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穆斯林、非洲裔英國人，后殖民主義作家，在人們閱讀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作品之前，這些標簽可能已經不可避免地先入為主。而對古爾納自己來說，關于逃亡、遷徙的早年經歷已經在回憶里變成了真假莫辨的故事，在后來的歲月里，他只是將它們寫出來。身為作家，古爾納只是在為自己說話。

去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古爾納10部小說中譯本的第一輯。借由這些小說人物的視角，古爾納擴寫了自己的故事，也從中自然地流露出對歷史變遷中每一個個體命運的關注。正如諾獎頒獎詞所說，他的寫作包含了“對殖民主義文學的影響，以及對身處于不同文化夾縫中難民處境毫不妥協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2021年10月8日，英國倫敦，古爾納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日前，澎湃新聞與古爾納遠程連線進行了一場視頻采訪，從那些最初聽到的故事開始，古爾納講述了回憶、真相、身份還有寫作。“保持警覺。”他說道，無論是對于他人的記憶，還是對周遭的環境，警覺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博弈、妥協乃至融合。

古爾納1948年出生于東非海岸附近的桑給巴爾小島，小島在1964年時與坦噶尼喀合并為坦桑尼亞。1964年，古爾納踏上了逃往英國的道路。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探訪重病的父親，古爾納才終于重返桑給巴爾。作為被殖民者，古爾納坦然承認殖民對于他的影響。他們遭受壓迫，也接受教育，他們獲得了教化，但教化并不允諾文明或民族共識，最終，他們形成了難以被概括的生命經驗。得益于從小在殖民背景下接受的英語教學，古爾納意識到自己可以用英語來寫作，而他的寫作資源不局限于非洲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也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英語經典文學。于是，在古爾納的筆下，講述者可能既是一位風趣從容的英式紳士，也是一個痛苦的逃難者。

“是語言選擇了我，這是我的運氣，”談到使用英語寫作，古爾納這樣說道。而翻開他的小說，又不時會與斯瓦希里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相遇，如同身處非洲嘈雜的海邊，親歷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交易與沖突。這些故事里的人群由操著不同“口音”和利害關系的說話人所構成，他們由此參與了歷史性流動。

在《天堂》里，男孩優素福隨著商隊踏上內陸之旅，和不同語言、不同部落的人相遇沖撞，而那些神奇的、殘暴的、靈性的故事在人們的口中遷徙，也構成了優素福生命的一部分。在《海邊》里，一個非洲故事的兩個不同版本在英國對峙，最終拼湊出往事大概的原貌。在《贊美沉默》里，故事可以可以“存上好幾年，保留起來并使之固化變硬，等時機已到這些話便可按預期目的派上用場，去粉碎一根骨頭或挫傷人心”。有時候，在兩部小說之間，一個故事沒有講完，在另一個主人公的口中得以延續。古爾納認為，記憶是不可靠的，但是故事塑造了我們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在小說里，他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魯佐德那樣，一邊講述，一邊逃離，為了獲得自由。

澎湃新聞：真相/真實是你在小說中處理的一大關鍵主題，諾貝爾文學會的評獎詞中也提到了你“對真相的追求”。而記憶是貫穿你寫作的另一個主題，但正如你在小說中所展現的那樣，回憶時常具有欺騙性。你怎么看待真相與記憶的關系？

古爾納：當然，我們都想認為自己致力于講述真實的事情，不只是作家，我們身為人類都想要誠實地敘述。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因為這不是我們能夠完全確定的東西。這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對你可能是真的，但對于處在另一個位置的人來說可能沒那么真實。我始終認為，真相應該是這樣的：當你說真話的時候，其中已經包含了被挑戰的可能性。

然后你問到了記憶。對于某種寫作來說，記憶不只是你所記得的東西。記憶是復雜的，不只是回憶事件并講述發生過什么的能力。記憶也是對于他人的經歷保持警覺，要記住那些記憶也是他人在某段經歷發生后很長時間內講述的故事。

因此人的經歷是復雜的。它不只是你的經歷，他人的經歷，還是你所習得的東西，以及他人所習得的東西。當你坐下來開始寫作，試圖厘清你想要探究的某個情形，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你記憶的一部分。當你談論記憶的時候，那不只是一個個人問題，不只是自己或者其他人對于發生過的事情的回憶，而是對他們生命中所發生的事情更廣義的一種印象，那可能是思想上的，情感上的，也是個人化的。

澎湃新聞：在以《天堂》為代表的作品中，你大量借用口頭文學來講故事，從商隊及其途中遇到的人們口中能聽到各種殘暴、超現實、神秘、靈性的經歷。口頭文學如何同你的寫作聯系在一起？

古爾納：首先口頭文學和講故事不是一回事。口頭文學出現在大多數人都不識字的社會文化中。事情不是寫下來的，而是以各種途徑口頭傳播的，比如集會、慶典，或是其他的形式。只有那些講故事的專家才能傳播口頭文學，在聽眾之間產生振蕩。

我認為區分口頭文學和講故事是可行的，講故事一直在發生，人們總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講故事。母親給兒女講故事，家庭聚會上有人回憶起某個事情，或是課堂上老師中斷了上課內容，講了一段軼事，一個故事。故事并非都是宏大或者正式的，可能只是一些小小的回憶片段。是這些故事表達了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世界觀。因此故事不只是用來娛樂。這些小事情都可能變得重要。它們可能會關乎做什么是光彩的，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駭人的，什么不是，但未必是以一種教誨的方式表達出來。故事就是以這樣非正式的方式講述出來，在你成長的過程中，那些小碎片就這樣被投入了你的腦海。等到你長大之后，你便吸取了理解這個世界的諸多不同方式。

