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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戰爭》版本和修改研究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 | 程光煒  2023年03月30日16:14

內容提要:《一個人的戰爭》在1990年代中期曾引起過熱烈爭論,焦點主要圍繞著“自我”“個人化”和“女性意識”而展開。這些概念,在當時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前衛性措辭,在今天只是一般的常識。再從這個方面來研究,已經沒有可充分利用的空間。本文集中校訂該小說的前四種版本,試圖在版本差異、印刷錯漏和編校問題等一些縫隙里,重勘當年爭論的癥結。筆者發現,潛在的“問題”仍然存在于過去未曾觸碰過的某一領域,比如作者、版本、出版方與相關圖書管理政策的緊張關系,包括其結構性的矛盾。

關鍵詞:林白 《一個人的戰爭》 版本 修改 圖書管理政策

《一個人的戰爭》是林白的成名作,1現有11種版本2,分別是:《花城》雜志1994年版(初版本)、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長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花城出版社2015年和2019年版。其中,版本變動較大、修改頻繁的是前4種。以此為研究對象,一定程度能夠觸及1994年至1997年間,文學界圍繞“個人”“女性”和“私人生活”等問題(含作品封面、插圖)頻發的爭論,3以及小說版本修改和1990年代政策環境的關系。

版本的變動4

筆者以“死校”方法校讀《花城》1994年第2期初版本和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版)第一章內容,再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版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版)、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版)逐一對照,整理出了各版本之間變動、修改的基本情況。因疫情影響,我在孔夫子舊書網購買的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從訂單反饋看,還滯留在申通快遞“河南市場六十六部”(已十日),無奈之下,另從一位收藏家手里覓得;博士生李玉新,幫助分類整理出一份批評文章的篇目,和相關出版政策材料;碩士生呂澤坤幫忙復印該期《花城》,在此一并致謝。

《一個人的戰爭》初版本,初見于《花城》1994年第2期登載的作品原稿。5該刊版權頁是:主編范漢生,副主編湛偉恩、田瑛。下方署“第2期,一九九四年三月,總第八十七期”。在“長篇小說”欄,印有“林白《一個人的戰爭》”字樣,為該期頭題。“中篇小說”欄,有儲福金的《心之門》、潘軍的《愛情島》和刁斗的《作為一種藝術的謀殺》;“短篇小說”欄發表蘇童的《與啞巴結婚》等;“顧城謝燁小輯”,載有顧城詩作《等待墻醒來》和謝燁散文《你叫小木耳》;“詩歌”“散文”欄有龐培詩作《下午(外6首)》、南野詩作《自由(外2首)》;另有哲學家張志揚的《拯救專名的榮譽——重申“個人真實性及缺席的權利”》,程文超的《放逐“謎底”之后——1993年度〈花城〉小說綜述》等論文和評論。

從版權頁和目錄看,《花城》雜志領導班子雖是老中青結合,然思想開放,文學觀念兼容并包,且具全國性視野。這種姿態,可從本期發表的作品中反映出來:一是各種風格的作家在此登臺亮相,競呈風采;二是對文壇事件跟進迅速,如刊發當事人顧城、謝燁夫婦的詩作和文章。6本期的選稿透露出濃郁的“1990年代文學”氣氛,審讀舊刊,不禁萌生出時光倒流的滄桑之感。

第二版為甘肅人民出版社的1994年(7月)版。7封面上印有書名“汁液”二字,副標題是“一個人的戰爭”,前者為橫排,后者為豎排。書名應是林白所起,其意出自作品第一章結尾前的一句話(60頁):“它們曾經飽含了那個年輕女孩的生命液汁和深厚的愛意”,原意是女孩之間的愛情不可能持久,把“液汁”調換為“汁液”,則很容易聯想到封面上的特殊插圖。封面為著裝或半裸的男女,女前男后,于是助長了人們對書名“汁液”的恣意猜測。8該書印數10000冊,考慮作者是嶄露頭角的作家,號召力偏弱,市場預期不準,書是否會賣不完留下爛尾樓,也不好說,故封面插圖大有出版社因心虛而為之造勢的營銷意圖。我們看該版的版權頁:

(甘)新登字第01號

汁 液

——一個人的戰爭

林 白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蘭州第一新村81號)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蘭州七二二七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9 插頁2 字數190,000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226-01320-7/I?333 定價:8.60元

林白對第二版較惱火,她說:“這是一個十分糟糕但又流傳甚廣的版本,某些人身攻擊和惡意詆毀以及誤解大概就來自這個版本。這個版本的封面用了一幅看起來使人產生色情聯想的類似春宮圖的攝影作封面。關于春宮圖一說,并不是我一己的夸大和偏見,而是報刊上評論家和讀者的原話。面對我的詰問,責編強調說這是一幅由著名攝影家拍攝的著名的攝影作品。”9這份聲明,撇清了作者與“封面插圖”之間的嫌疑。

第三版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這是作者收回版權后,另覓高枝的新產品。它并非作品單行本,目錄除本長篇外,還有《致命的飛翔》《回廊之椅》和《瓶中之水》等短篇小說。附錄兩則:一、創作談《記憶與個人化寫作》,二、林白主要著作年譜。為挽救初版本產生的不良反響,作者特意在這部校改本最后,署上落款:“1993年4月24日—9月30日寫于東四十條 1995年3月21日再版修訂 可參閱《花城》雜志1994年二期”是在強調,1993年是創作時間,1995年為修訂稿,若有心請參考原刊《花城》,足見她的苦心。果然,這版書名恢復成《一個人的戰爭》,不再見“汁液”的蹤影;封面插圖明顯縮小,變成青年女子的半側身體,兩邊為門框,風格既嚴肅方正,也不失先鋒。另外,封二作者像改成藤椅上的坐姿,與初版本左耳有一較大白色耳環站立像,也有了不少差別。版權頁是:

一個人的戰爭

YI GE REN DE ZHAN ZHENG

林白*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號)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中長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0.25 字數:237千字 插頁:5

