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葉舟繼續在絲綢之路的文化縱深處蕩筆深掘、躬身耕耘。從詩集《大敦煌》《敦煌詩經》到中、短篇小說《秦尼巴克》《1898年喀什噶爾大事記》再到長篇小說《敦煌本紀》，葉舟對絲綢之路的書寫矢志不渝、樂此不疲。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涼州十八拍》與其以往的作品在文學志向與審美追求上也是一脈相承的，雖然這次將言說的陣圖鋪排在了“涼州”，但其思想境界、敘事調性、語言風格等依然保持著“葉舟”特色。當然，與四年前出版的《敦煌本紀》相比，不管是內容構思，還是結構設計，長篇小說《涼州十八拍》都顯示出一個優秀作家不斷超越自我的品質、才情和匠心。

當前眾多的閱讀者通常將這部作品視為西部文學或地域文學，這固然沒錯，因為“涼州”就在西部，《涼州十八拍》中的風土人情及敘述語言極具地域識別度。但是，如果要在學理上探視這部現象級的作品，“西部文學”或“地域文學”又似乎過于寬泛而很難對其獨異性給出客觀的評論。

我們將長篇小說《涼州十八拍》框定在“邊塞文學”的視域中，基于兩點考慮：第一，在橫向上，每個時代的文學作品都是面對“當下”的，而在縱向上，都有其歷時性，這種“歷時性”顯現于作家對文學傳統的敘事技巧、語言表達、審美習慣等潛移默化地遵從，同時又將其書寫內容、審美趨向、敘述技巧等呈現于未來文學研究的參考中。《涼州十八拍》雖然在清末民初河西走廊的重鎮——涼州演繹了一個現代版的《趙氏孤兒》的故事，但是其精神氣象和語言風格都保持著邊塞文學的美學特點。莫娜·奧祖夫說：“所有作家，不管他們想不想成為新派作家，都受到過去著作的滋養，都經過古代文明長時間地培養和塑造，這是不允許被遺忘的。”葉舟祖籍武威（古涼州），常年奔走于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恰恰就是邊塞文學的主要生發地，近水樓臺先得月，作為一個作家，自然會受到這一脈文風的影響，其之前創作的詩歌、小說、散文等作品也印證了這一點。“卻顧所來徑”，因此，從邊塞文學的傳統上把握《涼州十八拍》，才有可能在內外兩個視角上給予這一文本客觀的評價。

第二，“涼州”地處西部，我們可以籠而統之地稱之“邊地、邊關、邊緣、邊疆”，但論及包括《涼州十八拍》在內的葉舟其他作品，我們將之界定為“新邊塞文學”，是因為“邊塞文學”是一個自成體系并形成獨特藝術風格的文學流派，與“邊地、邊關、邊緣、邊疆”相比，“邊塞”已經從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存在升格為文學、文化意義上的特指。我們在“邊塞文學”之前冠以“新”字，這既符合葉舟的文學風格和美學追求，同時也能看到漢唐以降的“邊塞文學”在當代文學創作中延續的“偉力、活力和熱力”。在“新邊塞文學”的維度上談論葉舟的作品，不僅僅為探析《涼州十八拍》打開了一個廣闊視角，也是我們依托這部優秀的文本，在這個古老而蒼勁的文學流派中，通過“辨章學術”、鉤沉經驗，為新時代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發展貢獻力量而提供了契機。

在中國文學的發展征途中，學界一般認為邊塞詩初步發展于漢魏六朝，隋代開始興盛，至唐朝進入黃金時期。就本質而言，邊塞詩是戰爭的副產品，其內容豐富，題材多樣，就藝術風格而言，大多數沒有耽于凄婉和哀怨的悲情書寫，詩人們將大漠塞外的烽火、狼煙、孤城、羌笛、長城、飛雪、夕照等意象與自己的慷慨豪情和躊躇滿志相結合，賦予了邊塞詩壯闊雄渾的審美境界和激昂超邁的精神氣韻。如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徐陵《關山月》、王昌齡《少年行》、崔顥《贈王威古》《古游俠呈軍中諸將》、李頎《古從軍行》、祖詠《望薊門》、高適《塞下曲》《武威作二首》、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王之渙《涼州詞二首》、陶翰《出蕭關懷古》，等等，這些作品格調高昂且不乏浪漫主義色彩，在悲天憫人的家國情懷中暗潛著慷慨節義的英雄氣魄。因其作者是“一群具有北方陽剛氣質的豪俠型人才”，他們熱衷于建功立業的人生夢想，意氣風發，自信自負，“頗有橫絕一世、駿發踔厲的狂傲氣概”，將這種充盈的豪情壯志訴諸筆端，其詩作具有了“豪爽俊麗而風骨凜然的共同風貌，創作出了清剛勁健之美”。

邊塞詩如此，其實邊塞文亦然，只不過不長于直抒胸臆或數量少等原因，邊塞文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類作品其實很豐富，如司馬遷《李將軍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大宛列傳》《游俠列傳》、班固《蘇武傳》、王符《實邊》、李華《吊古戰場文》等以及諸多書、序、跋、銘、誄等文體中閃現的有關邊塞的人、事、物的記錄。這些作品或長或短，雖然與詩歌在體裁上相分，但在美學氣質和情感基調上異曲同工，都是在宏闊蒼涼的自然環境中寄寓著作者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赤子之心。例如李陵在《答蘇武書》中，真實記錄了當時的邊塞環境：“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而“刺目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于我已矣”一句可視為戍邊將士精神操守的真實寫照。

