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童年”，古今中外向來不乏深掘與禮贊，與“發現童年”息息相關的熱議話題是：歷史中的兒童是如何被發現或發明的？發現或發明兒童的是些什么人？他們在何種維度上關注兒童？然而，無論作為“發明”還是“發現”，關鍵的問題并不是對于兒童究竟在歷史上哪一個階段被發明或發現的蓋棺論定，而是兒童在不同時期是如何被理解甚至被誤解的。畢竟，當“發現派”論者以“童心”代說人之本性時，難以完全排除建構主義的目的和動機；“發明派”論者在建構歷史概念的同時，潛意識中自然也會存在某種本質化傾向——譬如“發現童年”的阿利埃斯在發出“中世紀沒有兒童”的聲音時，必然也因其存在著一個理想本質作為參照系的。因而可以預見，走向未來的兒童文學與文化研究，也會是走向建構主義的本質論等更具有自我更新意義的思想理路之中的。在這一基點上，可以說錢理群與金波合著的《我與童年的對談》一書，有望成為當下語境中切實紓解童年焦慮、深入啟蒙兒童成長的大家對話錄。

錢理群與金波，一位是文學研究領域聲望極高的學術巨擘，一位是一生為孩子寫作的童心巨匠，何以一相遇便陡然激發出電光石火？我想，產生精神共振與思想共鳴的根柢，其中一個關鍵點出于他們對兒童教育的共同關注與焦慮。近年來，他們尤其注意到，以“狼性教育”為主導的兒童（教育）觀正在無聲無息地造成“童年的消失”，二人的討論和反思也正以此為開端。錢理群先生審思后提出，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困境，是教導者犯了“顛倒人生季節”的錯誤。當然，這里所謂“人生季節”，或是受到周作人的啟發，認為人的生命就像大自然的四季，小學和中學是人生的春天，春天該做春天的事，如此便知天時、順時序，否則便致使兒童喪失成長的權利與良機。類似地，金波先生也有類似擔憂，因為他在與孩子的相處中悲哀地發現，現實生活中的很多兒童缺少有趣的、符合天性的童年生活，已然失去了本屬于他們自己的樂園。

從童年的失樂園中將兒童拯救出來

起于保衛童年的初衷，兩位耄耋老人以“兒童文學啟蒙教育”為核心，直擊生命教育、審美教育、情感教育、自然教育等社會痛點、熱點，試圖對如何紓解童年消失的焦慮，如何養育童年循其時序，如何以童年為媒長養精神生命等問題做出心目中的理想提案。言至于此，倘以為這些提案又是另一堆枯燥無味的行為守則、規范，抑或可量化評比的競技比賽，恐怕是低估了二位先生對于兒童啟蒙的深思。尤其出乎讀者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轉向了兒童文學的詩樂園。

那么，究竟什么是兒童文學？什么又是兒童需要的文學？對于這些習焉不察卻又暗藏玄機的概念的探討與省察，恰恰最為考驗教導者的遠見和目光。“兒童文學就是春天的文學”，錢理群在“人生季節”的思考緯度上如是說。他對于評論者所言“金波先生是綠的”頗有同感，在對談中多次感嘆金波先生的文字充滿了春天的氣息，因而認為他的作品的最大價值之一，就是幫助兒童在“春天的成長”，這不可不謂知者之言。關于何為“兒童文學”的天問，一生凝心于兒童文學創造的金波先生亦成竹在胸：“一是兒童文學應該是使兒童健康成長的文學，二是兒童文學應該是把真正的童年還給兒童的文學。”細細品讀《我與童年的對談》全書，不難發現，無論是錢理群先生順勢而為的生命哲學，還是金波先生之健康的享有真正童年的兒童文學，保護兒童天性、任其自然而然是兩位先生的共識，也是他們兒童教育觀、文學觀的核心與本質。

