任務，再加之作者既是敘述者又是當事人的身份混淆，以及相互矛盾，勢必也會影響其藝術質量向一個更高階段的提升。在這種情況下，“二三十年代文學”的眼光不僅對當時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作品是一個及時提醒，而且在今天，也是對反思和重溫以《林海雪原》為代表的紅色經典作家和作品的一種有益補充。

華中師院集體編寫的1962年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最早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之一。時隔多年之后，重要參與者之一的王慶生先生以“訪談錄”或“口述史”的方式，再現了該教材出版及修訂過程中文學史編寫者與作家之間的互動歷史，這些鮮活的第一手材料對了解《林海雪原》曲折多變的文學史評價詳情有極大的參考意義。該訪談所披露的曲波先生對這部教材的“反應”，以及編寫者對教材的適當辯護，既可以認為是教材不斷修訂的過程，也可以見出作家個人的陳述、委屈和申辯，對教材修訂產生的影響或者反作用。這個歷史縫隙是多年難遇的，因為它加深了人們對《林海雪原》創作內幕及其原委的認識。

僅以上述兩個事例就可見出，一部文學名著的誕生和再生產，是一個非常有趣和值得重品的現象，它把我們引向了歷史深處，又對自己的當下有更多感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