1996年10月第一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冊

ISBN 7-204-03179-2/I?539 每冊:16.30元

封底內封署明:責任編輯黃愛民,特邀編輯朱梅,裝幀設計:世文?阿元設計工作室……令人納悶的是,書名下方不是英譯,而用拼音。但可以看出,林白對作品質量積極跟進,世文圖書和合作者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該版不單封面插圖、版權頁較為認真,錯別字也明顯減少。為汲取初版本錯字連篇的慘痛教訓,世文圖書這次大膽繞過本地印刷廠,直接將書稿交北京的“中長印刷廠”印制。要知道第三版的問世挺波折,在轉至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之前,因風波接連發酵,它曾被七家出版社以不同理由拒絕。10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社預計到初版本,在社會上引起過較大爭議,發行量一定不降反升,所以,盡管第三版比初版本還少印1000冊,定價卻猛翻一倍。世文圖書與出版社聯袂投入市場競爭,是推高定價的重要前提,也儼然是1990年代長篇小說出版中的一貫行情。11

江蘇文藝出版社的1997年版,是該小說的第四版。先來看版權頁:

一個人的戰爭/林白文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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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林 白

責任編輯:汪修榮

責任校對:張 華

責任監制:江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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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發行:江蘇文藝出版社(郵政編碼:210009)

經 銷: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南京通達彩色印刷廠

——————————————————————850×1168mm 1/32 插頁8 印張41.50

字數:860,000 199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0,300冊

標準書號:ISBN7—5399—1079—8/I?1008

定 價:58.00元(全四冊,塑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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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文藝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從版權頁看,1997年國內的市場形勢較之前兩年,已日趨規范。江蘇本就是中國東南經濟富庶大省,出版印刷業出現于晚清之際,資格老,實力雄厚,遠較西部的甘肅、內蒙等省區發達。由于印刷技術從作坊式小印刷廠升級為“彩色印刷廠”,可能還提前引進了激光照排技術,不僅圖書封面較前兩版更精致,紙張、版式也頗講究,每頁上下留白,明顯比前者寬裕;應用激光照排技術,避免了甘肅版油墨不勻、忽重忽淡的弊病。是故,編輯,連校對、監制都在版權頁露面,大有文責自負的勁頭。最后一行,更是明確表示要對圖書和讀者負責到底:“江蘇文藝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這種負責任的態度,讓林白高興,她在該版“后記”里稱贊:“第四個版本就是這次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文集所收的版本,這是我為文集所修訂的一個完整的版本,在這個版本中我將首刊時的題記全部恢復,并把這段話放到了全書的最后,作為結尾。”“第一章的標題也由原來的‘一個人的戰爭’改為了‘鏡中的光’。我還刪去了少量自己看起來不那么順眼的文字,主要是開頭和結尾各刪了兩段。從整體上看,基本上是一稿時的樣子。這是我感到滿意的一個版本,在此我鄭重地向所有想要讀一讀《一個人的戰爭》的人推薦這個版本。”12

顯然,除個別小瑕疵,作者對《花城》雜志的初版本較滿意,于是校對后三個版本,都以該版為準。由此可以見出,作品一旦發表即成為社會公眾產品,等于把作品裁決權拱手讓渡給出版商、評論家和文學教授等一幫人士。后者將產品向讀者大眾推介、展銷,同時在作品的經典化過程中秘密結盟,但作家依然會為捍衛自己作品的“正典”性而戰斗。林白的“后記”,即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錯漏百出的第二版

《一個人的戰爭》1994年3月刊發,7月就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倉促出單行本,這種現象極為罕見。13由于是通過關系找的出版社,出版方不知作者市場行情,又急于上市,趕在大學、中學新學期開學前,盡快脫手,這版書的印刷質量難免糟糕。“內文校對粗疏”,“最嚴重的一頁差錯竟達十五處”,以致剛寫就的第五章,作者竟沒有修改和潤色的時間。14

負責印制的蘭州七二二七印刷廠,可能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廠。15眾所周知,依照“十七年”出版制度,圖書印制,全部由大型國營新華印刷廠壟斷。16在1980年代,隨著出版體制改革號角的吹響,國家投資銳減,出版社被迫自負盈虧各尋門路,成為我國出版界的常見業態。在事業單位改企業過程中,也帶來諸多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比如,出版社向書商買書號維持生存;為壓縮印刷成本,規避花費昂貴的新華印刷廠,于是滋生出大批小印刷廠或私營印刷作坊等市場經濟的怪胎,后者更成為違禁圖書的溫床和藏匿地。管理部門“掃黃打非”的主要對象,就是這些非法書商和私營小廠。17小廠小作坊,為賺取利潤惡性競爭,不肯在校對和圖書質檢環節上浪費精力,圖書印制粗糙的現象,便無法避免。18這種接近失控的狀態,致使盜版書、黃色書泛濫成災,19作家和出版社的糾紛層出不窮,這成為1990年代文學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先來看該書封面。圖上是一對半裸的男女,女性身體前撲,男性后蹲,含意頗為大膽。林白回憶,她事先備有封面,用這幅攝影偷梁換柱,責編并未告知。20所以小說甫一上市,馬上吸引了批評家的眼球。1994年9月22日,《文學報》特約記者韓小蕙21在一則《“赤裸裸出賣自己”——女性“隱私文學”引起非議》報道中寫道:近日一位自國外回京探親的同學“十分激動”地對記者說,“現在有些小說怎么變成這樣了?!”有一位“女作者不但毫不隱諱地寫出”她與多人的交往,“還將她自己十分性感的照片,‘勇敢’地登在書的封面上”。(筆者按:這里可能指青年女詩人海男的長篇紀實小說《我的情人們》,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版。)記者為此批評說:“一些出版社、雜志社、書商出于發行量的考慮,對這類作品往往采取發行甚至歡迎的態度。”另一位叫丁來先的批評家,則在發表于1995年12月20日《中華讀書報》的《女性文學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是因為北大中文系某位女教授,十分推崇這種“九十年代女性文學”中出現的“新情境”,才“導致像《一個人的戰爭》這樣的準黃色小說泛濫”22。前文雖未點明林白小說的封面,但實際也有暗指。

再看小說印刷質量。因篇幅所限,我在此僅校讀小說第一章。該版錯字連篇,印墨深淺不勻不說,版權頁注明是“蘭州七二二七印刷廠”印制,其效果卻疑似小作坊趕制的盜版書。23例如,第2、3頁顏色偏深,第7頁忽又變淺,字跡模糊,需借助放大鏡始能辨認。以下類推,顏色偏深者,有第23、26、27、34(間有疊影)、35、56、58、59等頁;顏色偏淺、甚至難以辨認的,則是第7、10、11、14、15、18、19、22、31、38、40、41、48、49、55等頁;奇葩在于,同一頁的印墨顏色也深淺不勻,或上半頁深,下半頁淺,或上淺下深,試舉例如下:第15、19、22、31、38、44、45、55頁等。本版《一個人的戰爭》總共60頁,有問題的就占20多頁,幾乎一半!可見印刷廠因趕生產任務,連印刷油墨都未調勻停當的混亂之情形。不知我書柜其他自藏的書情形如何,手中這本即是如此。

