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讓我不堪重負，這讓我有寫作的欲望。”為了不遺忘，杜拉斯終其一生都在寫作，用寫作嘗試抵達自身的真相。

4月4日是杜拉斯的誕辰，1914年4月4日，她出生在法屬印度支那。不久前，中信出版·大方推出四本杜拉斯的作品：《就這樣》《戰時筆記和其他》《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在《情人》之外，呈現出另一面的“杜拉斯”。

此次出版的四本書并非杜拉斯具有代表性的小說作品，但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補足了杜拉斯的形象。其中，《戰時筆記和其他》《就這樣》是首次在國內出版；《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則是時隔十多年之后，再次與中文讀者見面。

恰逢杜拉斯109歲誕辰之際，在南京先鋒書店五臺山店，《就這樣》《外面的世界II》的譯者黃葒、學者傅元峰和杜拉斯這四本書的編輯張引弘，從“情人”的形象開始，和讀者共同進入杜拉斯的世界。

不斷變形的“情人”

從早期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到晚年的《情人》，再到《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情人的形象在杜拉斯的文字里不斷變形。在黃葒看來，“情人”是其文學創作中非常關鍵的一個形象，如果從記憶研究或創傷寫作的角度來看，這個主題是杜拉斯少女時期經歷的非常重大的一個事件，以至于一直都會縈繞在她的腦海和她的心靈當中久久不去，自然就會訴諸筆端。“她通過寫作，不斷再現同一段故事，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治愈的。”

另一方面，黃葒認為，情人形象的變化也反映了杜拉斯寫作風格的變化。另外，結合她自己的寫作，從風格上其實也有很大的變化。“1949年包括《戰時筆記和其他》里，前面的敘述還是屬于比較寫實的，像美國海明威比較紀實性的傳統的小說套路。到了1980年代情人的寫作，我們可以看到自我虛構的成分更為明顯。”從1966年開始，杜拉斯就把很多時間投身電影創作，總共導了19部電影，這種電影書寫對她有很大的影響。“在1984年和1991年的版本中，也可以看到電影的這種表達，對她的文字其實也造成了一種影響，有一種互動。”

傅元峰則認為，杜拉斯在他心目中是一個反情節、反形象、反故事、反傳記的作家，而情人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了這么多次，又帶著一種傳記的影子，那是源于杜拉斯在文學寫作當中對于愛情、對于形象有根本的懷疑。“我覺得情人是杜拉斯的一個符號，一個結構，因為它反事件、反故事，她不愿意把她的小說寫成新聞報道。”傅元峰說道，從《情人》到《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后》《烏發碧眼》等小說，“她不愿意讓事件和故事成型，不愿意讓形象真正成型，這是杜拉斯的美學精神。她沒有故事，事件對杜拉斯來說是一個可以反復拋開，在旋轉當中凝視的一個不確切的東西，在這其中展開的是她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個混沌的世界。”

當文學切入新聞寫作當中

對于熱衷私人寫作的杜拉斯而言，《外面的世界I》和《外面的世界II》是她為身外世界所寫。兩本書收入了杜拉斯從1957年至1993年間寫的報刊文章、序言、書信、隨筆，有的已經發表過，有的從來沒有刊行過。有的是應邀所寫，有的是有感而發。有的文章關于當時法國的社會事件，有的是因為一部心愛的電影，一幀看了良久的畫作。

雖然是為身外世界所寫，但其中依然融入了強烈而鮮明的杜拉斯的文字風格和情感。她自己也說，即使作為記者去報道那些當時發生的社會事件，她也不認為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客觀，她會明確地甚至帶著強烈情緒地去報道，尤其為那些受到不公的人發聲。

黃葒將《外面的世界》這樣的寫作和典型的女性新聞寫作相聯系。“杜拉斯寫作的新聞跟我們普通意義上的新聞還不一樣，我們一般講的新聞是真實客觀發生的、大家普遍認為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故事，這也是男性新聞寫作關注的領域。但是杜拉斯，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是比較典型的女性新聞寫作，她有她的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因為她就是在法屬殖民地這樣一種不公正的社會現實當中浸潤出來的一個孩子，她勢必就會對社會弱勢群體、對不公正社會現象特別有感觸。”

