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鄉，有一個宏大的節日：趕集日。每一年的農歷3月12日，不管那天是星期幾，大人小孩都擁有上街趕集的權利。父母會給我們五毛、一塊或者兩塊錢，不能再多了。我們從江邊出發，走半個小時，上渡船，到對岸，沿著堤壩往東。徑直走，再走上一個鐘頭，人多的地方就是了。棚子支起來，里面掛著鮮艷的衣裳；油鍋燒起來，油條在翻滾。很肥胖，油滴滴。一根三毛，后來是五毛。雜耍的帳篷支起來，四周被遮蓋得嚴嚴實實，無論從哪個角度都看不到里面究竟在表演什么程度的驚悚節目，一陣陣尖叫聲從懸掛在樹梢的音箱里傳出來，傳出去很遠。帳篷門口站著個彪形大漢，進入到那個空間，需要五毛，或者是一塊。許多人頑固地佇立在入口，沒有錢卻不肯走開的人還很多。孩子們仰起面孔，看帳篷頂端的旗子震動飄揚。我也是其中之一。

從八、九歲到十五、六歲，每年我都有幸親歷這壯觀的大場面：打靶的汽球，上竄下跳的猴兒、酒里泡著的人參、農耕用具，跌打損傷的藥膏，竹椅竹耙竹筐用麻繩串在一起。人山人海，鑼鼓喧天，灰塵在狂歡。一年又一年，我站在一切事物的邊緣，靜靜地觀望，然后，花上一個多鐘頭，再走回來。

只有過了許多年我才會想，為什么父母在金錢上如此吝嗇呢，他們那時已經很富了，他們在當地名聲很響，但是，每次趕集他們只會給我一塊兩塊。一大早起來，口袋空空、興致勃勃地奔向那樣的集市，站在人聲鼎沸的街頭，對著一排排如此鮮艷劣質的東西卻無法購買，然后饑腸轆轆地走回家，除了讓我一再自覺不配，越來越卑微，辨識度越來越低之外，又有什么益處呢？

集市是我最初無法理解的人間。

我相信這影響了我的生活。此后，我站在五顏六色的物品面前會迷糊，對復雜的東西充滿了畏懼心，缺少辨識度，對人也缺少辨別能力。幸運降臨，或者遭到攻擊，我都始終不解其緣。并且我一直活在不能從錢里得到滿足的狀態里。我對享受金錢形成了某種障礙，我女兒在國內上學的時候，我給她買很貴的東西，我想這是一種變相的補償，補償因為自己的童年所不能達到的自由擁有和購買，我不許她穿劣質和鮮艷的衣服，可是到了高中的時候，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我變得吝嗇而不自知，我每周給女兒三十刀，只夠每天喝一杯咖啡。高中生們每天早上端著一杯星巴克走向教室，那是美高學生酷酷的標配，但除此之外，我的孩子什么也無法購買。我那時并不缺錢，但是嚴謹地執行這個標準直到她高中畢業。就在這樣偏執的管教下，她的房間還是偷偷多出來一些小物件：口紅、眼影、小手包、貼紙，她也酷愛收集各種形狀的筆記本，有時候上面什么也不寫，她就單純喜歡卡通的封面或者是塑膠的質感吧。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捱過那些缺錢的時光，壓制住對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如今回想起來，是什么樣的意志使我非要執行那個嚴苛的標準，偏執地表現吝嗇？除了吝嗇本身，這里面是不是另有深意？跟錢對抗，或者永遠不能允許自己、或自己最親近的人從金錢里得到享受，這里面隱藏著什么樣的思想？是不是我的潛意識里，邊緣就是我應有的位置，無論多么熱鬧的時代，自己就應該站在壯麗畫卷的邊緣。并且始終因為邊緣人的站位而充滿了誤判，因誤判又引發更多的自責和愧悔。后來我見過我的小學同學，大家都還惦記著這個盛大的日期，但是，我覺得沒有在他們的心頭留下這么重的陰影。顯然沒有。前幾年還有人試圖約著一起去逛逛。我想他們不是要去買東西，他們要去尋找童年的感覺。這不重要。但凡人從他經歷的過往抓住點什么，過往就充滿了魅力。

所有讀過《月下》的人，幾乎都用“驚心動魄”來形容它。我塑造了一個縣城邊緣人“余文真”。之前有“革美”和“良霞”，后來有“今寶”“在桃”和“朱利安”，一個小隊伍。我顯然是她們的領頭羊。我們在各自的邊緣地帶搖搖晃晃地行走。現在，余文真加入了。“驚心動魄”這四個字呼喚著我，提醒著我：如果余文真是驚心動魄的，那么一次又一次，站在風和日麗的下午，兩手空空，風塵仆仆地來去，也并非人人都經歷過的稀松平常的體驗。農歷3月12日。這個日子隨著年代久遠，越來越像是一種隱喻，一種考驗，一種象征。所有見過的，未見的，留存在記憶里的，都是好東西；那些使人酸楚、軟弱的情感，那是好的東西；那遙不可及的，那些灰塵，那些太陽下的人的面孔，那些我無法窺見，窺見也無法命名的，都是好的東西。記住這些好東西，消化它們內在的含義，占用了我許多的時光。

寫完《月下》初稿之后，我就病了。我之前也一直病著，病態的，憔悴的，沒有精神的，唉聲嘆氣的，但寫完這個小說之后，變得更重。我們單位去黃山療養，有個同事拍到了我的臉，蒼白的，浮腫的，好心人都假裝視而不見，攝影師發送照片時精心修飾過，為了維護我的自尊吧。今年，我游走在南京各大醫院之間。每一周，我幾乎都經歷著少年時的經歷：許多不同的病了的軀體被驅趕在同一所房子，卻又保持著必要的距離。人聲鼎沸，人頭攢動，仍然喧鬧不已，但沒有一點兒喜氣洋洋。每個人都捏著他們的掛號單或者醫保卡，那樣的心不在焉，急不可耐地想要離去，這情景每每使我想起自己站在3月12日街頭的某個邊緣。有時候我恍惚沒有離去，一直站在童年的集市中，直到醫生喊到我的名字。

醫生對我很好，但對我描述的癥狀充滿了疑惑。他們開各種各樣的藥，但我的病情并無好轉。這不奇怪，我每寫完一個長篇都會大病一場。換個思路，即使沒有這個小說，今天的我，恐怕也會處于某個邊緣的角落，呆呆地、無所適從地看著這個時代，并不會比現在更有掌控力，也許那是我的宿命，命中注定。由于年少的膽怯，它形成了屬于我特有的看見、未見和再度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