國家部門對這類現象,始終保持著足夠的警惕。1996年1月25日下發各省市、自治區、各部委和直屬機構的《關于堅決取締非法出版活動的通知》,曾發出警告:對“買賣書號、刊號、版號”的出版單位,“要停業整頓”,未持有書報刊印刷許可證的企業,不得印刷書報刊。要加強著作權保護,切實維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一經發現出現類似情況,有關管理部門應責令其立即停止,并依法查處。24該版小說由作者授權出版,不屬于“非法出版物”,但封面未經作者同意擅自使用,則屬明顯“侵權行為”。至于印刷質量問題,因潛伏于政策灰色地帶,無疑增加了“認證”的難度。林白事后向該社索回了著作版權,出版社在道歉后允諾的“訂正版”,卻一直未見寄達。

接著看該版錯別字。參照林白最信服的《花城》雜志版,我校對了全書,尤其對第一章進行了仔細校讀。頁碼分別以“初版”和“第二版”的排印為準。譬如第1頁就出錯,初版本第2頁是“令人難以置信地早,在幼兒時期”,第二版變成“令人難以置信地早在幼兒時期”,逗號從書中不翼而飛。初版本第6頁,右側第三自然段第九行“像黑色的瑪瑙”,第二版第4頁在第二自然段第八行處,“瑪瑙”的“瑙”漏印。初版本第7頁左側,第一自然段第四第五行的“莉莉”,二版第5頁第二自然段第四第五行,皆變作“立平”,第6頁也跟著印錯。初版本第7頁,在右側第五自然段第八行(包括翻頁左側第一行),原文是“山上全是一種開著米黃色的小花、葉子細長、有臭氣的樹”,二版第8頁第一自然段第七第八行,變成一個沒有標點符號的連貫長句,“山上全是一種開著米黃色的小花葉子細長有臭氣的樹”。1980年代,中國翻譯出版了法國女性主義文學作家杜拉斯的長篇自傳小說《情人》,習慣譯法是“杜拉斯”。不幸的是,連林白信任的《花城》雜志版,竟也錯排成“杜拉的《情人》”,二版第48頁更是錯得離奇,在第三自然段第二行變成了“瑪杜拉的《情人》”!為節省本文篇幅,以下不再全部對校,而改成全章點校:第二版的錯別字,計有第2頁一處“歷害”(這個“歷害”出現過多次),第11頁一處,第19頁一處,第23頁一處,第25頁一處,第31頁一處,第32頁一處,第33頁四處,第34頁兩處,36、37頁各一處,39頁一處,43頁一處,46頁一處,52頁出錯有兩句,53頁一處……經簡單統計,僅第31頁到39頁,就有16處明顯的錯別字。

激光照排技術,也稱“漢字排版技術”,是北大已故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選先生的科研團隊發明的一種先進的漢字排版專利,被稱為中國印刷史上的“一場革命”。激光照排跟傳統的印刷鉛字排版相比,不僅極大地減少了人工鉛字排版錯別字率,而且提升了印刷工業的生產力水平。工作原理是:“首先要將文件輸入到電子計算機中,即借助編輯錄入軟件,將文字通過計算機鍵盤輸入計算機,這個過程叫作錄入。第二步是要借助于排版軟件,將已錄入的文字進行排版,這里將要用許多排版指令來確定整個文件的全貌,如標題的設置、字體字號的選擇、尺寸大小、行間距離、另行或另頁等,這個過程叫作排版。第三步是通過顯示軟件,在計算機屏幕上將排好版的文件顯示出來,這時,編輯人員可直接對其進行校對修改。如果需要多人對此文件進行校對,也可通過打印軟件,利用打印機或激光印字機將文件打印出來。”251980年代末,激光照排開始在我國大型報刊印刷中推廣,最早一批引進的是國營新華印刷廠,而單位附屬的小印刷廠,包括私營印刷廠,仍在沿用鉛字的方法排版。制作《一個人的戰爭》第二版的印刷廠,大概還靠本廠工人一個字一個字地鉛字排版,假如責編認真負責,出版社能按文件要求,堅持做到圖書質量的“三審制”,以上錯誤當可避免。由此可見,甘肅人民出版社在印刷質量上出現諸多錯漏,是單純追求利潤和急功近利的問題,也不排除鉛字排版工藝上的滯后于時代這層因素。

甘肅人民出版社并非毫無可取之處,他們在該書印制林白“手稿原件”,即是一個亮點。因為文學書籍上的手稿原件,是研究者觸摸作品寫作狀態的一個窗口,這不僅對版本考證,于作品內容研究亦有積極意義。

作為“校對本”的第三版

顯然,第三版是作為第二版的“校對本”而存在的。

為汲取上次朋友介紹的教訓,她慎重地把作品版權委托給了世文圖書公司。“世文圖書公司”,全稱北京世文圖書聲像有限責任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26日,注冊資本為130萬元,地址在北京東城區安定路20號院3號樓0105室,法定代表為袁亮先生,工商注冊號為110101005035834。注冊號是法定代表的北京身份證號,11代表北京,01代表東城區,503則是法定人出生年月,1950年3月。目前經營狀態為“存續”,證明它依然存在,還在正常運行。公司聲稱:經營范圍包括購銷公開發行的國內版書刊、辦公所用機械、聲像技術和設備的開發;圖書照排、制版、印制的咨詢服務(不含中介服務);辦公室用機械技術開發,圖文設計制作,翻譯服務。依法選擇經營項目,拒絕本市產業政策禁止和限制類的所有經營活動。顯然,該公司主業是辦公用機械、聲像技術和設備開發,副業是圖書出版銷售,雖剛成立不久,但受林白委托,仍然十分積極負責賣力。

