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僅在日本引起轟動，也受到中國讀者更多關注。他的許多作品，如《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Football》《被偷換的孩子》等被譯介到國內，為讀者所認識和了解。

由中國翻譯家許金龍擔任主編的《大江健三郎小說全集》，是一項正在進行的重點翻譯項目。全集共36卷，其中多部作品是首次譯介到國內, 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發行第一輯共計13卷。我也參與了這項翻譯工作。日前獲悉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時，我正在著手翻譯他的《告訴我如何幸存于我們的瘋狂》一書。悲痛之余，不免回想起有關他的二三“譯事”。

回首大江健三郎的創作史，他對于侵略戰爭的反思、對客觀歷史的捍衛和對人類和平的追求，令他的作品散發著超越時代和國別的正義力量。他與中國文學的深厚淵源，與中國作家和讀者之間的美好情誼，亦彌足珍貴。

反對軍國主義

主張世界和平

1935年，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愛媛縣。目睹日本侵略戰爭失敗，經歷戰后國家轉型，對作家的創作之路產生了深切影響。20世紀50年代，20多歲的大江健三郎以自己的體驗為基礎，創作了《奇妙的工作》《飼育》《掐去病芽，勒死壞種》等作品。

1963年，大江健三郎的長子出生，卻不幸患有先天腦殘疾。同年6月，大江前往廣島采訪原子彈爆炸受害者。親歷一系列悲慘遭遇，大江健三郎的文學軌跡發生了變化。如何與身患殘疾的兒子共同生活？如何以核爆受害者的經歷為鑒，反思核戰爭？他開始更加注重將個人體驗與時代主題聯系在一起，引導讀者在體驗個體苦難與艱辛的同時，思考戰爭與和平的宏大命題。他于翌年發表小說《個人的體驗》，并從10月起在《世界》雜志連載隨筆《廣島札記》，引發日本社會對核危機的廣泛討論。1965年，巖波書店出版《廣島札記》單行本，至今長銷不衰。該書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成為各國讀者理解核危機與人類困境的一本必讀書。

之后，大江健三郎更加深入地展開社會調查，傾聽民眾聲音，審視歷史問題。1970年，他出版了與《廣島札記》并稱姊妹篇的隨筆集《沖繩札記》，深刻揭露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軍隊逼迫沖繩島民集體自殺的罪惡，呼吁對戰爭罪行進行反思。大江健三郎還創作了多部反思戰爭、希冀和平的小說作品，1979年發表的《同時代的游戲》與1986年出版的《致令人懷念時代的信》兩部長篇小說都是其中翹楚。

在1994年12月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大江健三郎發表了題為《我在曖昧的日本》的演講，直指日本用曖昧的態度粉飾、否認侵略歷史。他說道，“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歷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種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也在不斷地審視著我們的道德觀念。”他表示，愿與自覺和誠實的作家們站在一起，對日本侵略行徑進行贖罪，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

終其一生，大江健三郎展現出一位杰出作家的社會良知。他在創作中堅持文學的批判性，以反戰、反核、反思日本侵略罪責為重要主題，體現了為弱者吶喊的人文主義思想以及始終關注人類命運的憂患意識。這種高度凝練的哲思與繁冗復雜的文體相互交錯，形成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獨特魅力。

結緣中國文學

促進民間友好

大江健三郎稱自己是“對中國近現代文學懷有深深敬愛之情的作家”。他對中國文學的鐘情，與中國作家、青年朋友之間的交往，促進了兩國文學交流和民間友好。

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之邀來到北京。他在演講中提到，自己首次訪華是1960年夏天，當時他是訪華日本作家團中最年輕的成員。他們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接見，還見到了老舍、巴金、茅盾等知名作家。在大江健三郎看來，中國現當代作家不懈努力，是出于對這片土地和民眾的熱愛，對國家命運的強烈使命，他深深感動于此，并對中國文學抱有熱切期望。他還饒有興味地回憶起自己與諾貝爾獎評選委員們暢談中國文學，從魯迅談到當代小說家和詩人，“能夠如此愉快地談論自己非常喜歡的文學話題并忘卻時間的流逝，除了青春時代以外，我想不出還有別的例外”。

那次訪華期間，大江健三郎曾短暫造訪北京大學。時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遲惠生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紹璗與他會面。據嚴紹璗回憶，這次會面時間雖短，但因在場人少，反而談了很多。他對大江健三郎的印象是“談辭并不鋒利，但意義明確，態度誠懇，心胸很是坦蕩”。

2009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聯合主辦的第七屆“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評選結果揭曉，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顫栗早逝去》入選。為參加頒獎典禮，他第六次訪華，并在北京大學做了題為《真正的小說是寫給我們的親密的信》的演講。大江健三郎稱，這次演講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演講”，為此精心準備并三易其稿。在演講中，他回顧了自己閱讀魯迅文學的歷史，坦言自己的處女作《奇妙的工作》曾受到魯迅短篇小說《白光》的啟發。

當時，我已留校任教，為大江健三郎擔任口譯員。最令我驚訝的是，在這篇中文不足八千字的演講稿中，他竟全文引用了魯迅的《希望》，并多處摘引“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演講時，他飽含深情，用日語朗誦日本學者竹內好翻譯的《故鄉》、《白光》與《希望》中的片段。他說自己已默誦《希望》多年，牢記于心，前一天訪問魯迅博物館時還曾默誦過。這不由令我這個口譯員慚愧——我并不能準確背誦《希望》全文。幸虧將《魯迅選集》帶到會場，我當場翻開朗讀，才順利完成這次不尋常的口譯工作。時隔多年，回想當時的情景，赧然之外，更不由得感佩大江健三郎對中國文學用心之深。

大江健三郎作品文體多樣，數量龐大。移譯之事，可謂工程浩大。對我來說，譯事之難，重點就在開頭。長句層層疊套，互文性文本此起彼伏，如同一道道溝壑橫亙于我和作品之間。我每次都要鼓足勇氣，做好被不斷否定的心理準備。但正如與大江健三郎結下深厚友誼的中國作家莫言所說，“他的聲音是我們這個世界上令人頭腦清醒的聲音，他的作品也是能讓我們的心智變得冷靜和健全的‘醒世恒言’。”我愿盡己所能，以譯筆傳承大江健三郎作品中閃爍的人文主義光輝，促進中國讀者更好地理解與思考他的作品。

（作者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曾翻譯大江健三郎隨筆集《廣島札記》及學術傳記《大江健三郎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