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shù)貢r間6月14日，美國著名出版人羅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在紐約曼哈頓去世，享年92歲。他的妻子瑪麗亞·圖齊（Maria Tucci）證實了他已在醫(yī)院離世。

羅伯特·戈特利布

作為美國20世紀(jì)下半葉的傳奇出版人，戈特利布編輯過包括約翰·勒卡雷、托妮·莫里森、約翰·契弗、約瑟夫·海勒、多麗絲·萊辛、哈伊姆·波托克等名家的小說；邁克爾·克萊頓、雷·布雷德伯里的科幻小說；美國前總統(tǒng)比爾·克林頓和《華盛頓郵報》前出版人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回憶錄；以及杰西卡·米特福德和安東尼·伯吉斯的作品。

在西蒙與舒斯特和克諾夫出版社工作的30年里，戈特利布將數(shù)百份手稿變成了廣受歡迎的書籍，其中有許多暢銷數(shù)百萬冊，獲獎并使作者名利雙收。他敏銳的目光和卓越的技巧為他贏得了一群忠實的作家，并使他成為了克諾夫出版社的總裁和總編輯。

1987年，戈特利布被任命為《紐約客》歷史上的第三任主編，離開了相對平靜的圖書出版業(yè)，他來到了美國新聞業(yè)最引人注目的職位之一。他取代了威廉·肖恩的位置，后者已在該雜志擔(dān)任了35年的傳奇編輯。

這一任命如同一顆炸彈，154名作家、編輯等聯(lián)名請愿，抗議肖恩的被迫退休。肖恩的文章曾創(chuàng)造了新聞業(yè)的歷史，推出了一系列的暢銷書，包括漢娜·阿倫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

請愿書提到了戈特利布才華橫溢的名聲，但還是敦促他退出，稱像查爾斯·麥格拉思這樣的內(nèi)部人士最能服務(wù)于該雜志的傳統(tǒng)（麥格拉思是該雜志的小說編輯和接班人，后來成為了《紐約時報書評》的編輯）。但戈特利布拒絕退出。他一頭扎進(jìn)了每周截稿以及充斥著奇怪的編輯與作家關(guān)系的混亂世界，這與他長期從事圖書出版的經(jīng)歷背道而馳。

他在2012年出版的選集《雜志制作的藝術(shù)》（The Art of Making Magazines）中回憶說：“在出版社，你做的是一份嚴(yán)格意義上的服務(wù)工作。你的工作是為書和作者服務(wù)。”但在《紐約客》就不同了，他說：“你是活生生的神。你在那里不是為了取悅作家，但作家去那里是為了滿足你，因為他們想上雜志。”

戈特利布的前任威廉·肖恩穿著夾克、打領(lǐng)帶，被尊稱為“肖恩先生”。而戈特利布并不像他那樣受人尊敬、一本正經(jīng)，他是一個古怪的俗氣收藏家，喜歡塑料女性手袋，是古典芭蕾的狂熱愛好者，還是一個古怪的親英派，稱作家為“親愛的孩子”。

他不參加八卦雜志的午餐，更喜歡在中央公園吃熱狗，或者在辦公桌前吃三明治。他有著一張長臉，戴著一副厚重的眼鏡，頭發(fā)稀疏，穿著舊運動鞋、寬松的褲子和皺巴巴的polo衫，像個流浪漢一樣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與員工閑聊。

為了減輕許多《紐約客》愛好者的擔(dān)憂，他在五年中幾乎沒有做什么改變，而且大多是很小的改變。他接納一些新的撰稿人，包括記者雷蒙德·邦納（Raymond Bonner）、散文家朱迪思·瑟曼（Judith Thurman）和詩人黛安·阿克曼（Diane Ackerman），以及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和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的小說。但他并沒有縮短那些被批評人士稱為冗長乏味的長篇文章，并逐漸贏得了大多數(shù)工作人員的信任和喜愛。

1992年，《名利場》的英國編輯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一次友好的交接中取代了戈特利布的職位。離開《紐約客》之后，戈特利布及時恢復(fù)了為《克諾夫》雜志的編輯工作，并成為《紐約觀察家》的舞蹈評論家；他匯編舞蹈、爵士和歌詞選集，還寫了幾本書，包括2016年出版的回憶錄《狂熱的讀者：一生》（Avid Reader: a Life），他在書中談到了文學(xué)生涯的利弊。

