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儀最初只是教人寫信的尺牘范本，但是由于涉及人際交往，久而久之就成為包羅萬象的通俗禮書。敦煌發現的唐五代吉兇書儀范圍最廣，與社會生活關系也最密切。例如有著官方色彩的元和時期鄭余慶領修《大唐新定吉兇書儀》（斯6537背）就有“婚禮儀注第十四”的儀目，可知婚禮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書儀就婚姻而言是禮儀知識的普及和實踐，須借重古禮名義進行。例如古代婚姻總稱六禮，由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個程序組成。而唐前期的敦煌斯1725書儀仍用其名。但是在回答“何名六禮”時，卻說是：“雁第一，羊第二，酒第三，黃白米第四，玄纁第五，束帛第六。”可見民間所謂“六禮”，已被改換成禮物的總名。但所用禮物仍有古風，且有署了男方家長姓名官位的“納徵版”隨之，其名目應當就是納徵，而禮物的意義就是聘禮。納徵的聘禮稱為“六禮”，也足見它作為婚姻象征的意義。

與此同時，書儀須告知履行婚禮的程序和內容。納徵前須有締結婚姻的《通婚書》。《通婚書》的前身是東晉鄭眾發明，用在婚禮各個程序的“六禮辭”或“六禮版”，此后直到《大唐開元禮》中還能見到。不過一般民眾所用《通婚書》在唐以前的文獻中很少見到，但在開元、天寶時期的杜友晉《吉兇書儀》（伯3442）和《新定書儀鏡》（伯2619）中，都有完整的《通婚書》或稱《通婚函書》。這種通婚函書為表尊敬和鄭重，采用“一書兩紙”的復書形式。內容是男家向女家求婚，請求以自己的某某子配對方的某某女。當然女家也會有《答婚書》或《答婚函書》，都是一紙寒暄，一紙言求婚允婚的正事。后來也有簡化為一紙的單書，兩種形式在唐后期書儀都能見到。

《通婚書》《答婚書》往來措辭十分講究，不但要用敬語，而且要顯示出雙方官族并重的對等關系，稱呼突出家族姓氏和官位郡望，對子女也稱行第。由于唐律規定，對已有婚書卻反悔的要“杖六十”，所以婚書就是男女雙方締結婚姻的憑證和必須遵守的契約。

《通婚書》之所以稱為通婚函書，是因為有木質的“函”做包裝。函的尺寸大小也都有象征意義，上面用五色線縛作三道，上書對方家長官位敬稱和己方家長官銜郡望姓名的封題，意味著作為信物將被永久保存。按照伯2646書儀所說，男方婚書要由“親族中撿兩兒郎有官及有才貌者充使及副使”，用專門的“承函輿”抬到女家，后面有“二細婢”跟隨。同時還送去不著鞍轡的細馬兩匹以及大量雜彩、束帛、錢輿以及包括豬羊酒面等各色食品在內的豐盛禮物，這些禮物體現了濃重的民間色彩。當然，女家在收到《通婚書》時，有所謂“受函儀”，《新定書儀鏡》（伯2619）也有與之相合的《下函六禮儀》《納函書》一類名目。送婚書在宋司馬光《書儀》中被歸于“納采”，是確定婚事后的第一道程序。但如此隆重的禮物送達在書儀的描述只有一次，所以推測敦煌民間可能已將“納采”與“納徵”合到一起，作為締結婚姻的最重要步驟。而古六禮也被簡化為納徵與親迎兩大儀式，其他程序則被省略。在遞交通婚書和下聘禮之后，下一步是正式舉辦婚禮的親迎。

親迎是婚禮的高潮，包括祭祖、迎親、同牢、拜舅姑等程序。祭祖在親迎之前，《禮記·曲禮上》有“故書月日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的規定。所以斯1725書儀也有“成禮法，先須行啟祭”，男女之家各自進行。書儀中有嫁娶用祭文，也即《開元禮》皇家和官員婚禮都行的“告廟”，內容全承古意。伯2646就有“成禮夜兒家祭先靈文”，由新郎父祭告祖宗婚娶之事。

接下來的是《禮記·昏義》的“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新郎遵照父親囑咐前往女家迎親，過程也同古禮。到女家后的一項儀式是“奠雁”。其儀式是“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司馬光《書儀》解釋古禮是“以雁為贄，取其順陰陽往來之意”，意味夫妻和睦。但雁不易得，所以民間往往用鵝來代替，斯1725是“女婿抱鵝，向女所低（祗）跪，放鵝于女前，還向西，回出門外”。