具體而言，如何以兒童文學啟蒙兒童“從自然人變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變為自為的人”，就如星落棋盤般散落在《我與童年的對談》中。其中的線索一言以蔽之，或許可以大致總結為“會看”“會讀”“會玩”“會愛”幾個關鍵詞。譬如，《用兒童的眼睛看世界》《攝影中的童年記憶》等篇目中，就記錄了先生對于兒童“會看”的期待，錢理群汲取林庚老師的“嬰兒心態”和梭羅《瓦爾登湖》中所謂“黎明的感覺”等多方面的精神營養，建議孩子培養會看的眼睛、會聽的耳朵，重新開發感官，召回深切的感覺；而在金波先生長達一個甲子的詩意創作中，面對一棵樹的審美是常有的事，會看的金波先生不僅自己對生活中的“微景觀”頗為留心，在文字中一直也以草木繁花、鳥蝶蟲魚這些備受孩童憐愛的座上客吸引著兒童的目光。當然，就曼谷埃爾所謂廣義的閱讀而言，兩位先生所召喚的審美之目已不僅僅是凝心自然之美，還天然地內涵了讀書之樂，那些談及“會讀”的吉光片羽就散落在《閱讀的意義》《詩教的智慧與思考》《思辨能力》等篇目中。

詩人要用自己的愛讓孩子們懂得愛

然而，教予兒童讀與看還都不是目的。從“立人”的兒童教育觀出發，兩位先生特別強調保護孩童天性，尤其是“會玩”與“會愛”的重要性，《生命教育》《愛的教育》《游戲是兒童的權利》《“我”和“我們”》等篇目中就有諸多發人深思的箴言。兩位先生堅持，沒有游戲、做夢與愛的童年是不可設想的。錢理群先生說，“玩最大的快樂就是自由自在，愛怎么玩就怎么玩”，這樣才能回到自然狀態的生命。按照先生在《風雨故人來》一書中的觀點，“兒童就是玩，沒別的事，如果讓兒童去救國，那有點荒唐。首先在大人方面是失職，沒有把國家治理好，讓兒童來救國；而對兒童來說是越權，因為這不是他的義務，不是他的事”。金波先生亦持此觀，認為無論是從兒童教育還是健康成長的角度，游戲都是非常重要的“成長的權利”。最后，在考慮如何交給孩子學會愛的談論中，錢理群先生警惕魯迅所疑心的“愛的專制”，金波先生則以沁透了詩與愛的美文作為自然博愛的生動注腳，亦如其在《兒童文學札記》中所自陳的，“詩人的天賦是愛，詩人要用自己的愛讓孩子們懂得愛，愛祖國、愛人民、愛親人、愛朋友，愛一切美好的事物。從小喚起孩子們心靈上的愛，我們的未來才是光明燦爛的”。

行文至此，細心的讀者已經可以很幸運地從滾燙的對談中尋繹到兩位先生對于兒童教育的真知灼見，這是讀者與大師的相遇。就思想容量而言，這本談論童年的小書，實在堪當有分量的大家對話錄，且分量之大不在“大家”之名，而在知識分子擔當之重。按照薩義德對于知識分子的定義，知識分子天然屬于弱者、無人代表者的一邊——兒童在多數情況下僅僅作為敘事灰闌中心的馬壽郎，難以取得發聲權的現實境況使其難以逃脫弱勢地位，兩位先生的發聲，無疑是站在兒童這一邊的、為兒童謀求發展與福祉的。不過，知識分子的批評意識也在兩位先生的對談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因而在談及童年問題和兒童之境況時，讀者罕見地聽到了許多真話，哪怕并不總是那么中聽的漂亮話，這正得以顯影出知識分子的毫不妥協、無所畏懼的姿態與品格。再次借用薩義德的話說，他們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他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愿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詞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動地不愿意，而是主動地愿意在公共場合這么說。”

合上書的這一刻，我不由自主望向窗外的白玉蘭，一個畫面長久縈繞在腦海揮之不去：一位老人面對一棵樹，站著。那一瞬天地歸于混沌而任自然，俯仰之間，萬物互聯。直到另一位老朋友到來，才稍微打破了片刻的沉寂。然而捷足先到的老人卻頭也沒回，用站立的姿勢對他說：“今天我與樹的交談開始得比你早哦……”或許，童年不僅是存在的深井，亦是人類的歸程。這是樹與老人的相遇，也是樹與老人共同返老還童的一種方式。可以想見，兩位“老頑童”今日的心靈奇旅，不久便會如投擲入湖心的一顆石子，回聲帶著漣漪蕩漾開來，一圈圈波紋正是思想震蕩而激起的紋理。而在日后似水流年的磨礪中，樹與人的英氣與之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