世文圖書公司在批評風波尚未消散的情況下,接手作品再版任務,困難之大可以想見。公司出于慎重,特意聘請“專家審定此書”,反饋意見是“把第一章全部刪去,其余各章都要進行大的改動才能出版”,但書稿仍被七家出版社拒絕。“世文”于是想到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這是1990年代圖書出版界的一個奇怪現象:一旦風聲稍緊,出版商就會想到偏僻遙遠、信息不暢的西部省份出版社。這些出版社也因稿源嚴重欠缺,甘于冒險接納這些帶有“問題嫌疑”的作者和書稿。26林白上次找甘肅社是由于聲望不夠,這回找上內蒙人民出版社則是迫不得已,而且還做出了較大讓步,這在第一章刪改、封面變更和全書重新校訂等方面充分顯示出來。

我們發現,“題記”被林白視為自己的“女性寫作宣言”。這是她與出版社反復較勁的根本原因,因為事關她理解的“女性隱秘欲望敘事,尤其是女性的性心理”的合法權利。27于是,對題記增刪現象的解讀并非尋常小事。我們來校閱“題記”。與初版本不同,第二版的“題記”被單列于小說正文前;為挽回小說的負面影響,它被第三版的正文悄悄回收;到1997年第四版,外面風聲不再緊張的時候,“題記”再一次不動聲色地出現在作品之首……不得不說,“題記之變”并非1990年代文學出版獨有的特色,在新時期文學的不同階段,這種現象時有發生,只是我們過去不曾注意罷了。接著來校對它的刪改。與二版比較,被三版第一章回收的題記,除保留第一段,二三段全被刪除:

這個女人經常把門窗關上,然后站在鏡子前,把衣服一件件脫去。她的身體一起一伏,柔軟的內衣在椅子上充滿動感,就像有看不見的生命藏在其中。她在鏡子里看自己,既充滿自戀的愛意,又懷有隱隱的自虐之心。任何一個自己嫁給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擁有不可調和的兩面性,就像一匹雙頭的怪獸。

她的床單被子像一朵被摘下來隨便放置的大百合花,她全身赤裸在被子上隨意翻浪,冰涼的綢緞觸摸著灼熱的皮膚,敏感而深刻,就像一個不可名狀的碩大器官在她的全身往返。她覺得自己在水里游動,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體上起伏,她覺得自己濕漉漉的,體內深處的泉水源源不斷地奔流,乳白色的液體滲透了她自己,她拼命掙扎,嘴唇半開著,發出致命的呻吟聲,她的手尋找著,猶豫著固執地推進,終于到達那濕漉漉蓬亂的地方,她的中指觸著了這雜亂中心的潮濕柔軟的進口,她觸電般的驚叫了一聲,她自己把自己吞沒了。她覺得自己變成了水,她的手變成了魚。

——林白《同心愛者不能分手》

應該提醒的是,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修改問題上作出讓步,除考慮到文學批評引起的不利輿情外,還與出版環境有一定的關系。

有研究者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版政策基本特征與趨勢分析》一文中指出,1990年代后,隨著社會日益開放傳播渠道的多樣化,出版業開始出現某種“新聞化傾向”,這固然是出于吸引公眾參與大眾傳媒的需要,但在轉企改制的過程中,也應該警惕另一種傾向所帶來的危害。鼓勵擴大出版渠道,并不等于是放任自由。281996年1月,另一份文件針對某些出版社的不良傾向提出了整改要求,強調“不準出版……淫穢色情、兇殺暴力和教唆犯罪的出版物。出版物內容出現上述問題的,要對出版單位作出行政處理,直至停業整頓,查處出版單位主管領導和有關人員;情節嚴重的,要撤銷出版單位登記”29。字里行間,帶有威脅永久吊銷出版社營業執照的語氣。在此前后,相關部門還頒布過《出版管理條例》《圖書質量管理規定》30等一系列行政法規文件,對營銷、圖書封面和插圖等具體行為進行了嚴格規范。

負責該書出版的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包括世文圖書公司,不可能不知道上述政策法規。作為出版單位的第一責任人和合作者,他們無疑應擔起出版物監督和管理者之責,主動參與“圖書質量”的所有環節,以保證圖書出版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實現雙贏。

基于這些原因,第二版封面被撤下,第三版換上了正面大氣的新封面。封面上方是三號淡紅色字體“林白作品集”,下方“一個人的戰爭”是一號黑體字,再下方是小四號黑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居中是一幅比二版本縮小四五倍的封面。第二版封面為黑底色,第三版則換成淡黃色,明顯豁亮了許多。二版曾被詬病為“春宮圖”的封面插圖,變成小幅的先鋒派油畫,左側是人的半身像,右側是一個門,似乎有一位素顏長辮的女子面朝外站立,雖維持著某種先鋒姿態,呈現的卻是公眾能夠接受的藝術插圖效果。

除出版社對圖書質量的主動跟進外,“出版政策”對各省市圖書編輯、校對、印制等生產環節所使用的組合拳,也是第三版小說圖書質量得以明顯提高的主要外部因素。新聞出版總署1997年3月3日下發的《圖書質量管理規定》指出:出版社需制定出版質量管理制度,在圖書質量監管落實到生產一線的過程中,還需堅持專題報批制度;三級審稿制度;審稿要達到“齊、清、定”要求;三校一讀校對責任制度;生產督印、樣書和成品要做到全覆蓋。另外,“管理規定”也提出了具體要求:對連續兩年造成圖書不合格的責任人,年終考核應定為不稱職;對不稱職人員,不能按正常年限晉升專業職務和工資;對連續三年圖書質量不合格的責任者,不能繼續從事該崗位的工作。“規定”還提出了圖書編校質量的分級標準,圖書設計裝幀質量的分級標準。例如,不允許在封一、封二、封底、勒口、護封和書脊,以及扉頁、插圖等處,出現“格調不健康”的問題。規定最后嚴厲提出,對“年新版圖書品種有10%以上圖書質量不合格的出版社”,新聞出版署和地方新聞出版局有權視其輕重,“給予通報或處罰”,并“罰款上繳當地財政”31。