女家儀式結束后，婚車便要啟程，到達男家已是晚上。接下來的“同牢”儀式是在當晚舉行，就是《禮記·昏義》所說“共牢而食，合巹而酳”。須“于門西畔設同牢盤”，男女東西而坐，連瓢共飲。也可以盞代瓢，以五色絲線系杯足連之，即伯2646所說“同牢盤，合巹杯”。其間“令童子對坐云：一盞奉上女婿，一盞奉上新婦”，取其永結同心和婚姻長久之意。行合巹禮后，男女交拜，遂被引入事先搭建好的氈帳“青廬”，也即洞房之中。

婚禮的次日清晨是新婦第一次正式見公婆，稱為“拜舅姑”。拜舅姑的儀式不僅源自《儀禮·士昏》，而且在《貞觀禮》《開元禮》中也有專門規定。斯1725說“至曉，新婦整頓釵花，拜見舅姑”，分別行禮敬獻脯果，所在位置和奉進之物幾乎都與《開元禮》相似。然后拜見賓客和男家的親朋，至此婚禮算是基本結束。

由于書儀在使用中與士民實際生活結合，所以上述婚禮程式，大都是禮中有俗，俗中有禮，禮俗混融而兩者并行的，古禮的綱常及本朝所定制度仍被作為婚禮的原則和指導，書儀在婚禮的程序上也盡量附會古禮。但某些名目也摻雜了民間意會、似是而非的內容。不僅如此，禮儀通俗化的變更也是隨處可見。例如上文提到奠雁用鵝代替，張敖書儀（伯3284、伯2646）中，儀式如下：“升堂奠雁，令女坐馬鞍上，以坐障隔之，女婿取雁，隔障擲于堂中，女家人承”，以錦縛口，奠雁后放生，“如無雁，結彩代之，亦得。”結合敦煌壁畫中的婚禮圖，發現奠雁之俗確實流行，只不過圖中之雁或置于新郎新娘面前的地毯上，或被侍女抱著，并未出現上面的場景。

敦煌書儀反映的民俗也往往帶有西北地區的特色，如斯1725提到的青廬。《封氏聞見記》言“近代婚嫁”有“卜地安帳并拜堂之禮”，“帳”說的就是青廬。青廬據顏真卿說是來自北魏穹廬之制，其名又稱百子帳。段成式《酉陽雜俎》更明確指出，當時士大夫家婚禮所行的“入帳”和新婦乘鞍，“悉北朝余風也”。青廬形制在莫高窟148、186、360及榆林38等窟都能見到，有些像今天的蒙古包，內中也可見婚禮上男女對坐的情景。

青廬雖然多建在男家，但婚禮前卻有“女家鋪設帳儀”。張敖書儀說“凡成禮，須于（宅上）西南角吉地安帳，鋪設了，兒郎索果子金錢撒帳”，前去鋪設的婦女和襄助其事的童子，就是《酉陽雜俎》所謂的“鋪母巹童”。司馬光書儀說鋪房時女家應當具備氈褥帳幔帷幕之類的應用之物。但鋪房其實是與納財禮相對，借此展示女家嫁妝。撒帳時也要說些“五男二女，奴婢成行，男愿總為卿相，女即盡聘公王”和“夫妻壽命延長”一類的“咒（祝）愿語”，這也是婚禮上常見的一景。

迎親的路上也有不少花絮，如“障車”和“下婿”。障車是迎親路上兒郎邀截財物的陋習。《唐會要》記睿宗時唐紹上表，就批評障車之風轉盛，“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逾萬計”，甚至有超過聘財的情況。而敦煌伯3909《今時禮書本》就有反映這一習俗的“論障車詞法第八”，內有男女對答的障車詞多首。下婿是女婿迎親時到丈人家被眾人調笑取樂。敦煌所見有《下女夫詞》多件。內容是新郎和儐相到女家門外時，女方姑嫂故意閉門不納，難為新郎。而男方借機大吹大擂，標榜高門。雙方調侃逗趣，氣氛活潑熱烈。伯3909書儀還見有下至各道門關和門內設施的詠詞和詩，反映對新郎有多道文采與才氣的考驗，意味著求得新娘并非易事。不過，作為一種陋習，障車、下婿之俗本身也曾廣遭詬病。

（作者：吳麗娛，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