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君子理念并非憑空產生，其淵源有自。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官學下移是推進先秦儒家君子觀念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目前研究狀況而言，學界對官學、私學關系下的君子觀念如何發展這一問題并未足夠重視。實則二者緊密相關，私學并沒有完全拋棄官學的教育理念、目的和方式，“君子”是聯結二者關系的一個重要概念。

這里所謂官學，是指周朝官方之學，周王朝以法律形式頒布的教育制度，官學受教育的對象主體是貴族子弟，也包含平民百姓。在周制的各級行政單位上，都設有教育機構，如州、黨的庠、序。官學主要以《詩》《書》《禮》《樂》為教授內容，據《禮記·王制》記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官學的教授內容與孔子開創的私學之教并非沒有關聯，孔子曾教誨其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以及傳授七十子之徒“禮樂之教”，都說明私學和官學的共通性。官學的目的并非單純的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選士”，即選拔人才：“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周禮·鄉大夫》）“選士”制度三年一期，其測試內容是“德行”“道藝”，目的是“興賢者、能者”。鄉大夫主持“選士”的選拔程序，將選拔結果“書于王”，“選士”制度促進了人才培養，為周王朝的行政體系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時也促進了民間“興賢”“興能”的良好風氣。但官學隨著周室的東遷而逐漸沒落，春秋時期官學已經嚴重失能，《國語·齊語》記載齊桓公頒布律令以興“選士”：“于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鄉長之職本為選賢舉能，無需以律法形式明令禁止其“蔽明”之舉，可見春秋時代官學“選士”之制已呈衰敗之勢。

至孔子時代，官學失能現象愈演愈烈，孔子曾說“學在四夷”，感嘆官學的沒落，《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孔子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可見官學沒落已成不可挽回之局勢，私學的興起延續了官學職能，先秦儒家君子觀念正是在這一局勢下，經由孔子的大力推動得以發展。孔子大力提倡私學，培養了大量文質彬彬的賢人君子。孔子主張君子“文”“質”兼備，提出“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這一理念深刻影響了中華君子文化。不過，應該注意到，孔子的教育思想、特別是有關“君子”的培養理念，與周代的官學有著緊密的傳承關系。

首先，從培養目的上看，官學追求的“德行”“道藝”與孔子提倡的“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相一致。官學本身是“興賢”之舉，是為了選拔出周王朝的行政人員，所以對德行和道藝有明確要求，這從傳授者必須是“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的師資要求上就能看到：“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白虎通·庠序之學》）重“道藝、孝悌、仁義”在官學失能后并沒有徹底消失，儒家將其延續下來并使之成為自身學說的核心。《論語·先進》記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孔門對德行的重視毋庸置疑，對“道藝”的重視在孔門七十二子行跡中皆有體現，試以四科之一“言語：子貢”為例，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田常在齊國作亂，欲加兵魯國以轉移國內矛盾，孔子聽聞魯國有難，令弟子游說各國諸侯以靖國難。子貢一出，魯存而齊敗，漢人極為贊賞子貢之才：“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以從“德行”“道藝”來看，孔門培養的學生，和官學教育目標相一致，既有“德”又有“藝”。后世往往將“君子”視為抽象的道德概念，實則與先秦儒家理念不甚相符。

其次，從教學內容上，官學主張“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相一致。孔子對《詩》《禮》的重視，于孔鯉承庭之訓，“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可見一斑。《詩》學《禮》學在孔子時代仍具有積極的社會作用，政治活動中的宴會飲酒、朝聘祭祀、諸侯盟會無不滲透著《詩》《禮》精神，所以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孟釐子曾囑咐其子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向孔子學禮，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這是因為孟釐子曾因不懂外交禮節而使魯國形象受損，《左傳·昭公七年》云：“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魯昭公與鄭簡公、楚共王三國君主相見，孟僖子（即孟釐子）不能相儀，可以說是一次失敗的外交活動，因而孟釐子死前囑咐其子向孔子學禮。孔子的《詩》教《禮》教在當時社會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這與周制在當時社會仍然施行有關。孔子教育理念中“文質彬彬”之君子是集仁、知、勇三達德于一體的賢能之士。

再次，從官學的“興賢”職能來看，官學通過三年一期的“大比”之制，選賢舉能使俊杰之士進入行政系統，為國家治理提供人才保證。官學下移后，士人的入仕往往借助師長的薦舉得以完成，在孔門內如孔子“使漆雕開仕”(《論語·公冶長》)、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論語·先進》)等等。這些通過師長舉薦的士人，需要得到來自師長對其“德行”與“道藝”的肯定。季康子曾向孔子詢問弟子可否入仕：“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季康子征求孔子的意見，一方面是為了物色家臣，一方面在試探孔子對弟子入仕的態度。由孔子回答可見，其所著意培養的君子，并非只是道德意義上的人格典范，也是能安邦治國的賢能之才。戰國時代儒家對弟子“德行”“道藝”要求更加嚴苛，要求弟子“言必稱師”“不悖師說”，否則絕無入仕之可能，“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涂不與言”（《荀子·大略》）。

總之，周制官學注重“德行”“道藝”的培養，在周室衰微、官學下移后，這一理念并沒有消失，孔子開創的私學繼承了官學的核心理念。先秦儒家主張“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并非一味凸顯作為道德楷模、人格典范的君子，而是集“德行”與“道藝”于一體的賢能之士。

（作者：馬愛菊，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