筆者注意到,在管理方、出版社、世文圖書公司和作者的通力合作下,上一節校對出來的第二版錯別字、遺漏字,被第三版全部改過。二版32頁的“瑪麗蓮夢露”,在三版27頁校改為“瑪麗蓮?夢露”,不再是姓氏與名字串連;“瑪杜拉的《情人》”,恢復成“瑪?杜拉的《情人》”;小說“印刷質量”也轉為正常,第二版油墨顏色忽深忽淺的頁面,均已改觀;通讀三版第一章,給人感覺是油墨均勻、流暢、視覺效果極佳,不再像“地下作坊”的“盜版書”,而變成正規的出版物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不敢把書稿交給本地印刷廠,而直接跑到北京,聯系了“北京中長印刷廠”,因為它不是“鉛字排版和校對”,而是當時很先進的“激光照排技術”,因此才會有如此端莊和大方的圖書的面貌。第三版唯一不被人注意之處,是第二版(22頁)的“夢幻、想象與真實,就像水、鏡子和事實,多米站在中間,看到了三個自己”,“水中的自己,鏡中的自己,事實中的自己,三個自己互為輝映”這一長句式,這個“三個自己”,被悄悄改成了“兩個自己”(20頁)。這不是二版印刷的錯排或錯校,而是林白筆誤所致。

在1990年代,由于出版社“改企”風潮對市場營銷策略的深度沖擊,批評家指責作品“抄襲”,作家訴訟出版社的事件時有發生。1995年8月24日上海的《文學報》,發表了女作家遲子建投訴沈陽出版社責編“侵權”的公開信《一部面目皆非的書——關于〈晨鐘響徹黃昏〉出版的前前后后》。遲子建說:8月6日,自己忽然接到上海報界一位朋友的長途電話,說在某書攤看到了我長篇新作《晨鐘響徹黃昏》的單行本,為此感到吃驚:一是不知道該書已經出版,二是封面與我預先知道的封面完全不符。原封面是應沈陽出版社編輯、叢書主編未凡要求,請《大家》雜志的美編設計的,用的是米羅的畫32,“這樣一本格調高雅的書的封面怎么會被一個摩登女郎的照片所替代了呢?我不禁憤怒起來”33。

遲子建還透露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細節:

8月8日早晨7點,我撥通了未凡家的電話。我首先問他為什么書出來了我沒有見到?他回答說:“你的書我分兩種形式印的,一種……我想等另外一本格調更高雅的書出來再送你。”

也就是說,沈陽出版社此前準備過兩套方案34:第一套方案是先用封面印有“摩登女郎的照片”的小說搶占市場,以利擴大發行量和增加利潤;如得手,第二套方案隨之推出,這即“另外一本格調更高雅的書”,等于葷素通吃。未想到作者竟會“憤怒起來”。在遲子建聲調嚴厲地追問下:

他支支吾吾,未能給我作出任何解釋。我對他說,這樣一本書的出版,無論給我的經濟、名譽還是精神上都帶來了嚴重損失。他卻毫無歉意地說:“也沒什么影響嘛”,我氣憤至極地掛斷了電話。

據作者講,《晨鐘響徹黃昏》是她1993年寫作,1994年春抄改完畢的第二部長篇,在《小說家》1994年第5期發表后,反響不錯。未凡找她,在簽合同后,許諾用“一流的紙、一流的裝幀設計來出版它,使之成為純文學書籍的精品。”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封面居然是一幅“身著短褲、胸部半裸的女郎的照片”,而且第2頁的兩百多字,在未經她同意的前提下被刪掉!35

如果站在林白、遲子建的角度,讀者容易把責任歸咎于出版社和責編。雖然作家受到了某種傷害,出版社和責編則因為自己是“被告”,還有某些不便公開的諸多原因,他們也只能處于“無語”的境地。也就是說,研究者采用的是作家所提供的材料,卻未見到任何出版社和責編辯解的材料。這種材料,顯然是缺乏旁證,至少是不夠全面客觀的。由此可以想見,在1990年代市場經濟洶涌之勢下,在失控局面下,不排除有魚龍混雜的圖書市場,但怎么可能,都是出版社和責編一方的“市場責任”呢?如此推論,就難免武斷。陳曉明在《花城》1995年第1期的《超越情感:欲望化的敘事法則——九十年代文學流向質疑》一文中,曾就此類現象的復雜性提醒人們:“那個‘隱含的作者’——他的觀賞目的,實際支配和推動了故事的情節及其發展。”36這類文壇爭執,顯然不是由出版社和責編“單方面”發展而來,作者和批評界,也都有無法規避的責任37。否則,作為“校對本”的第三版,不會悄悄地刪除第一章“題記”從“這個女人經常把門窗關上,然后站在鏡子前”到“她覺得自己變成了水,她的手變成了魚”等大段且刺眼的文字內容。然而,這就是“1990年代文學”的真實面貌。

第四版這個“定稿本”

林白認為相較于作品的其他版本,第四版較為完整。38其實如果用第三版校讀第四版,發現并沒有明顯修訂的痕跡。她之所以看重此版,是因為批評風波這時已呈現衰弱之態,另外江蘇文藝出版社良好的印制條件及營銷環境,也令她感到心安。

四版封面比第二、第三版更加精致大方,確實不愧是文學大省出版界的優質產品。它以版畫布紋的淡灰色做底,首先給人一種穩重的印象,在左下角配置一塊不規則的暗棕色潑墨畫作為肖像的底色,之上才是作者林白黑白色復古的坐姿照片。只見照片中的她,身著花格呢外套,內為黑色高領毛衣,兩手很自然地合在一起,短發,面龐微抬朝向遠方,雙眸深邃而明亮。這幅照片,顯然經過精心挑選,與封面的持重大氣渾然一體。相較于二版的戴耳環、三版的坐在藤椅里的把頭照片,均暗示封面上的作者日趨成熟,事業步入了平坦大道,而過去的一切妄議、流言蜚語早成過眼煙云。一個成功作家的形象,已矗立于公眾面前。39

這種情況下,出版社聽任作者將“題記”再次置于作品之前,這表明她與出版社的博弈戰已告終結:

一個人的戰爭意味著一個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墻自己擋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毀滅自己。一個人的戰爭意味著一個女人自己嫁給自己。

這是作者最得意的警句,是女性主義文學的宣言,我們也愿意相信它是這部長篇小說的楔子。林白還意猶未盡,經與出版社協商,她把大部分的題記挪到了作品結尾,不過,為使定稿本風格穩重,第二版那些刺激性字眼,如“她的床單被子”“大百合花”“全身……”和“隨意翻滾”等等被刪除。作品刪節意味著,作者是在擺脫那一段不開心的記憶,“團結一致向前看”了。正如有人所發現的:“之后,林白便試圖掙脫女性主義文學的圈限,在陳思和‘民間’理論的影響下,嘗試民間敘事。陳思和也關注到了林白創作上的變化和突破:‘由于作家的變化是在她有了真正關注民間的立場才發生的’。”40顯然,經過南北“二陳”的善意引導,41林白終于擺脫了文學批評對創作的影響,變成一個比較老練的作家。