故事對于我們在社會上如何被社會化，我們如何成長并理解什么是明智、什么是不明智的，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些便是我在《天堂》和其他作品里講到的故事，而不是那種由專家們講述的正式的、儀式般的口頭文學。

澎湃新聞：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寫作和空間》中，你曾指出“作家通過閱讀走進寫作，這是積累的結果，它出自共鳴與重復”。你認為你和你所讀過的那些作家以及民間故事之間有怎樣的關系？你是否認為自己歸屬于某個文學傳統？

古爾納：我認為這種積累主要來自你從孩提時代開始聽到的各種故事。至于是否有某種傳統，我認為這更像是多種傳統的結合。我來自桑給巴爾的文化，我是作為穆斯林長大的，我的母語是斯瓦希里語，我學習過英語文學。我讀過大量英語以及其他語言的文學。我用英文寫作。因此，你能夠看到已經有各種不同的影響和資源在透露我在做什么。我的任務不是要將這部分和那部分區分開，而是去看看如何利用這種混合物，來制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東西，以有趣的方式去處理那些我所感興趣的議題。我沒法說這是哪一種傳統的寫作，我只知道它來源于不同資源的結合。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身處多文化背景的作家，你為何最終使用英語而非母語來寫作？

古爾納：這是一種運氣，而不是選擇。這種運氣的一部分來自于我們曾經歷過殖民。如果殖民者沒有來過的話，我可能永遠不會接觸英語。但事實上，我經歷了殖民，才接觸了英語，并且發現自己有這種語言上的專長，有使用這種語言來寫作的技能。

作家并不是獨立自由的。有人可能會說，我可以選擇用中文或者法語來寫作，但事實上，是語言選擇了作家。而我的運氣在于，我發現這種語言可供我使用，我擁有用它來寫作的能力，我也有一些想要表達出來的想法，而且我已經進行了大量的英語閱讀。而且寫作通常是和他人寫作的一種對話。因為我在閱讀英語，并且想要回應我讀到的某些東西，所以我自己也開始用英語寫作，這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

作家和寫作語言之間有一種親密性，這不是選擇，而是比選擇復雜得多的東西。

澎湃新聞：對于跨文化以及文化身份，文化理論家斯圖爾特·霍爾曾說，“文化身份……有著歷史。但和一切有歷史的事物一樣，它們一直處在變化中。”你對于個人身份的流動性是如何看的？對移民者來說，是否有可能最終找到歸屬？

古爾納：身份問題是可協商的。它并不意味著你要把它固定下來，然后說，我找到歸屬了。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身份也是可協商的。關于我們是誰的想法和很多事有關，包括語言、宗教、其他形式的文化表達、你所處的位置，可能還有生活在你周圍的人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和自我認知有關，也就是最終我們所說的身份，但是我想說的是，這些都是可協商的，你未必要去應對這些變化。

如今，在技術、建筑還有人際關系中，變化都可能發生，而應對這些變化是人類生存的一種品質，也是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的一種方式。身份不是靜止的，它不像是你體內的一個腫塊，你可以定位它，固定它，然后說好的，現在我只要抓住它我就安全了。你需要不斷地重新評估，在你自身和你所在的社群之間協商。如果你正好身處于某個你不完全屬于那里的群體，也就是說，你是某個地方的異類，這就會產生緊張和壓力，而群體內部的其他人不會有這些問題，你就需要對周遭的力量保持警覺。這不是一種區隔，當你在某個地方身為異類而遭受敵意，你或許可以說我不在乎你和你們的社會，并指望由此獲得力量，但這也會帶來限制，因為這意味著你將自己與其他可能性隔絕開來，你走向內部，沒有向世界打開自己。而為了生活，你必須去學習，在你所帶去的和你所發現的東西之間進行協商。

澎湃新聞：你拒絕了各種對你身為作家而進行分類的企圖，傾向于代表自己。正如《贊美沉默》中所寫的那樣，敘事者是他“自己生活的逃難者”。是否可以說你在描述后殖民時代的一種普世的現實？

古爾納：當然，你可以這么說。但是我想我拒絕這些標簽的原因在于，它們其實排除了其他的可能。并不是說，將我的作品形容為后殖民主義是不對的，但是這么說就排除了描述我作品的其他可能的方式。我更傾向于保持開放，而不是被稱作后殖民的作家。我寫的東西關于愛，關于我的家庭，關乎歷史議題、法律、不公平等等。任何一種標簽都會讓這些興趣變得狹窄。

我想，代表自己是每個作家都在做的事。我認為正確的就是每個人為自己發聲，而假設自己能替別人說話是一種傲慢的行為。在我看來，沒有人給你為別人說話的權利，你有權做的就是為自己說話。

澎湃新聞：另一方面，西方對于非西方世界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興趣，并試圖去發展所謂的多元敘事。你怎么看這些企圖？你是否認為存在所謂“黑人性”或者一個共同的非洲家園？

古爾納：我認為非西方的人們寫作，并不是為了告訴西方什么東西，而只是受到內在的驅使，去書寫他們感興趣的事物。很多身在西方的人祖籍也并不在西方，他們本身就不會只閱讀那些有歐洲根源的東西，而且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經歷過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遷移，并且在最初到達時困難重重。所以寫作不是給那些在過去300年里統治著世界的人看的。從種族的意義上講，寫作并不是出于一種要告知西方的欲望。

非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地方。只消花一兩分鐘想一想就知道那里不只是許多的國家，還有不同的文化、語言、信仰和歷史。有一種價值觀認為，我們彼此之間都有共同之處。但是就歷史而言，我們必須要能夠對這些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加以區分，知曉彼此的不同。我們當然有共同之處，例如都擁有被他者壓迫的歷史。但與此同時，我認為我們必須明白每種文化和社會的特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