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群的長篇小說《金墟》是一個特殊的新的文本，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它。單就小說層面來說，它設置了雙線結構，一個是人物，主角有兩個，司徒文倡和司徒譽，前者是后者的曾祖父，他們一個是民國時期從廣州回家鄉建城，一個面對一座古鎮，如何使之重新振興，這便是當下鄉村振興的國家行為。作為鎮長，在商業資本注入時，司徒譽投入了對古鎮的征收與開發，這是一條明線。

另一個跟它并重的線是司徒氏和關氏兩大家族的敘事，這兩個家族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去了北美，他們遠渡重洋心系桑梓，很多人又回來了。正是這些具有海外經歷的人給近現代中國注入了非本土的元素。吊詭的是，恰恰在這里，中國人的宗法與血緣的力量得到了充分表現。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雙向互補，折射出了中國近現代化的歷程，寫出了華僑的緣起和歷史。

小說里這兩個元素互相關聯、密不可分。我相信熊育群寫司徒氏、關氏、徐氏有相當大的歷史真實性，小說創作于此無疑面臨著很大的敘述難度。事實上，他被大量的歷史材料迷住了，那個宗族的、宗法的，無論是沖突還是合作，以及在民國史上，民國早期的行政建制如何借助這些家族的力量，同時又怎樣被家族力量裹挾……這種特別豐富的元素，一定迷住了熊育群。為什么說他面臨敘事難度？以司徒譽的古鎮征收開發這條線索來看，其中涉及當下的形勢、經濟狀況、文化環境、現實的利益糾葛……怎樣把它們結合起來，在多大程度上對后一個線索進行虛構性處理？這種寫作很有難度，非常考驗人。

但我們看到，熊育群在面對小說敘述層面的困難時，解決得相當好。我們會被那種厚重的家族、歷史的諸多元素迷住。我們不會特別糾纏在北美司徒氏和關氏的矛盾，他們有著不同的商業取向，在“中華民國”早期，受到孫中山以及早期歐美勞工運動潮的影響。在中國和美國的勞工潮中，司徒文倡、司徒文沖兄弟倆作為代表，他們站在勞工立場的行為，使得小說帶有寬廣的國際視野。顯然，這種思潮證明中國近現代史不是孤立的，而是來源于整個世界，在史實的某些層面和虛構經驗的結合上，作者利用這兩個家族，使得小說處理得非常理想，頗為精彩。

在史實和材料部分，熊育群下的功夫很深。我在閱讀的時候經常被牽引、被感染。過去的僑鄉，中國近代海外移民，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講述當中，特別是現代史的講述當中，因為陳嘉庚的影響力，我們主要講的是以陳嘉庚為代表的僑鄉福建。但現在，我們看到了《金墟》中的開平、臺山等五邑地區，以及廣東沿海更為廣大的僑鄉，那些無名的、沒有被記錄的歷史。讀《金墟》讓人震撼。我們不必糾結內容上非虛構與虛構的“比例”問題，首先它是非常好的小說。我還想強調，在史實與材料、在被遮蔽的無名歷史層面，這些被揭示出來的史實，顯示了熊育群的特殊貢獻。廣東作為一個華僑大省，這里的人們的故事將通過小說引發廣泛關注。

除這兩個并重的線索之外，我們看到作為小說家和思考者的熊育群，在寫作中注入了自己關于中國歷史、中國現實的諸多反思、憂慮，這種反思非常多。譬如司徒文倡回家鄉建城，遭遇的是兩大家族宗族利益的爭斗，紅衣大炮都用上了。面對的問題用今天的概念來說，就是土地不能確權。熊育群在這里寫到了中國的近現代革命，最終面對和最終要解決的都是土地問題。小說中司徒氏和關氏在修堤中的明爭暗斗，在家族圖書館建設中為家族榮譽爭高下，還有各種產權的爭奪，反映的是清帝國崩潰，民國的行政管理不能到位，民國作為一個初創的現代國家有其名而無其實，它在行政制度上大面積、大幅度地向宗法制度妥協——土地不能確權，相關利益必須要靠宗法力量去支配。熊育群在這方面是有思考的。

到了21世紀初，司徒譽開發古鎮，盡管是強大的資本注入，達到百億元，但深入進去后，發現宗法與家族的毛細血管依然還在，最后體現在圖書館和祠堂的征收上，矛盾極其復雜。這里包含了熊育群作為寫作者和思考者，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中遇到的制度難題的深入思考和憂慮，而這些是坐在家里想不出來的，得益于他兩三年的時間深扎于古鎮。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兩腳帶泥、深度參與當地的生活。這成為他的小說寫作可靠的經驗基礎。

《金墟》寫了很多人物，有一些人物給我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司徒譽作為當代的一個官員，他對做事與當官的取舍，忍受分居，遭遇各種難題，險些成為“裸官”，后來還被紀委監委約談，談話很有侮辱性……經歷這么多磨難，他依然初心不改。這種初心不改除了共產黨人的堅定意志之外，還有他對土地和人的熱愛。這個“熱愛”不是空洞大詞，而是真正的熱愛，是兩者有機的結合。這個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中國基層干部在改革開放制度創新過程中承擔的政治風險和道德壓力。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是靠誰來推進的？在一個特定意義上說，除了頂層設計之外，必須要靠基層干部。過去我們講犧牲的時候總會說到農民工，他們背井離鄉，沒有什么保障，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基層干部的犧牲，其實不僅是基層干部，包括高級干部、企業家，他們有事業心，對國家有信心，肯于奉獻。司徒譽的遭遇就表征了這個事實。也許作者并非刻意去寫這一點，但它是一種客觀現實，所以能夠引人深思。

《金墟》對于當下的小說創作提供了不少新鮮的經驗，特別是在歷史材料的處理上，小說深入表現了宗法制與土地的關系以及宗法植根之深，及其對于中國現代改革的困擾。作為詩人、散文家、報告文學作家，熊育群顯然擁有了一種令人羨慕的綜合寫作能力，他可以處理相當多的題材和敘事元素，小說因此包含著歷史難度和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