目錄中,“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一行字赫然入目,且配有目錄,分別是“第一章 鏡中的光;第二章 飛翔與下墜;第三章 隨意挑選的風景;第四章 傻瓜愛情;尾聲 逃離”。而此前三版,雖有各章題目,但均未出現在封二。第三版的目錄,則是《一個人的戰爭》與幾個短篇小說混編為一書,即《致命的飛翔》《回廊之椅》和《瓶中之水》等,另有附錄在內;四版混編小說,而短篇改為中篇,它們分別是《黑裙》和《子彈穿過蘋果》,另有介紹四個版本調整變化的“后記”,也值得一讀。在第四版版權頁之外,封底還特意署上了該書封面設計李娜女士的名字,這說明作者對這位品味道高雅的美編,有一種無意掩飾的尊敬之情。

第四版的責編是汪修榮先生。經我在百度百科中查找,材料如下:汪修榮,生于安徽當涂,江蘇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編審。曾主編、編選《世界名人經典叢書》《世界文豪同題散文經典》《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美文選》等十余部,業余發表小說、散文、論文、書評等約六七十萬字,著有《民國教授往事》。42另見網上有他的微博,其審美眼光和文學功底,不可小覷。不過,他二十多年前編輯《一個人的戰爭》時,也許還是一個入行不久、但認真負責的年輕編輯。

對四版品味不俗的美編李娜女士,我繼續在百度百科搜尋,發現沒有生平事跡,僅有被孔夫子舊書網“長沙舊雨書店”拍賣的“江蘇文藝出版社 美術編輯 李娜信札”一封,殊為可惜。信封落款地址是:江蘇文藝出版社,南京尚云嶺56號。電話631078 631836,電掛0122,郵編是210009。電話是五位數,說明1990年代南京的電話用戶并不算多。信內內容跟工作無關,敘述的多是日常瑣事,通信人也許是朋友關系,或文學界同行。寫信人落款是“李娜,92.7.27”。這封信證明李娜確為該社美編。鑒于當代文學史材料的嚴重匱乏,一些文學名著的責任編輯的材料更是殘缺不全,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阻礙著相關研究的深入和展開。否則,被林白高度評價的,“定稿本”的兩位負責任的責編和美編,不僅應該是功不可沒之臣,而且也應該是文學史研究的題目之一。

1997年初公布的《出版管理條例》,并不盡然是“加強出版管理”的內容,也有頗為人性化的文字,例如,第五章對出版界符合“保障和獎勵”的單位和個人,專門列出了具體的表彰獎勵措施,第四十條“國家鼓勵支持下列優秀的、重點的出版物的出版”,即為其中一例。而第四款,也囊括了有思想、科學、文化藝術價值的諸種出版物。43說明國家在積極推動市場經濟開放搞活的同時,也對思想、科學和文化書籍的進一步開放,持一種較為寬松和包容的態度。

《一個人的戰爭》的初版本、第二版,在個別內容上,確實容易引起爭議。經第三、第四版的多次調整修改后,它的“思想”和“文化藝術”價值逐漸凸顯了出來。誠如作家徐坤在文章中指出的:“我想要說的是,女性、女性文學與愛心,并不是互為因果的概念,不能夠強行牽入同一個范疇來以此非彼或以彼非此。愛心對任何人,對何種性別的文學都同等重要,絕不像丁先生所說,愛心只對女性“尤為重要”。“缺少了愛與同情,人類就失去了在現實世界中安身立命的依據,人類文明的衍進也就變得毫無意義。男女生來就應該是平等的,誰都沒有權利來規定和要求女人天生就該比男人承受得更多,付出得更多。”44

“期望”與“約束”相互制衡

很顯然,這部小說版本透露出了一個既對立緊張、又相互成就的現象,即C?賴特?米爾斯所說的一個社會學原理:“期望”與“約束”之間的相互制衡,或價值相反;然而最后又成就對方。因為,“角色期望和約束之間的關系顯然是互補性的,對自我而言是約束的東西,對他我而言則是角色期望,反之亦然”45。換句話就是,在共同價值取向中,這種互動關系里包含有不同期望的互給性:對自我而言是約束的東西,對他人來說則是期望實現,雙方不過倒換了位置。

肇起于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蔚為大觀的圖書出版體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這種期望,塑造了管理方和出版方(亦包括作家)的共同價值取向,一度極受歡迎。人們不久發現,任由其發展,改革大業也將功虧一簣。于是,約束機制便從期望中產生,聲明對“買賣書號、刊號、版號”的出版單位,“要停業整頓”,未持有書報刊印刷許可證的企業,不得印刷書報刊。要加強著作權保護,切實維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一經發現出現類似情況,有關管理部門應責令其立即停止,并依法查處。46又例如,不允許在封一、封二、封底、勒口、護封和書脊,以及扉頁、插圖等處,出現“格調不健康”的問題。規定還嚴厲提出,對“年新版圖書品種有10%以上圖書質量不合格的出版社”,新聞出版署和地方新聞出版局有權視其輕重,“給予通報或處罰”,并“罰款上繳當地財政”47。一方面是整改的尺度愈加嚴格,另一方面,則是1990年代文學出版市場的高度混亂和寬松繁榮。各方都“痛”并“快樂”著,48并肩前行在中國這一個充滿崎嶇和希望的機遇期。歷史事實證明,通過探險性的博弈和相互適應,最后都“成就了對方”。它還證明,后代在今天之所以能夠享受如此大的言說尺度,應得益于前代堅韌不懈的抗爭,這不應該被輕易忘記。

從上述“有意識”中的“無意識”,亦可進一步拓寬對出版商和管理方關系中“不可預見性”的理解視域。管理方的愿望是使社會井然有序,不出混亂死角;出版商的愿望則是謀利,因為它要在市場叢林法則中生存。雙方愿望在這個意義上是“有意識”的、“可控”的,然而又都沒想到,在殘酷的市場叢林法則中,這種“互補關系”,又經常處于“失控”狀態。

