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共出了一百一十四名狀元，以江蘇籍的狀元最多，有四十九名，其中蘇州府獨占二十九名（數字存在不同說法）。正所謂“經濟越發達，教育越發達”，明代，江蘇的經濟全國領跑，成化年間，全國向北京調運的四百萬石漕糧中，從南直隸（今江蘇、安徽、上海）一省調運的漕糧就有一百七十萬石，占比超四成，形成“天下財賦出東南”的局面。清代延續了明代的經濟發展態勢，“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蘇州的學校“肇于宋范文正公之遺澤，胡安定之教，百世而下，學者猶宜興起”。為進一步振興文教、改善民風，康熙帝命內閣學士湯斌出任江寧巡撫。“化民成俗，莫先于興學育材”，湯斌上任后，對因家貧無力入學者予以資助，一時間學風大盛。

在此背景下，蘇州狀元頻出，乾隆四十六年（1781）更出了一個“三元及第”的錢棨（qǐ）。所謂“三元”，即接連在鄉試、會試、殿試中考中第一名。除了錢棨，清代“連中三元”者還有臨桂（今廣西）人陳繼昌。

錢棨（1734-1799）字振武，號湘舲，蘇州府長洲人，為吳越王錢镠之后，出身于書香門第。曾祖錢中諧，在康熙十八年（1679）中博學鴻詞科，名列一等。錢棨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鄉試中式第一名解元，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會試中式第一名會元，殿試中式第一名狀元。乾隆帝欽點他為狀元時特別高興，曾賦詩記盛：“龍虎傳臚唱，太和曉日暾。國朝經百載，春榜得三元。文運風云壯，清時禮樂蕃。載咨申四義，敷奏近千言。詎止求端楷，所期進讜論。王曾如可繼，違弼我心存。”副主考翁方綱則把數百人的贊頌詩編成《三元詩集》，以示祝賀。后人還在錢棨的進學之地蘇州府學建立“三元坊”，來表達對他的紀念。

乾隆帝雅擅詩書，曾命修《欽定四庫全書》，編印《石渠寶笈》及《三希堂法帖》等，對錢棨寄予厚望。但官場險惡，錢棨既不如前輩狀元王杰、潘世恩等官拜大學士，手握權柄；也不如后輩狀元翁同龢、孫家鼐等貴為帝師。對錢棨的經歷，史籍記載相對簡略，世人只知他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次年任上書房行走，侍教皇子，因不到書房督課而遭革職留任。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詹事府右贊善，次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1795年擢詹事府中允，升翰林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嘉慶二年（1797），擢詹事府右庶子，尋轉左庶子，翌年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云南鄉試正考官，嘉慶四年（1799）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云南學政。錢棨為人正派，每掌試事，拔士公正，眾人悅服。考察官學時，他雖疾病染身，仍帶病堅持公務，卒于任上。云南總督代為料理后事，送柩回籍，葬于蘇州府吳縣胥口鎮的香山。錢棨著有《湘舲詩稿》，惜未見此書，不能詳知其為人處世之道。

錢棨的傳世書跡不多：昆山孫銓撰集的《壽石齋藏帖》四卷中，有錢棨與少迂書三通；陽羨萬貢珍撰集的《填詞圖題詠》中，有錢棨“沁園春”詞；吳湖帆搜集、現藏蘇州博物館的七十二把狀元扇中，有一把為錢棨所作。本文附圖為筆者藏錢棨所書明人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中的兩則行書，字體甚似董其昌，一段為“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人之門室也。評書法一則”，另一段為“東坡作書，于卷后余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后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右臨‘畫禪室’字話于染云精舍”。這兩段語錄亦可視作錢棨的觀點，即書法要以奇為正，如何評價應由后人決定。何沛雄教授和篆刻家易越石老先生曾應邀題寫引首，兩位前輩今已謝世，展卷緬懷故友，不勝唏噓！

康乾時代推崇董其昌書法，康熙帝更是晨夕觀賞，為董書題跋：“其昌淵源合一，故摹諸子（指晉人及顏真卿、蘇軾、米芾等），輒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色，草書亦縱橫排宕有致，朕甚心賞。”由是董書風靡一時，“滿朝皆學董”，士子也多習董書，錢棨亦不例外。

而自明代以來，科舉考試要求應考者字體端正，有所謂“館閣體”。雖然館閣體束縛書法自由，甚至有“千人一面”之譏，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為應考者打下堅實的根基。觀錢棨書法，筆筆扎實有力，轉折處運腕提按自如，其懸針及撇捺均力達毫端，如“評”字、“則”字之末筆，還有“如”字、“此”字，若無深厚功力，難臻此境。

正是這樣的歷史環境，促使清代書家輩出，各種書體及書風俱備，集歷代之大成，堪為中國書法史上一段不容忽視的時期。而像劉墉、成親王、鐵保、王文治等人的書法之所以一直被后世推崇，是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面目。反觀錢棨的書法，運筆純熟自然，功底深厚，卻少有自己的面目。俗話說“字如其人”，以此觀之，錢棨或許是個循規蹈矩之人；不過在朝為官，小心謹慎亦無可厚非。盡管缺乏“辨識度”，錢棨的書法確有平和婉約之氣，受一般人的歡迎。

在我看來，書法的線條、結體，應予人美感，以怪異疏狂為法并非正道，更不能將婉約、秀麗、規矩視為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