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南粵有一道菜名曰“禮云子”，我不禁莞爾，這是《論語·八佾》中的句子：“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孔子說，禮呀禮呀，只是指玉帛之類的禮器嗎？他用反問的語氣說明，“禮”不僅只是指“玉帛”（玉器和絲織品，古時候國與國之間交往常常以此為禮物），禮樂的根本在于敬、在于和，在于一種君子之道。一道日常菜肴中蘊含著君子之道，實屬意外之喜。

“君子”出現很早，詞齡很長，西周之前就誕生了。“君子”從“君”而來。《說文》曰：君，尊也。“君子”一詞頻繁現于先秦典籍，如《易經》中出現20次，《詩經》中出現210次，《禮記》中出現35次。這么多“君子”，其面相、身份并不相同。《尚書》和《易經》中的君子都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身份稱謂，也就是說，在那兩本書問世的年代，一個人是否是君子取決于其家庭或家族，也就是先天決定的。《詩經》中的大部分君子也是身份、稱謂，只是身份地位有所變化。隨后，作為身份、地位稱謂的“君子”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

將“君子”這一稱謂從有位者身上剝離，使之成為兼具德才的“士”的通稱，出身卑賤的人通過后天的修持也能夠成為君子，是先秦諸子尤其是墨家、儒家、道家長期建構的結果。這個不斷建構的過程，也是君子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拓展的過程，經過兩千多年的豐富積累和理性驅動，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蔚為大觀的君子文化現象。

在這個過程中，孔子功不可沒。雖然不能簡單地將《論語》的內容化約為某種君子論，但《論語》內在蘊涵著豐富的君子向度。你看，一進入《論語》世界，映入眼簾的首先就是和藹可親的孔子，耳邊響起的是他熱情洋溢的歡迎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里的“習”是將“學”來的知識、道理付諸實踐，使之在行動中得到確認和深化，從而內化為自身的品德和才能，因而起碼含有三層意思：溫習，相關知識的溫故知新；練習，踐行所學內容；習得，也就是掌握、應用所學內容的技能，如掌握君子“九能”。

因此，這個“習”包括思和行兩個方面。“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告訴我們，思既指認知方面的內容，又含有實踐方面的反思。而行不只是將所學內容落實到具體的行為實踐上，還包括為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不斷修正的實踐。因此，這里的“學”“習”可以解讀為對君子這一范疇的理解、認識、認同和實踐上的不斷完善，既以成就君子為指向，又具體地體現在成就君子的過程之中，從而表現為“知君子”和“為君子”的統一。

孔子主張成為什么樣的君子？或者說，在孔子眼里，君子的標準是什么？他的理由如下：

其一，有德。所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子重視“德”，是因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在這些言說中，孔子把屬于倫理領域的個人品行和從屬于政治哲學的公共行政放在一起討論，強調自身有德是實行仁政的前提和基礎。

其二，仁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指出，君子和小人行為處事遵循著兩種不同的思維，君子是道義優先，而小人則是利欲優先。孔子雖然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但是不義之富貴是不可取的。他還說：“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在他眼中，君子之勇和小人之勇之所以不一樣，是因為君子的心中有禮義。

其三，君子不器。這是說，要成為真正的君子，必須超越具體的局限性。儒家雖然強調依仁義而行，但并非沒有靈活性，孔子說：“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沒有規定一定要怎樣做，也沒有規定一定不要怎樣做，只要做得合理恰當就行。

其四，行勝于言。子貢問怎樣才能成為君子，孔子說了很多，比如“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孔子的這些言論表明，要成為君子，行動須利落，言語要謹慎。此外，君子還要文質彬彬、有和合意識，重精神而輕物質等等。

在《論語》的世界，“君子”跟我們打了超過100次照面。這還不算，當我們要離開時，孔子還不放心，拉著我們的手再三叮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最后這句話雖然沒有出現“學”字，但“學”是“知”的基礎和前提，再說，《季氏》中孔子還有“不學詩，無以言”和“不學禮，無以立”這樣的教導。可以說，《論語》的主旨是希望人們通過學詩知禮知言而成為君子。

做一個德才兼備的君子，既是孔子的自我期許，也是他孜孜矻矻教育學生的目標。這一教育目標影響深遠，于兩千多年后還在影響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