埃斯卡皮說,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法國出版界,也有相類似的現象:“如果把出版商看作一個工業家,那么這位工業家每出版一本書就在創辦一門新的工業。從理論上來說,他不可能積累任何經驗,即不可能有任何預見性。其實,讀者的經驗也是不能積累的。一個汽車駕駛員知道,他在一個加油站或另一個加油站得到的汽油,都能以幾乎是同樣的方式使發動機運轉,不管是什么加油站都是如此。但是,兩個思想不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使用同一種精神汽油,同一個思想也永遠不會以同樣的方式運轉兩次,不管其精神食糧是否相同。”他還引用狄德羅寫于1767年的一本書中的話,闡明之所以造成這種“無意識”的“不可預見”現象,原因在于:“一本書如不印刷一定的冊數,就無法以合理的價格出售。紡織品倉庫里積壓一種過時的織物還有一定的價值。書店倉庫里積壓一種低劣的書就毫無價值。”據統計,“在10個企業中,有1個能取得成功就已經很不錯了,有4個能收回支出的費用,有5個則要虧本”。“請注意,狄德羅把出版在商業上的成功率定為1:10。這個估計仍適用于20世紀傳統的文學出版”49。

1997年的“出版管理條例”聲明: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發展和繁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版事業,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根據憲法,制定此條例。第三條規定,出版事業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傳播和積累一切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質,有益于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弘揚民族優秀文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豐富和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第四條又說,從事出版活動,應當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最佳結合。然而,第五條接著強調,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的時候,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不得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50像通常文件“既要這樣”“又要那樣”的辯證關系及其措辭風格一樣,條例鮮明體現了“改革開放”語境中管理方和管理對象既矛盾又統一的復雜關系。

依照這種理解,強調“社會效益”的條例,在限制、約束“經濟效益”,似乎壓縮了其發展空間的同時,實際也在法律范圍內“保障”了后者“出版的自由”,如果倒回二三十年,人們看到的恐怕只會是因“限制”而導致的萬馬齊喑、一片蕭條的文化局面。更不用說,這個條例,實質上是在鼓勵出版企業“膽子更大一點”地“摸著石頭過河”。反過來,出版企業在不斷巧妙地“越軌”“犯錯”和“挑戰”政策邊界的同時,也把條例本來偏重守成的文化性格進行了新的整合,這就是,進一步擴大了前者的“世界性視野”,增強了其“改革意識”,當然也成全了四十年來改革開放的輝煌歷史。社會今天的進步,與二者之間的“相互制衡”和“相互成就”,實乃有極大的關系。

林白小說的命運,就處在當代文學史這一段彼此齟齬的時空中。年輕的研究者肖慶國通過梳理材料發現,從1995年底到1996年中期,圍繞《一個人的戰爭》的論爭持續了半年多時間。先是他沒料到的,因這部小說被北大某教師點評,引發在講座現場的丁來先先生,在《中華讀書報》的著文批評。接著,又因社會上的一連串蒸發效應,一家西部出版社為搶市場,排出的版本竟錯字連篇。北京世文圖書公司接手后,該書稿“名聲不佳”,所以被七家出版社拒絕,不得已,再次轉向“西部出版社”,趕出了第三版,直到1997年的江蘇文藝出版社版,才最終被“平反昭雪”。此段款曲,此段隱情,此段悲傷,怎想到時隔半年,始被作者自己委婉道出?51這很容易令后代讀者,乃至后來研究者,會以“歷史之同情”的評價標準,為小說版本之變動而大大加分。

但這位研究者不愿受“倒錯時空”主客觀條件之干擾,他發現,版本風波表面上對各方有傷害,但在更長的視野中看,其實又“成就了對方”,讓各方最后都如愿以償——作者/批評家(包含指責和支持的)、出版社/管理方、作者/文學名聲、出版社/作者,等等。他說:“通過考察林白小說中女性主義的發生和流變,筆者發現其溯源于評論家(注:有刪)的引導,與女性文學熱潮中林白的技術性生產策略,以及林白憑借身體寫作迎合市場化需求。事實上,林白和評論家對于女性文學相關理論均存在誤讀狀態。而在評論家的引導之前……(注:其作品是沒有什么女性意識的)”52今天看來,這評價是否妥當,作者是否接受已不重要,重要在于,在“版本風波”里相持不下的各方,他們像一個從這個加油站到另一個加油站的駕駛員,雖然都處在“不可預見”性的狀態,卻又在“無意識”當中“成就了對方”。這一事實,不應該被抹殺。

注釋:

1林白在《想起〈一個人的戰爭〉》中說:“當我回想自己的作品,想要找出一部知道的人多一些的,我首先想到的總是《一個人的戰爭》,我最后想到的也是它,于是我權且把它作為成名作來回憶一番。”《文學報》1996年6月27日。

2這是林白長篇小說中版本最多的一部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名作”在她創作上的地位,以及廣大讀者對該書的認可度。

3鑒于個人權利及真實生存狀態的情感、心理等現象,長時期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瀕臨絕跡,才會引起文學批評和公眾格外的關注,以為是“新發現”。而“五四”新文學所追求的目標,即是奠定這些社會命題的合法性地位,這也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理論界“呼喚五四”的歷史原因。

4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校讀該小說第一章。該章也是被文學界批評最多的地方,所以本節及下面各節,均在做第一章的校讀和研究。

5即使是林白一直信任的《花城》雜志,也忙中出錯,把作品第四章標題“傻瓜愛情”,排在了第三章三分之二的地方。她決定很快出單行本,也有糾正這一明顯錯訛的意思。

6 1993年10月8日,詩人顧城在新西蘭激流島上,殺害妻子謝燁后,上吊自殺,此事成為國內轟動一時的事件。

7因一位朋友的介紹,林白把單行本的出版授權給了甘肅人民出版社。因擔心西北地處偏遠,圖書印制條件欠缺,她特意請北京青年封面設計家旺忘望設計了一個較滿意的封面,出版社在沒征求她意見的前提下,將其換成了另一幅引起極大爭議的封面。

8 1990年代出版的長篇小說,出版社用極大膽的封面、插圖吸引讀者,力推圖書發行量,與其他出版社惡性競爭的事例,并非《汁液》獨有,而是出版界的普遍風氣。最典型的案例,也不會超過《廢都》的“空格”、《豐乳肥臀》的封面和插圖引起的熱議,但這往往成為其被“文敵”攻擊的主要穴位。

