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天下”是具有中華文明獨特性、同時也將會對人類文明作出貢獻的重要理念。挖掘“天下”理念蘊含的豐富思想意義，不僅能夠讓現代中國人理解它在中華文明的延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還可以讓現代世界思考它可能對現代人類多元文明共存的重要意義。

但是，“天下”的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往往受到一些質疑，為了避免對“天下”理念的誤解，需要對“天下”的基本意義做進一步的分疏。在中華歷史上，“天下”一詞除了地理空間的字面意義之外，還包含著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其一，政治秩序的“天下”制度。上古華夏經歷了從單一氏族方國的“五帝”到“協和萬邦”的夏商周王朝，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國家。特別是西周王朝通過分封制，將不同地域納入一個“九服”制度的政治共同體，形成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天下政治體系。秦漢帝國的“天下”政治秩序又發生變化，實行中央王朝直接統治地方的郡縣制，加上中央王朝通過朝貢、冊封的藩屬，以及遙遠的蠻荒之地，構成后世中國政治秩序的“天下”空間。無論是西周王室通過分封制主導的天下，還是秦漢帝國通過郡縣制統轄的天下，均是建立在親疏尊卑基礎上的一種政治制度。

其二，人文價值的“天下”理念。當西周的天下體系解體后，為了重建天下秩序，春秋戰國諸子紛紛推出未來天下的不同構想，而此時諸子開始思考并倡導新的“天下”意義。開創民間講學的孔子及其儒家學派，建構了仁義價值的天下有道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希望在禮崩樂壞的東周重建禮治秩序的天下，但是他們普遍具有“天下有道”的超越精神。所以，孔子開創的“天下有道”理念，完全是一個不斷提升、超越的價值序列，他從和諧的禮治秩序提升出普遍性的仁義價值，又不斷將人間仁義與超越天道融通起來，與“天下”相關的價值理念進一步獲得超越的永恒性。

應該關注的是，作為政治秩序的“天下”與價值理念的“天下”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天下理念是從天下政治中總結出來，但是天下理念提出后就有獨立價值，會不斷改造和提升天下政治，從而實現中華文明的自我完善與持續發展。所以，應該注意區別政治秩序的天下制度與價值目標的天下理念，天下制度是歷史的、有局限的；但是，天下理念超越了天下制度的局限，對民族合作、文化交流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探討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重點是對中國傳統天下理念做思想探源和文化思考。

如前所述，政治制度的天下主要是由華夏民族與蠻夷戎狄的不同族群組成的，體現為一種由中心到邊緣的等差秩序。而仁義理念的“天下”則已經超越了天下制度的限制，代表一種更為平等的價值追求。仁義價值體系希望消除差等，建立一個平等互愛的人文世界。孔孟畢生努力實現的“天下有道”，就是強調人與人的關系要建立在仁義的基礎上。儒家認為仁愛源于人皆有之天性情感，仁義價值的天下就應該建立在此天性情感的基礎上。漢儒往往以“博愛”解釋儒家的仁愛，而宋儒肯定仁愛最終會成為“民吾同胞”“萬物一體”的博愛精神。儒家仁義的天下理念有深刻的傳統思想背景。儒家經典提出的“天生人”是中國人的普遍信仰，由于“天”是以“自然”方式“生”出人類，天與人是血脈相通的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故而普天下的人類也是一種相通血脈的兄弟關系。所以孔門弟子子夏提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在古代，“四海”是一個與“天下”相同的文化價值空間，這個空間范圍人與人應該建立起平等互愛的關系。所以，在人文價值的天下理念中，華夷的區分不是血緣種族而是仁義價值，遵循仁義理念的任何族群均可以成為華夏，悖逆仁義價值的社會則會成為蠻夷戎狄，更嚴重的則成為非人類的禽獸。可見，仁義價值的天下理念，最終肯定一切種族、社群均是平等的。

與此相關，中國天下理念標榜一種王道精神，批判霸道政治手段。王道是要建立一個平等互愛的人文世界，而霸道卻是用暴力強化等級差別的政治秩序。中國傳統天下理念孟子區別了“得國”與“得天下”的不同，他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認為不仁的霸道者雖然可以獲得一時的政治權勢，但是絕不能夠獲得長久的天下，因為得天下者必須首先能夠得天下民心，即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一切政治家希望能夠得天下民心，必須首先堅持以仁義得天下、治天下，也就是以王道而得天下。孟子強調堅守仁義理念的王道才能得天下，認為絕不可能通過不仁的霸道而獲得成功。所以，儒家倡導仁義的天下，其實也就是王道的天下。

顯然，仁義、王道的天下理念都是理想化的，而儒家的天下理念在追求理想的同時，又是從西周、兩漢的政治現實出發，并且希望兼顧現實可能的。其實，儒家天下理念的起點是現實政治與社會實踐，理念化的天下必須包含一種從現實政治到終極意義的價值序列，即前面所述的禮制、仁義、天道的價值序列。所以早期儒家提出天下理念的同時，又提出區分小康與大同的不同歷史階段。中國人既向往最高的大同理想，同時又承認自己所處的時代是“小康”時期，“小康”之世是從現實出發的不得已的主張。他們認為自己生活在“天下為家”的小康時代，建立“貨力為己”的保護個人權益的經濟制度，加強“城郭溝池以為固”的軍事設施，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類不能滿足于小康，而應該在“天下為家”的時代想到還有一個“天下為公”的理想，這恰恰是天下理念中包含“天下大同”的人類理想。所以，“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大同理想，既是我們批判小康時代不足與缺陷的參照，也是我們奮斗前行的長遠目標。因而，仁義的天下，也是王道的天下，最終目標是大同的天下。

中國傳統天下理念在中華文明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這一理念既不回避天下是由利益不同、文化差異的民族構成，但是又不將這一種利益、文化的差異固化，反是以不同族群能夠和諧共處的仁義精神、王道精神，為天下尋求價值共識提供天道的依據。我們相信，中國傳統天下理念也會對現代人類多元文明共存有重要借鑒意義。現代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而全球化世界體系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國家之間因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矛盾，從而引發越來越激烈的利益沖突。如何兼顧家國利益與人類普遍利益，已經成為現代世界面臨的最大難題。在國家利益日益沖突的當代世界，應該將仁義理念作為不同民族國家共處的思想理念，以民心至上的王道精神反對霸權主義，通過弘揚推己及人的天下主義而破解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具有普遍意義的天下主義作為重建世界文明秩序的原則。這樣，才能夠消除國家不平等而帶來的矛盾沖突，在重建世界文明秩序過程中，將不同民族國家平等和諧的天下大同作為世界秩序的最高理想。

（作者：朱漢民，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