“有些編輯總是因為自己不是作家而感到內(nèi)疚。”他解釋說，“我能寫得很好——任何受過教育的人都能寫得很好。但它非常非常難，我就是不喜歡這種活動。而閱讀就像呼吸。”

“他不僅僅是一名編輯，他是‘那個編輯’，”約翰·勒卡雷曾對《泰晤士報》說，“在任何國家，我都沒有一個編輯能比得上他，沒有人能與他相提并論。”他指出，戈特利布使用2號鉛筆標(biāo)記手稿，經(jīng)常在頁邊空白處用象形文字表示變化：波浪線表示語言過于華麗，省略號或問號建議作者“更加努力地思考，再試一次”。

羅伯特·戈特利布于1931年4月29日出生于曼哈頓。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是一名教師。他在上西區(qū)長大，就讀于道德文化學(xué)校。

作為一個多病、孤獨、不幸的孩子，他在書本中尋求庇護(hù)。他說，十幾歲的時候，他一天就讀完了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一周就讀完了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巨著《追尋逝去的時光》。

“放學(xué)后，我每天會讀三到四本書，一次可以讀16個小時，”他在1980年告訴《紐約時報》。“我終日游蕩在三間借閱圖書館和一間公共圖書館。”

在哥倫比亞大學(xué)，他輕松地完成了文學(xué)研究，并于1952年獲得了學(xué)士學(xué)位。他于1954年獲得了英國劍橋大學(xué)的研究生學(xué)位。

戈特利布于1955年加入西蒙與舒斯特，擔(dān)任編輯杰克·古德曼（Jack Goodman）的助理。他的老板1957年去世后，他成為了一名高級編輯，負(fù)責(zé)處理戲劇評論家沃爾特·克爾（Walter Kerr）和幽默作家S.J.佩雷爾曼（S.J. Perelman）的作品，以及小說和非虛構(gòu)作品。他于1965年成為主編。

在此工作期間，他被一份名為《第18條軍規(guī)》（Catch-18）的手稿迷住了，作者是一位名叫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廣告文案作者。書名更改是因為利昂·烏里斯（Leon Uris）當(dāng)時正在寫小說《米拉18號》（Mila 18），1961年，海勒的作品以《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Catch-22）的名字出版。

作為一部嚴(yán)肅喜劇式的反戰(zhàn)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成為了經(jīng)久不衰的暢銷書。令人難忘的是它對二戰(zhàn)飛行員的“俘虜”的描述，這句話成為了美國詞典的一部分：如果他們瘋了，就不必再執(zhí)行任何飛行任務(wù)，但尋求豁免表明了對安全的合理擔(dān)憂，也是理智的證明，需要執(zhí)行更多任務(wù)。

戈特利布于1968年加入克諾夫，擔(dān)任副總裁兼總編輯。他編輯了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獲得普利策獎的作品——羅伯特·摩西傳記《權(quán)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從一百萬字的原稿中刪減了40萬字，而這位作者卻怒不可遏。盡管經(jīng)歷了殘酷的刪減，他們的合作還是持續(xù)了50年，并在2022年成為紀(jì)錄片《翻過每一頁》（Turn Every Page）的主題，該片由戈特利布的女兒莉齊·戈特利布執(zhí)導(dǎo)。

卡羅在戈特利布去世后發(fā)表的一份聲明中說：“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出版商或編輯比他更了解一個作家想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幫助他做到這一點。”

戈特利布還編輯了亨利·比爾德（Henry Beard）1981年出版的《豬豬小姐的生活指南》（Miss Piggy's Guide to Life）和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88年出版的《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后者促使拉什迪長期處于死亡威脅之下。

戈特利布于1973年成為克諾夫出版社的總裁。

除了回憶錄，戈特利布還寫過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編舞家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的傳記，一本關(guān)于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子女的書，并為《紐約書評》和許多其他出版物發(fā)表過文章。

他后來出版的書籍還包括《瀕死體驗……及其他》（Near-Death Experiences… and Others），這是一本主要為《紐約書評》撰寫的散文集，以及一本神秘電影明星的傳記《嘉寶》（Garbo）。但他始終將自己視為一名編輯——漂浮在幕后的某個地方。

“編輯與一本書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無形的。”1994年，戈特利布告訴《巴黎評論》，“比如說，任何讀《簡·愛》的人最不想知道的是，是我說服了夏洛蒂·勃朗特，第一任羅切斯特夫人應(yīng)該被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