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紀下半葉，徐獻忠（字伯臣，號長谷）出生在松江佘山鎮的一戶普通人家。他自小文采出眾，得眾多前輩賞識，兼善書畫且著述頗豐。然身后名不顯，淹沒在歷史長河中。我們今天或可從他的事跡中管窺地域文化與地方書法發展的一個面向，豐富歷史敘述層次。

在徐獻忠的家族自傳中，記錄了他貧困的前半生。徐氏高祖是一名小吏，承接禮部鑄印局工作，二十八歲就去世了。家中世代貧寒，父親徐瑛仗義助人，導致入不敷出。一次徐父想尋一塊墓地，已三十歲的徐獻忠負擔不起，只好去離松江更遠的吳興購買。貧病交加之下，幾個孩子亦在他壯年時不幸夭折。

雖窘迫至此，徐獻忠仍以好學聞名，且受松江著名文人、藝術家陸深的看重，兩人相交甚厚。但徐獻忠六次北上考試未中，只得銓選為吏，雖有政績，卻被誣告貪污，不久后歸隱，致力開墾荒地種植瓜果蔬菜，并贈送好友，享山野之趣。

徐獻忠與何良俊、張之象和董宜陽并稱“云間四賢”。他嗜好收藏而精通百家，談遷譽為“最精博”。《云間據目抄》論徐獻忠讀書和創作之勤勉，“公博才高，日讀書盈寸，為文深厚，典據大類子長，間雜東京”。陳繼儒談及明代松江的藏書家，“吾郡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湖、張王屋、朱察卿、董紫岡繼之”，將徐獻忠作為繼陸深之后的代表。《云間志略》贊為“吾郡之聞人”，認為他書法造詣頗高，“世亦珍重之”，并因“俶儻不經，以軼駕當世”而被稱作“異人”。

《云間雜識》中記載了一則故事，講述他和好友沈愷交惡的場景，或可觀覽其不拘小節的性格。二人年輕時曾一起參加詩社，關系親近。后沈愷為寧波太守，徐為奉化令。當徐獻忠初赴任，第一次謁見長官并好友時，行跪拜大禮。沈愷笑道，兩人相交莫逆，現在行此大禮，好像唱戲一般，實在滑稽，還是不拜為好。徐獻忠則以玩笑回之，“如今正在場上，不得不如此”。許是二人身份有變，沈氏聞言頗不樂，后再增嫌怨。幾年后，徐獻忠接受銓部考核，作為上官的沈愷并無回護之意，最終徐氏罷歸。《云間據目抄》中記載了另一個版本，講述沈愷召見屬吏楊樞時，徐徑直進入，并且上坐，傲岸不遜，放言：“豈以我不能為陶彭澤耶？”不久于任上被誣陷，而沈愷未相助，徐則投簮謝政。

更有意思的是，徐獻忠因精通易數，能觀天象，被時人認為有異能。嘉靖癸丑（1553），松江發生倭亂。六月三日黃昏，天空突然紅氣密布，出現彗星“蚩尤旗”，徐獻忠次日給郡守寫信，認為此星出，當作戰，“歲星在辰，歲之所在，戰伐必克”，并建議在南匯處設兵攻擊敵軍，能獲大勝。果如其言，大敗賊人。

他的“異”也體現在閱讀和創作的內容上。他偏愛六朝詩歌，嗜好子部小說、金石及稀見文獻，在撰寫地方志時還特別設置“考異”一章。

或因諸多磨難，徐獻忠信奉道家學說，鉆研佛老金丹，追求長生之術，是當時有名的隱士。《皇明世說新語》中記下他兩件趣事，一是描述他歸隱山林的澹然之志，“徐獻忠罷歸語人曰：‘越鳥南枝，自有靈性，鐘鼎尊重，不換我自在山林也’”；二是記載其對道家學說的癡迷，“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王世貞也慕名去拜訪他。兩人第一次見面，徐獻忠就出示道家書籍，王弇州連連驚嘆。徐氏去世之前曾想拜訪傳說中已得道的真人，卻未能見面，不久郁郁而終。后來，王世貞為他撰寫傳記與墓志銘，以陶處士比之，私謚為“貞憲”。

在明代，徐獻忠的書法創作與鑒藏水平頗受認可。王世貞在《跋三吳墨妙》中稱：“國朝書法盡三吳，而三吳鏦錚稱名家者，則又盡數君子。”這其中就包含徐獻忠。王世貞收藏他的書法作品，將之比作褚遂良，固然有溢美，但不難看出稱賞之意。今上海博物館藏徐氏信札，內容為問候前輩，并提及詩歌；字跡清新可喜，兼有鐘楷高古純樸、精細縝密之妙，并得蘇體“無意乃佳”之趣，可謂融會貫通。

