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即便對資深的海派文化研究者來說，要真正完成關于海派文化的定義，也不是件輕而易舉之事。可以肯定的是，海派文化并非一個純粹限定于歷史語境即可完成的研究與評論，有時候，相關研究與評論似乎還需要一定的想象，而這些又會對學術研究所奉行的某些基本原則與常規方法形成不大不小的挑戰。

很多時候，海派文化是與清末以來的移民以及移民文化關聯起來而討論的，又與近代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一波城市化進程或浪潮密不可分。于是，移民文化、城市化這些概念或視域，成了與海派文化關系密切的命題。而更進一步考察與上海、海派文化有關的移民文化和城市化的時候，會發現其中的移民并不僅限于中國本土，還有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各種身份與背景的“移民”，而由此所生成的移民文化，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局限于本鄉本土、本國本族的移民文化，帶有世界性或全球性移民及移民文化的某些特色。

同樣，當上海以及海派文化與中國近代以來的城市化運動或浪潮關聯起來被予以考察和研究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聯想到“東方巴黎”這樣曾經與上海的城市定位產生過交集或關聯的名詞表述。這種表述背后所彰顯出來的，顯然是一種初步具備的全球眼光或世界意識。無論怎樣評價這種眼光與意識，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對于上海以及海派文化的考察與評價，已經不再僅限于國別歷史、國別經驗以及國別意識。例如，人們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展墻上讀到這首詩時，對上海這座城市的認識或許會發生某些改變：請你把我庇護，做我的媽媽，做我的姐姐。把我的頭放在你的膝上，把我流放的祈禱放在你的住所。在一個仁慈的黃昏時刻，請聽一聽我的苦難，低下你的頭顱……當猶太詩人哈伊姆·比亞利克《請把我庇護》中的詩句，浮出歷史與文學的“地表”及“邊界”，被制作并懸掛于紀念館的時候，上海與海派文化作為這首詩的一種真實的或延伸的語境或背景，無疑也被投射上了一種雖來自異域卻關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圣潔之光。

二

當然，我們更為關注的，是上海這一形象是怎樣在本土文士的視野和書寫文本中被發現并被塑造的。

《漫游隨錄》是晚清思想家王韜的紀游體自傳。從開篇的“鴨沼觀荷”到“金陵紀游”，一個江南士子的世界隨著游歷在不斷擴展放大，但仍局限于江南一隅，直到“黃浦帆檣”中視野空間與精神空間均為之一變。黃浦江和當時已初現氣象的外灘，成了作者視野與境界的一個轉折點：“一入黃歇浦中，氣象頓異。從舟中遙望之，煙水蒼茫，帆檣歷亂，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崢嶸，縹緲云外，飛甍畫棟，碧檻珠簾。”這大概是較早描寫外灘西洋建筑群景觀氣象的中文。

而王韜與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國的故事，這才剛剛拉開序幕。無論是之后參與“西學東漸”，還是協助漢學家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等，王韜在清末“西學東漸”“中學西漸”兩個不同領域均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如果說上述階段的所作所為，多少還帶有被動和協助性質的話，那么，參與創辦《循環日報》和中華印務總局等、撰寫西方諸國簡史和《普法戰紀》等，他以一種引領時代知識、思想風氣的方式，與“同治中興”之間持續產生著交集。這一故事，清晰地折射出清末個體遭際、海派文化與國家命運之間密不可分的纏繞。

在一封致滬上青年文士的書札中，王韜寫道：“三千年后數人才，未知變局由此開。”這一預言，并不止于吟詩作賦，他受邀出任滬上格致書院山長，協助傅蘭雅推動當地青年學子的科學教育與培養，逐漸將“西學東漸”的主動權和推動力量，從來華西方人轉移到本土士子和進步力量之上，并為上海發展成為全國乃至東亞“西學”及科學的翻譯傳播中心、為清末海派文化從地方民間到國家廟堂的延伸與提高，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不過，王韜與上海的故事中，還存在著與大歷史敘述并不完全一致或為后者所屏蔽的某些邊角側面。這一點，早已為王韜同時代人所知曉。而且，其著述中，除了《甕牖余談》《瀛壖雜志》這種有關上海歷史地理掌故的著述，還有筆記小說、花界輯錄等。不過，王韜自己對此并無多少忌諱，在《弢園老民自傳》中將所有這些一一列出。對于早期上海文藝或者海派文學的這種特性，魯迅在其《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早已有精辟分析論斷，此不贅述。不過，魯迅也并沒有因此而鄙棄王韜的個人生活或著述，《集外集拾遺補編》中收錄有《題〈淞隱漫錄〉》《題〈淞隱續錄〉殘本》等，或可為證。

三

錢鍾書《圍城》中，從西洋回國的方鴻漸，到滬上做洋買辦的人家去“相親”，路上經過一家外國皮貨鋪子，看見里面的獺絨西裝外套，因為新年打折，只賣400元。“鴻漸常想有這樣一件外套，留學時不敢買。”這樣對物質生活的欲望描寫，在晚清到民初的海派文學敘事中極為常見，亦常作為外地移民初入上海時一種轉變的起點或誘因。在巴金的《家》中，時代青年覺慧和二哥覺民計劃離家出走后的目的地，亦是上海。

而在茅盾《子夜》中，上海卻成了剛從鄉下來的吳老太爺的奪命場。“黃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經漲上了，現在沿這蘇州河兩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艙面比碼頭還高了約莫半尺。風吹來外灘公園里的音樂，卻只有那炒豆似的銅鼓聲最分明，也最叫人興奮。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這段文字是從另一種角度看上海和描寫上海的典型，其中隱約可見“鴛鴦蝴蝶派”文學關于上海想象與敘事的某些痕跡。而懷里抱著一部《太上感應篇》的吳老太爺，未能抵擋住燈紅酒綠和“光、熱、力”的綜合刺激，很快一命歸西了。

對更多抱持著對遠方、異地與別處向往的青年人來說，上海故事，就是他們心中的未來故事或理想故事。只是這樣的理想與未來，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并未呈現出多少光亮或溫暖。倒是丁玲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作為左翼文學家的上海敘事，提供了一個時代文本的佐證，似乎也在清末以來的海派文學的名義上，開掘出另一片文學天地。這一天地原本是對之前的海派文學的背棄與反叛，是朝著另一個世界和另一種未來的向往與努力，但讀者還是從中讀到了與上海終究脫不了干系的某種牽連。

事實上，從上海開埠伊始，對于這座城市的文學書寫亦就開始了。作為海派文化的一種類型或一種構成，海派文學對于上海這座城市的寫實、想象、虛構等，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并生成與時代風氣、城市生活、個體遭際、精神審美歷程相互交集又相互滲透的不同類型或者不同傳統的文學，其中滲透和貫穿著本土文化、外來文化、江南文化、紅色文化諸多要素之間的碰撞組合，并在海派文學中留下各自的存在痕跡以及組合之后的文本形態，表現出海派文化朝向現代的努力和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