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幾年前的一個暑假，師大文學院的兩位教授過來閑談。因為我年輕時當過中學教師，所以，說著說著話題就轉到中小學的課程改革上了。

他們說，全國中小學語文教材現已統一使用部編課本。新版教材一個明顯的趨向，是更加注重培育學生的傳統文化素養，大幅增加古代詩文篇目。小學一至六年級增幅達80%；初中三個年級，古詩文占課文的52%。其實，早就該這么做了。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應須世代傳承的精神命脈、文化基因。而作為其重要載體，那些經典古籍、傳世詩文，是前賢往哲思想、智慧的結晶。在青少年的心田里，如能播下一粒粒傳統文化的種子，他們將會終生受用——五千年文明史的光輝熠耀，無數英杰的高風正氣潤澤靈魂，極有利于塑造優秀品質，健全人格，開拓思維、視野，增強民族自豪感、文化認同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這在中小學階段尤為重要，對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的樹立，對知識基礎的構建，會起到“前見”作用。

聽到這里，陪同前來的校刊編輯提出一個問題：百年世事翻覆，從過去線裝書被“扔進茅坑里去”，到如今課本上古詩文大幅增加，真是判若云泥。那么，究竟應該怎么看“五四”前后關于“不讀古書”與“反對白話文”的爭議呢？

教授說，這個問題很復雜，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他隨即講了一則趣話：著名學者章士釗反對白話文，在報上撰文說，文言文“二桃殺三士”，何其簡潔，用白話文只能說成“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魯迅先生禁不住發笑，說“三士”是三個武士，而不是讀書人，繼而諷刺道：“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丑。”結論是：古書，好則好矣，不過也實在難以掌握。

二

送走了客人，就所議問題，我作了進一步思考——

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歷史潮流、大勢所趨；但一些“五四”精英，為了矯枉，不惜過正，就此否定文言文的歷史作用，進而完全否定古書，就不無偏頗了。統計顯示，中華傳世古籍約有5000余萬冊（件），20多萬種。這些傳統典籍中，精華與糟粕并存，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批判地繼承、發展，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魯迅先生等人當年對古書采取鄙視態度，有其時代背景與現實的針對性。我們知道，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社會上復古空氣很濃厚，埋頭到故紙堆里，就會被復古派所利用，有害無益。魯迅先生反對讀古書，乃是出于對復古思潮的反制，并非一概反對接受中華傳統文化。他在《論“舊形式的采用”》《拿來主義》等文章中，闡明繼承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與方法。他把舊的文化遺產區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是有益無害的（魚翅），要“拿來”“使用”，使之有益于人民的身體健康；一部分既有毒素又有用處（鴉片），要正確地吸取、使用有用的方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還有一部分是人民根本不需要的（煙槍、煙燈和姨太太），原則上要加以“毀滅”，也可酌留少許，送進博物館，以發揮其對人民的教育作用。可見，他所強調的是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反對因為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

其實，說“要把線裝書扔進茅坑里去”的“五四”精英，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即便扔掉了古書也無所謂；而且，多是一邊這么說，一邊仍致力于古籍研究。胡適先生算得上最激進的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嚴苛而過激的批判態度，把駢文、律詩同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等混在一起，都說成是我們祖宗造的罪孽，這是典型的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行為。而他本人，不僅幼年熟讀經史，青年留洋時還在照片上題寫“異鄉書滿架，中有舊傳經”的詩句，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提交的論文竟是《先秦名學史》。《京報副刊》向海內外名流征詢“青年必讀書十部”，他開列的五部中文書為《老子》《墨子》《論語》《論衡》《崔東璧遺書》，都是中國古代典籍。據蔡元培先生記述：“我嘗見胡適之先生有一個時期出門常常攜一兩本線裝書，在舟車上或其他忙里偷閑時翻閱，見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鉛筆作記號。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續。”魯迅先生為許壽裳的兒子開列十二種書，全是古書，包括《世說新語》《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等。他悉心于中國古代小說史的構建，做《嵇康集》注釋；收藏中文線裝古書達940多種，到晚年還在買古書、讀古書。

其間還有一個現象：“五四”之后，許多留學西方的學者，回國后竟然沉浸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去。許是通過對比西洋文化，終于感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其獨特的魅力，因而始終放不下這顆拳拳之心。聞一多先生多年從事西學研究，并有六載的白話詩創作實踐，回過頭來寫了這樣一首七絕：“六載觀摩傍九夷，吟成鴃舌總猜疑。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回韁作舊詩。”

三

這是老一輩文化名家，所謂“老根底，新眼光”。那么，新一代學人又是怎樣認識這個問題的呢？

當代知名學者劉夢溪先生指出，今天之所以強調讀中國古代經典，“我想主要是為了文化傳承的需要。如果你不想完全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那么閱讀代表自己文化傳統的典范性文本，是承繼傳統的一種必要的方式。就個人的修養而言，閱讀經典文本是使閱讀者經歷一番文化濡化的過程，它可以改變人的氣質。古人、古賢、古書，都是傳統文化積淀的代稱，接觸多了，勢必使一個人的氣質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很多人都發生氣質的變化，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就會隨之發生變化。”“現在仍有很多人把現代化和‘西化’完全等同起來，以為自己的文化傳統無法和現代性相銜接，這是一種過時的看法，不應讓這種看法成為我們的文化導向。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進程，同時有一個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的任務，我可以肯定地說，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營造全民族的閱讀風氣，而首當其沖的，是營造閱讀本民族文化經典的風氣。”

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語重心長地說：“在我看來，年青一代學者的主要缺陷，不在于可能出現復古傾向，而在于學術上‘無根’造成的漂泊感。等到進了大學，念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灌了滿腦子西式的哲學理論和文學概論，才開始認真閱讀中國古書，不覺得‘隔’那才怪。”就是說，已有的理論預設，使得他們很難真正進入中國文化。

前輩與時賢所述，都涉及一個正確認識古代經典以至中華傳統文化的關于中外古今關系的問題。要前進，必從一個基點出發，而一個民族的文化積淀、精神資源即其前進的基點。一個缺根少魂的民族，自無發展前進可言！可是，從清末到“五四”乃至后來，一些人錯誤地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聲稱要與傳統徹底決裂，而不是立足于自身國情、自身歷史和自身文化之上，從而造成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嚴重流失的后果。

與中西互鑒相對應，還有個今古會通的問題。“傳統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連續性，為社會帶來秩序和意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心靈的滋養、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為當代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中國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資源，在引導心靈穩定、精神向上、行為向善、社會和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陳來先生語）。看得出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價值，它的精華內蘊很容易與現代社會的發展契合。

文化源流一脈承，無古不成今。片面地將它割裂，繼而對立起來，是違背歷史規律的。南宋思想家朱熹在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之句。說的是，舊學與新知，在砥礪切磋中，會變得更加精深縝密；而當研索到難以用語言表達的精微之處，古今的界限、阻隔也就泯除了。“卻愁”二字，語含譏誚——針對陸詩中“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的說法，朱夫子幽默地說，令人“發愁”的是，隨著探索的深入，勘破了古今限隔，“真偽先須辨古今”可就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