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〇〇三年一月，那個令人瑟瑟發抖的寒冷冬天，一個平靜的夜里，一代詩魂公劉先生，在那個經歷過無數滄桑的斑斑駁駁的安徽文聯大院，悄無聲息地走了，留下一堆詩稿，一隅零亂的小屋。這個突然而又必然的消息，在冬日寒風的侵襲中，給安徽文壇捎來一聲深深的嘆喟。那一刻，我同時也聽到了中國文壇沉重的嘆息……

我知道這兩種聲音很快就會微弱下去，而不會像城市中某個大廈傾塌引起的不安，但我想說的是：我的詩人們哪，他在你們那里委實就是一座大廈呀！他的詩、他的精神、他的自我標識的風格，漫步行吟，將成為中國詩壇一份獨特的記憶。

“你一方面是如此慷慨，為中國乃至世界作出那么多無私的貢獻，一方面又是這樣的吝嗇，公然印制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半兩糧票！”這是公劉的《大上海》，它徘徊幾十年依然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這也是公劉自己，他的一生是那么矛盾，那么排斥自己也排斥他人，那么排斥生活環境又那么諒解社會大眾，那么廣涵包容而又那么固執孤獨，那么讓人捉摸不透！

我接觸公劉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那時他剛從江西調來安徽省文聯。他抱著拳頭坐在合肥市作協組織的一個作家講座上，那是在合肥北門的一間小禮堂里，他給我們做詩的報告。他義憤，他激動，他若有所思，他慷慨陳辭，他甚至站起來敲幾下桌子，發出大聲的質問。他所質問的正是多年后被中國每一個普通大眾所關注的社會腐敗問題，這就是詩人的思維，他總是有別于普通思維的進程。

記得那是個大雪彌漫的冬夜，除夕，我路過當時的江淮旅社，叩開了旅館二樓上的一個房門，我知道這間小房就是大詩人公劉的臨時寓所。在慢吞吞的節日一般的生活節奏中，公劉把他生活昏暗的一面第一次敞露在我的面前。他的生活竟是那樣的糟糕啊，屋內燈光昏暗，桌椅設置簡陋，到處都堆放著書稿，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剛才伏案疾書時的情景……大年三十啊，當千家萬戶樂醉于融融的團聚之中，公劉由他的女兒劉粹陪伴，過著如此簡陋單調的日子。我想起“孤寂出詩人”這類千古名言，詩人似乎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向社會和生活宣告著一個真正詩人的來歷！

大約是一九八六年，公劉已經搬到省文聯大院居住了，秋風蕭瑟的傍晚，我去找公劉先生為我的散文集《星月念》寫序，他不茍言笑地對我說：“我向來是不愿意給人家寫序的……但你的散文我讀過不少，我相信我可以給你的《星月念》寫個序……”這就是那篇先后發表和轉載于多家報刊、選集，被收入他的隨筆集《活的紀念碑》里的《我的散文觀》。他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誠實”是散文的生命，提出“人品”與“文品”相一致的問題。令我難忘的是，他在這篇序言中對我的散文給予很大鼓勵：“上述標準假如得以成立，我就要說，劉湘如同志的《贏溪小札》《慧星》《葦念》《星月念》《扇話》《卻鼠》以及《簫笛漫憶》《魚山懷古》等等，都可以稱作優秀之品，肺腑之言；動真情而不夸張，寓哲理而非說教，由表及里，因小見大，筆尖上流著的是作者自身的真血，真淚，點點滴滴，必將滲入讀者的良知，一如春雨之于土地……”正是先生當年的激勵，使我更加注重作品的真誠和真情，從不敢怠慢自己。

就在公劉離世的那年，我應約為一次“呼喚大散文”研討會寫一篇《何謂大散文》的文章，特意引用了公劉先生《月牙泉與偽散文》里的一段話：“沒有真情實感的，矯揉造作的，閉門造車的，與群眾心事背道而馳的所謂散文，不正該叫作偽散文么？”公劉先生從來不去搞一些與寫作無關的事，他寫著他的一直是肝膽赤誠的文字，做著對于社會和他人符合真實的評價，他幾十年前就倡導作品的生命是“誠實”二字，至今依然是我們創作的重要根據。

2

一個大詩人大作家悄無聲息地走了。他在世時與艾青先生有過很深的交往，他們書來信往，那些相互傳遞的空間，是山河？是孤巷？是天涯淪落？是青燈照壁？我們這些人一概不知。“清氣澄余滓，杳然天界高”，雖然生命苦短，人生有限，但詩歌與文學都將會永存……

熟悉公劉的人都知道他典型的性格：坦誠，正直。在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公劉有一次來到延安，他想到這里是中國革命的圣地，是著名的整風運動的發源地，他十分感慨，想到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解剖自己。他剛剛下榻，激情蕩漾，很快寫下了著名的詩作《解剖》。他這樣寫道：“我并不膽小，但渴望平安，我更不魯莽，但喜歡冒險；我襟懷坦蕩，事無不可對人言，又感情沖動，像爆仗一樣容易點燃……不過，總算有最后一顆質子無法分割，那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永遠的眷戀……”