9 林白:《一個人的戰爭?后記》,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10 12 38林白說:“這個版本的出版過程亦十分曲折。我收回版權后于同年十二月與河北的一家出版社簽訂了合同,但就在這個月,一家有影響的報紙發表了一篇很不負責任的批評文章,稱《一個人的戰爭》為‘準黃色’,是‘壞書’,重新簽約的責編打來電話,說領導看到了這篇文章,對是否出版該書拿不準,說最好能在同樣的版面發一篇正面的文章,但沒過多久,我就收到了他們退回的書稿,并讓我盡快將合同寄去,以便按合同付我退稿費,但我至今沒有收到退稿費。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又與世文圖書公司簽約,授權該公司出版此書,由于某些不負責的批評,公司聯系了七家出版社均被拒絕了,最后才由邊遠的,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接受下來。”《一個人的戰爭?后記》,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11與20世紀50年代—80年代全國各大城市的新華書店不同,1990年代如雨后春筍般遍布城市不同區域“圖書城”“圖書商廈”,開始在大門處的電子屏幕上滾動“圖書排行榜”,例如北京的王府井圖書大廈、西單圖書大廈和海淀圖書大廈,包括位于海淀區高校周邊赫赫有名的國林風、風入松和萬圣等圖書城(私人書商經營)。2000年之后,隨著互聯網興起,北京這些大型私人圖書城,除毗鄰北大、清華的萬圣書園還在掙扎外,其余均倒閉。萬圣儼然是1990年代轟轟烈烈中國出版業大躍進歷史圖像中的一處遺址。

13在新時期小說家中,一些因名氣較大,長篇小說在雜志上發表和出版社出單行本同步進行的現象較為常見,因為出版社急于推出名作家新長篇,而作家也希望在版稅和社會影響上雙豐收。然而很少有這種作家剛出道不久,就雜志和出版社連發的現象。由此可見,作家創作成長期明顯縮短,是1990年代不同于之前文學生產方式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14林白:《一個人的戰爭?后記》,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按照她的說法,這個獨立中篇如果修改一下,其實可以融入這部長篇的整體之中,這樣便給人“不倫不類”的不良印象。

15其企業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七二二七工廠,這是一家附屬于該廠的軍內印刷行業,當時規模應小于省市新華印刷廠。地址在蘭州市東崗東路217號。

16命名為“新華”的新華書店,與新華印刷廠和國家及省級出版社一起,均成為國企,遍布中國縣以上的所有城市。

17文中所引若干國家出版業管理部門的文件,是博士生李玉新幫助搜集的。

181988年4月1日頒布的《出版社改革試行辦法》稱:出于“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的改革需要,允許“自辦發行”,但應堅持“三審制”,“保證社會效益”,以避免“出現責任事故”。

19賈平凹的《廢都》,應該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文學類的“盜版書”,數量之大,已無法統計。筆者1993年春,就在武漢大學郵局附近一個地攤,買過一本,現仍藏于本人書柜。直到2000年以后好幾年,每當傍晚時分,還有推著板車私售這種盜版書的游動書販,在筆者居住的北京亞運村周圍的街角閃現,可見此風習,已有十幾年之久。

20 51林白:《想起〈一個人的戰爭〉》,《文學報》1996年6月27日。

21韓小蕙,女,1954年生,北京人。1982年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光明日報》記者。《文薈》副刊編輯、主編,高級編輯。有多部散文集出版。

22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丁來先此文應該是第一篇批評《一個人的戰爭》是“準黃色小說”的文章。丁來先,男,安徽人。副教授,作家,碩導。1980年代,研究生就讀于山東大學,師從周來祥研究美學。畢業后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帶流浪七年,常去北京大學聽課。文章稱在北大聽戴錦華講座,即在這一時期。后為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寫作教研室教師(現文學院)。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和作品。

23由于當時的盜版書使用的紙張質量較差,印刷技術水平又低,不少違禁圖書貌似“正版”,封面一看就假。不過,對于面對市面“違禁書”絕跡的大眾讀者來說,五元錢一本的書籍,買回去私看歷史秘聞一飽眼福,在價格上倒也值得。

24 29 46《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堅決取締非法出版活動的通知》1996年1月25日。

25見百度百科的“激光照排技術”一詞。

26在1990年代出版業中,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一些在中心城市、內陸省份出版社難以出版的圖書,不少轉移至“西部省份”出版社,想在監管較松弛的上述政策灰色地帶,重尋生機。

27林白之所以在這件事情上義無反顧,是她把這看作一次突破歷史藩籬、為“女性主義”正名的難得機會。

28陳金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版政策基本特征與趨勢分析》,《出版廣角》2012年第6期。

30 31 47《圖書質量管理規定》,見新聞出版總署,新出圖(1997)79號。

32未凡,1936年12月生,沈陽市人。中文本科學歷。1950年代中期開始詩歌創作。曾任《芒種》文學月刊社主任、編委,沈陽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因病醫治無效,于2017年10月18日在沈陽逝世,享年81歲。

33 35遲子建:《一部面目皆非的書——關于〈晨鐘響徹黃昏〉出版的前前后后》,《文學報》1995年8月24日。

34它事先未告知作者本人,而純屬責編和出版社單方面的行為。

36 40 52有人指出,這種“女性敘事”不排除受到“欲望敘事”的“引導”。肖慶國:《“理論化思維”與九十年代女性文學論爭——關于〈一個人的戰爭〉論爭始末考察及其意義重釋》,《當代文壇》2020年第3期。

37由于某些女作家對“私人生活”的大膽描寫,無形中給出版社在編校時造成了一定的麻煩,這在研究中應該給予適當的注意。著文批評林白的丁來先,也曾指出,她的小說,在北大某次講座中,受到了“戴姓”女教授的激賞;不僅如此,1990年代關注女性文學創作的批評家,其實都持這位戴姓女教授這種公開鼓勵的態度。

39以作者對此封面的精心考慮,擬將江蘇文藝出版社這版作品,確立為“定稿本”的意圖,由此昭然若揭。

41按照肖慶國的觀點,林白的創作在步入成熟階段之前,受南北二陳——即陳思和、陳曉明兩位批評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之后,她才擺脫這種影響,成為一個更為獨立和成熟的小說家。

42參見汪修榮的“百度百科”。

43 501997年1月2日《出版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210號。該文件法規類別:出版與出版物市場管理;專題分類:知識產權。這說明,在1990年代,不僅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而且國務院都十分重視對出版市場的管理監督,希望其在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健康有序地發展。

44徐坤:《因為沉默太久》,《中華讀書報》1996年1月10日。

45[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陳強、張永強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9頁。

48這是媒體大咖白巖松當時的一句名言。

49[法]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于沛選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