徐獻忠的書法兼采多家，以魏晉為尊，亦不排斥對唐四家、蘇軾和趙孟頫等人的學習借鑒，以期達到渾成圓融的境界。他的《唐詩品》綜合評價唐詩風格，這一方式也影響到書學批評：他使用“旨趣”“妙悟”“天然”等術語評價書法，兼容文學審美；而對六朝詩歌的輯佚與高度評價，亦與書法推重魏晉的立場互通。

身為書畫鑒藏家的徐獻忠，不斷觀覽名家法帖，如對珍本雙鉤《蘭亭》模本的品評，及對《東書堂帖》的論斷，皆有見地。特別是在《復畢梓石》中，進一步批評以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書派僵硬臨摹的缺點：“今吳中人稍能運筆，即廣為模本，殊可笑耳”。而莫如忠稱常用先輩的著述教導莫是龍、董其昌等晚輩，或提及徐獻忠之著述。莫是龍所言“仿佛其趣”，及對吳門惟尊文氏的批判，可謂是對他臨摹觀點的闡發。

徐獻忠年少時師從陸深，常“耳語膝坐，忘其為吾汝”。陸深十分看重這位后輩，而徐獻忠對這位松江書法家的學習和論述也成為他書法理論中的重要內容。

陸深有“國初書法，吾松嘗甲天下”之論，認為宋克、陳璧及二沈代表明初書法最高水準，王世貞在跋陳璧小楷《圣主得賢名臣頌》中由此引申，稱陳、二沈書法風格以圓熟精致見長，或可稱為“云間派”。而后莫是龍、董其昌等人更是以陸深作為可抗衡吳門書派的代表人物：“吾鄉陸文裕子淵全仿北海，尺牘尤佳，人以吳興限之，非篤論也。數公而下，吳中皆文氏一筆書。”“陸文裕正書學顏尚書、行書學李北海，幾無遺憾，足為正宗，非文待詔所及也。”

陸深的“吾松”之言，或可謂發“云間派”之先聲。而徐氏進一步強調對“吾松”形象的勾畫。他不但在詩文中大贊鄉賢才情，且在客居吳興時，與好友董宜陽書信往來中，不忘提及先輩的風流高逸。他并在詩文中強化松江作為海港的商業價值與物資豐富的經濟地位，“吳會之東，薄海之隅，物業咸豐”，與吳門分庭抗禮，尋找地域獨特的風格發展路徑。

陸深離世后，徐獻忠在詩文中表達懷念和景仰之情：“先公特起海上，為一代名家”“我松之運，直當以先公繼機云之后”，樹立陸深作為二陸之后第一人的典范形象，論述松江文化的“全面復興”。這為晚明莫是龍、董其昌等人想象和重構明前中期松江書法脈絡，提供了可借鑒的材料。

徐獻忠在辭官后，交游更為廣闊，與王寵、莫如忠、皇甫汸、陸樹聲、何良俊、顧應祥及田藝蘅等人有詩書往來，并周游江南各地。

從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在蘇松之爭的大背景下，徐獻忠和吳門藝術家之間的有效互動。他提及觀摩唐四家碑帖來自南宋拓《武陵帖》，該帖明代已十分稀見。按照《式古堂書畫匯考》的記錄，此帖藏于吳門王穉登家，或從其處得觀。他又和書法名家王寵私交甚篤，在講述松黃這一藥材時，引用王寵之語，并戲稱“履吉榻前，或可夢寐通之”，還談及地方志撰錄話題。此外，他與吳門書畫家陸治、周之冕及金陵文人朱曰藩等皆有交往，如收藏周氏花鳥冊。

1564年，莫如忠在《觀菊小燕序》中載錄徐獻忠及諸位友人于別莊游宴賞菊的場面。此時徐氏已在吳興隱居，徐莫二人親厚，聽聞其家種有菊花，無論品種，都上門吟詩以贊。因一盆普通的菊花，是時江南地區董宜陽、張世美、何良俊、陸郊、周南淙及蘇州張明涯，這八位于當地頗有聲名的文人，仿蘭亭集會，齊聚一堂，歡飲達旦。這場游宴活動呈現了江南文人互動的頻繁與日常化，對普通物件的賞玩，就能促成一次雅集，并創作大量詩書作品。這也成為了地方掌故的鮮活材料，被后世文人追憶。

總體而言，徐獻忠的創作與交游，承續和發展了江南文化中崇文好學、博雅多識的特質。他兼具收藏家、學者、文人及藝術家等多重身份，助力松江書派的生成發展，并為后世想象和建構江南文人形象提供了有趣的資料。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