帶一種幽默和自嘲，公劉重申自己對祖國和人民的眷念，不含任何雜質的純粹眷念。

按照某種自然出身的說法，公劉應該屬于“根正苗紅”一類。公劉本名劉仁勇，一九二七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個普通書香人家。隨著社會的動蕩和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他的家庭生活敗落到城市貧民。父親是一個知識人，喜歡看書，尤喜古典文學，經常跟兒子說些古典知識，以填補兒子幼小心靈中的空白。父親性格倔犟，堅決不進國民黨政權機關混飯吃，這深深影響著公劉后來的性格。

在父親的啟蒙下，公劉自幼喜愛上了古詩、音樂、繪畫和戲劇。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了。十歲的公劉，滿懷激情地寫了一篇致日本小朋友的公開信，宣傳抗日愛國思想，發表在當地的報紙上。愛國的熱情及對侵略者的憎恨，把這位小學生推向初級創作階段。他似懂非懂地看完俄國文學作品《夏伯陽》，這是他閱讀的第一部外國小說，從這本書中他知道世界上原來還有另外一種生活。這期間，他又喜歡上魯迅的作品，了解到很多以前不曾知道的事情。一次偶然的機會，公劉看到一本叫《詩創作》的雜志，因無錢購買，他就用一個小本將自己喜歡的詩抄下來，像艾青、公木等名家的名字，就這樣第一次留在了他的小本和腦海中。漸漸地，他覺得寫詩可以抒發情感，開始練習寫詩。一九三九年，十二歲的他在報紙一角發表了第一首詩，對一個初次嘗試創作的學生來說，這需要勇氣和信心。一九四六年，公劉如愿以償半工半讀于中正大學法學院，并投身于學生運動。他受到了監視，從小喜歡自由的他不得不于一九四八年初流亡上海。不久，他又在同學的幫助下，赴香港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傳部工作。廣州解放后，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隨部隊進軍大西南。西南邊疆的生活體驗給了他創作的靈感，他開始大量發表作品。一九五四年，他以自己的創作成績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邊地短歌》。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學》連續發表了他表現邊疆戰士生活的三組詩：《佧佤山組詩》《西雙版納組詩》《西盟的早晨》。這些作品，使他引起了文學界的注意，成為西南邊疆詩人中最早獲得較高評價的詩人。他還參加了以民間傳說為素材的長詩《阿詩瑪》的收集、整理和創作，又以民間傳說和歌謠為基礎，寫出了長詩《望夫石》。此后他又出版了《神圣的崗位》《黎明的城》《在北方》等。

公劉的詩有著鮮明的個性特色，意象奇特，想象豐富。他善于捕捉生活場景中的特殊細節。生動性、想象性、幻覺性、具體性，在他的詩作中完美統一著。請看《上海夜歌（一）》：“上海關。鐘樓。時針和分針/像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鉸碎了白天。/夜色從二十四層高樓上掛下來，/如同一幅垂簾，/上海立即打開她的百寶箱，/到處珠光閃閃。/燈的峽谷，燈的河床，燈的山，/六百萬人民寫下了壯麗的詩篇：/縱橫的街道是詩行，/燈是標點。”全詩只十二行，詩人便精確地捕捉到富有新上海特征的具體形象：入夜后，上海高聳的鐘樓，長長的街道，穿梭的車輛，“到處珠光閃閃”，富有立體感地概括了上海夜晚動人的景色。公劉的詩構思奇巧，富有哲理意味，由感性描繪升華為一種明晰的思想和社會意義。請看《五月一日的夜晚》：“天安門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開屏，空中是朵朵云煙，地上是人海燈山……羨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愛戀，為了享受這一夜，我們戰斗了一生”。通過酣暢的筆觸把生活實景升華為一種崇高的精神信仰，這正是新時代的詩歌觀和審美觀的完美體現。

公劉一生并不平坦。一九八〇年七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集《離離原上草》，他在自序中說：“我被允許可以發表作品的時間，大約不過十年多一點。”這樣算起來，到他二〇〇三年一月去世，他寫了三十幾年的詩，如果不是歷史的某種誤會，他應該能寫出更多更好的詩。但即使如此，他還是創作了《五月一日的夜晚》《運楊柳的駱駝》《上海夜歌（一）》《西盟的早晨》《沉思》《星》《十二月二十六日》《大上海》《哎，大森林》《讀羅中立的油畫〈父親〉》等一大批佳作，出版了幾十部享譽詩壇的優秀詩集，還有與人共同整理創作的民間長詩《阿詩瑪》等。他的詩歌成就似山一樣高。

生活是一面多棱鏡，它組織成人生變幻莫測的命運和生活的走向。記得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我就讀于家鄉一所小學，因受家父影響天生酷愛文學的我，被詩歌迷得神魂顛倒，公劉那時突然闖進我幼小的心靈，帶著天真浪漫的想象和喜悅，心弦被詩歌撥動，我至今還記得他的《西盟的早晨》：