以《外面的世界》中的一系列采訪為例，杜拉斯在其中采訪了監獄里的罪犯，也采訪老人和孩子，“她采訪小孩子特別有意思，她能真正聽到孩子的語言。有的時候我覺得采訪孩子其實是特別難的，你很難進入到孩子的邏輯，跟他進行真正的對話，從孩子給出的信息里得出更普遍的一種意義。”黃葒說道，“我們可以看到，在某種程度上，文學還是會切入到杜拉斯的新聞寫作當中。我們講杜拉斯的寫作，她的外并不是那么的外，她的內其實也并不是那么的內。”

“她的小說其實是個體和外面的世界通過一種混沌的感受重新建立關系的過程，實際上是走向私密性；她在新聞寫作當中也保持著同樣美的個體，但最后實際上它走向的是公共性。”傅元峰說道。而在《戰時筆記和其他》里，張引弘指出，杜拉斯寫到一個人躺在房間里，外面有一對情侶走過的時候，她就開始幻想自己也進入一種性的關系里，緊接著寫下了一句“與他人連接，與世界連接。”“那句話在我看來是非常驚人的，”張引弘說道，“杜拉斯的小說里所寫的那種我們看起來是愛情的部分，其實是她和這個世界的關系。她在試圖去面對的是從她很小的時候開始所面臨的世界給她造成的不公和匱乏。”

《戰時筆記和其他》是杜拉斯的早年作品，書的主體部分是杜拉斯在1943—1949年間寫的四本筆記，晚年的杜拉斯在櫥柜中發現這些筆記本，將其封在一個題字“戰時筆記”的信封里，贈予法國國家圖書館。

雖然取名“戰時筆記”，但它們記述的范圍超出了戰爭。在其中一些自傳性質的敘述中杜拉斯提及了她人生中的關鍵時期，特別是在印度支那的童年時光，其中更是出現了關于“中國情人”的最早的回憶版本，很多傳記作家也將這些手稿上的文字當作她故事的可能的真相。本書還收入十篇同一時期的其他文字，完善了作家的早年形象。那時候杜拉斯的想象世界剛剛建立起來。殖民地溽熱的氣息、建筑堤壩的母親、暴虐的大哥哥、溫柔的小哥哥、“情人”、死去的孩子、集中營里歸來的丈夫……所有這些在她后來的作品里常常出現的形象，都可以在這里找到端倪。

留給這個世界最后的話語

如果說《戰時筆記和其他》呈現了杜拉斯的早期寫作，《就這樣》則帶給人們一個晚年的，臨終前的杜拉斯。書中收入從1994年11月20日到1996年2月29日（杜拉斯逝世于1996年3月3日）杜拉斯重病臥床期間口述或寫下的文字，由她最后的伴侶揚·安德烈亞收集整理而成。文字按照書寫的日期進行標注，每日寫下的只言片語組成一首關于愛與死的長詩。

杜拉斯在生命的最后企圖用文字抵擋死亡。就這樣，杜拉斯追求極致的寫作和人生在這里畫上句號。書中標注的最后一個日期是1996年的2月29日，三日后，杜拉斯離開這個世界。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也是她終其一生都在寫作的一個證明。她在題獻里寫道，這本書獻給“我黑夜的情人”，除了最后的情人、小她四十多歲的揚·安德烈亞，“黑夜的情人”是否真的有具體所指，或許不得而知。

“《就這樣》是一個死亡文本。”傅元峰說。杜拉斯盡情地享受了她生命最后的黑夜時光，當真正的瀕死感來到她世界的時候，她把這種感覺以寫作的方式保留了下來。“我覺得她到最后的只言片語，僅僅只有幾個字詞，有的時候一句話只剩下了主謂賓的一個主干，但她依然保持著那種瀕死感、致幻感和混為一團的這種通感。”

作為《就這樣》的譯者，黃葒說道，這本只有80頁的小書能讓人反復閱讀，從而走進杜拉斯的文學世界里。“杜拉斯的作品一直給我們營造的，就是要讓你心醉神迷、魂都丟了的這一種審美境界。”在《就這樣》中，生命臨近結束的時候，臉的形象在只言片語里不停出現，每一次都會越來越弱，越來越模糊，但終究，一個杜拉斯的真相世界浮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