由詩而文，我們看到了邊塞文學剛毅、奔放、沉雄、激昂、慷慨的精神骨氣和美學風格，而這些詩文的背后又何嘗不是站著一位意氣風發、銳意進取、率性磊落的精良、純明的少年？推文及人，人以文彰，因此，漢唐以降的邊塞文學的筆墨情韻當成為推動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

長篇小說《涼州十八拍》是如何承繼邊塞文學的筆墨情韻的？

首先在主旨立意上，格調高遠、精神超拔。解讀《涼州十八拍》的一個關鍵詞是“除銹”，葉舟將故事背景設定在清末民初這段風云激蕩的歷史中，我們知道，這一時期的河西走廊，軍閥混戰、各方勢力角逐爭雄，導致商貿滯塞、民生凋敝，繁華熙攘的絲綢之路因此而“銹跡斑斑”。葉舟將自己的歷史愿景傾注到《涼州十八拍》中，依托主人公顧山農設立的“保價局”開啟了“除銹”的文學行動。用朱繡的話說，這一壯舉是“在為天下的商賈們祈福，為涼州的將來籌謀再三，也為這河西一線的四郡兩關把脈問診，開疆斥路”。作者又將貿易中的“除銹”志向延伸到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節節推進，層層暈染，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讓我們體會到充盈于邊塞文學中的那份剛毅、沉雄、慷慨的精神品格在當代文學中的浮現。再從人物的精神面貌來看，同樣是寫孤兒，狄更斯《霧都孤兒》筆下的奧利弗、費金、南希等孤兒通常為饑餓、貧寒、自卑所困，有“暗淡”之氣，通過展現他們坎坷悲苦的生活遭遇，狄更斯完成了對社會轉型期各種丑陋嘴臉的無情揭露以及對殘酷現實的犀利批判。而在《涼州十八拍》中，徐驚白也是孤兒，但葉舟卻將其塑造成一個孤勇者的形象，與之相關的人也都被賦予了一種使命擔當，表現出家國危難之際中國少年昂揚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這種精神風貌遙接漢唐時期策馬奔走于絲綢之路上的那些少年將軍所表現出的剛毅節烈、春秋大義。我們可以將這種剛毅節烈、春秋大義視為《涼州十八拍》的思想底色，而這份底色恰恰也是邊塞文學的精神本色。

其次，《涼州十八拍》的語言古樸洗練、蒼勁雋永，極具邊塞文學的語言特色。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特色的形成除了與作家本人的文學修養、個性追求、表達習慣等因素相關外，還受制于地域文化的浸染，也即語言特色顯現于地域文化的異質性。具體而言，邊塞文學語言特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創作者們使用了所指塞外邊陲奇異風光和風土人情的字詞，通過這些字詞，不僅讓我們識別到了“邊塞”，同時也表征著邊塞文學語言的美學特色。例如邊塞文學中經常出現的“雪山、飛石、莽沙、長云、大漠、羌笛、胡笳”等詞匯，不僅僅是作為文學的審美意象而存在，通過這些詞語的組合也形成了代表這種語言風格的語言秩序。《涼州十八拍》除了邊塞文學中經常出現的這些表征著語言特色的字詞外，葉舟通過對“涼州”民俗文化的掃描，成功將自己的語言與其他地域文學創作中使用的語言區別開來，讓我們體會到《涼州十八拍》在語言的美學追求方面對邊塞文學的繼承與創新。

當然，文學語言的特色除了從字詞表面識別外，我們在更多情況下是從語言符號所呈現出的情感格調與精神境界上來把握。在邊塞文學中，創作者往往選取一些蒼涼、宏大、孤寒、奇偉、壯麗的意象，用慷慨激昂、沉雄剛健的語調來表達自己的壯志豪情。《涼州十八拍》因為體裁的功能不同，雖然沒有像邊塞詩文通常采取的一些藝術手法來顯現其語言特色，但是，作者將“涼州”大地上約定俗成的歌謠、俚語以及邊塞詩文中慣常的語言表達技巧挪用到自己的敘事或描寫中，從而形成了《涼州十八拍》的“邊塞”語言特色。德國當代著名美學家馬丁·澤爾認為，文學文本語言的藝術性“在于構建一種易于被想象性閱讀活動接受的語言，因為它自身就呈現為我們想像活動的一種樂器——一種根據字母之間的音符被讀者所演奏的樂器”。可以說，《涼州十八拍》語言表達的藝術性和獨特性再次激活了我們對邊塞文學的審美欲望，同時，也讓我們在“似曾相識”的閱讀中，體會到葉舟對邊塞文學語言傳統自覺接續的努力。

綜上，長篇小說《涼州十八拍》觸及的文學命題絕不僅僅限于上述幾點，在文本結構、敘事技巧、思想內容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資討論的話題。我們在邊塞文學的維度上對其進行審視，這既是對文學傳統的尊重，也是對新時代文學如何計劃“攀登”問題的思考。就當前學界而言，“新小說革命”的號角已經吹響，構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也已達成共識，在這樣的背景中，長篇小說《涼州十八拍》或許不失為一個值得深究的文本。

（蔣應紅，上海師范大學文藝學博士，主要從事文學創作、文藝評論。大學期間開始發表文學作品、文藝評論，先后在《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名作欣賞》《長江文藝》《飛天》《四川文學》等刊物發表散文、文學評論100多篇。曾獲第九屆冰心散文獎單篇獎、甘肅省第四屆文藝評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