“我推開窗子，/一朵云飛進來——/帶著深谷底層的寒氣，/帶著難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在哨兵的槍刺上/凝結著昨夜的白霜，/軍號以激昂的高音，/指揮著群山每天最初的合唱……/早安，邊疆！/早安，西盟！/帶槍的人都站立在崗位上/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個早晨……”

在理想的感召下，幼小的我在公劉詩歌的想象中做了無數的夢……

據說，《西盟的早晨》在《人民文學》發表后，若“一朵奇異的云”，引起詩歌界的廣泛注意，得到了大詩人艾青的高度贊賞——他寫了《公劉的詩》，刊于《文藝報》頭條。艾青的評論無疑給青年詩人公劉增加了更大的知名度，以及他的詩歌在文壇的影響。

3

公元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

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子。不，對公劉來說，這是一個令他慷慨悲歌的日子。

這一天，公劉專程來到沈陽市郊外的一個名叫“大洼”的地方。

公劉來這里是為了憑吊一位烈士的。

雖然此時距離張志新被迫害致死已經四年，這一冤案也已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獲得了徹底平反。然而，四年來詩人的心一直在流淚，在滴血，在吶喊，在咆哮，一個他從不認識從未謀面的生命的消失，帶給他無盡的悲憤和沉思。當此時，詩人面對著一片齊腰深的草叢，面對大片荒蕪的坡坎，面對著這個述說“十年浩劫”的典型場所，分明聽到了冤魂的呻吟訴述……詩人在荒草地盤桓良久，思緒萬千，感慨萬千，不知不覺中，詩人在胸中迸發出非凡的力透紙背大氣磅礴的詩句：

哎，大森林！我愛你，綠色的海！

為何你喧囂的波浪總是將沉默的止水覆蓋？

總是不停地不停地洗刷，總是匆忙地匆忙地掩埋，

難道這就是海？

這就是我之所愛？

哺育希望的搖籃喲……

分明是富有彈性的枝條呀，

分明是飽含養分的葉脈！

一旦竟也會竟也會枯朽？

一旦竟也會竟也會腐敗？

我痛苦，因為我渴望了解，

我痛苦，因為我終于明白——

海底有聲音說：這兒明天……

假如，今天啄木鳥還拒絕飛來……

（《哎，大森林！》）

關于這首詩曾經有過很多研究，我不想在此評論，我只是感受到詩人用特殊的十四行句式表達了強烈的詩歌吶喊的氣勢。慷慨悲歌，峰巒林立，憂國憂民。

魯迅先生說：“唯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唯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公劉一生的詩歌幾乎都是和人民聯系在一起，他對于人民情懷的關注，對于國民人性的關切，無時不在魂牽夢繞之中。他謳歌著人民情系著人民，而對于他自己，卻一直耿介無私，認真不茍，苦苦求索，如魯迅先生所說，“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血”！

公劉的一生無疑是憂國憂民的。

一九八九年七月，《詩神》編輯部在秦皇島黃金海岸舉辦“全國新詩大獎賽”頒獎。那次詩人賀敬之與柯巖夫婦、詩人張志民夫婦、公劉先生等都被請來參加頒獎儀式。開幕式上，當會議主持人介紹到“著名詩人公劉”也光臨現場時，詩人即刻在座位上轉臉對我的那個朋友說：“不能這樣介紹，我不著名，不著名，‘著名’可不敢當啊。更不能說‘光臨’啊，我是接到邀請后，由我的女兒劉粹陪同，很高興地自己就來了啊，我不是領導人，哪能說‘光臨’呢？”說著他自己也笑了，又補充說，“請轉告他們，今后別說‘著名’了，就說詩人公劉就可以了。你們也許注意到了，我最近寫了我與幾位大師級詩人的交往經歷，都沒有用‘著名’兩個字，他們那一代人有一個共同的風范：寫作扎實，做人低調，不事張揚……但是現在你看周圍，寫了一點詩，一些二三流也算不上的‘詩人’，居然到處聲稱自己為‘著名詩人’了，有的還印在名片上，到處散發。問題是你再按捺不住要‘著名’，用其他邪門歪道可以，脫、露、騙、炒可能都可以，而詩是要靠作品和文字說話的，你配嗎？那種急不可待，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真是讓人看了忍俊不禁啊！”

公劉是個嚴格認真的人，平時雖然話語不多，但一旦起了話頭，卻特別容易激動，激動中表現出他對于世事世俗方面的不屑和藐視。

這就是詩人，這就是公劉。

也許，類似公劉這樣的詩人以后不多了。人生在歷史長河里只是一剎那，而真正的詩，則會永遠……雖然時代變了，但不論怎么樣，詩仍然是詩，仍然具備高貴的品質和精神！

公劉的詩常常是以獨白和旁白的方式展現于詩壇，契合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悲喜。無論世風如何變化，公劉與公劉的詩永遠不該受到怠慢和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