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的詩歌都是有題目的，最初的詩歌卻并非如此。從命題角度考察，中國詩歌的發展經歷了從先有詩后立題到先有題再作詩的兩個階段。

“先有詩而后標題”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錄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歌305篇。回到《詩經》的歷史現場，撇開文本內容不論，單是題目就很復雜。顧炎武在《日知錄》“詩題”條中說：“十五國并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也就是說最初《詩經》十五國風都沒有題目，雅和頌中只有極少數篇什才有題目。可見那時的詩歌，無題乃是主流。雖然我們現在看到的《詩經》文本每一篇都有題目，但都是因為稱引的需要而加上去的。

由誰加上去的呢？顧炎武說：“《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皆無題之作，后人取其詩中首面之一二字為題，遂獨絕千古。”顧炎武語焉不詳，袁枚則明確指出《詩經》和《古詩十九首》各篇題目乃是后人所追加的。盡管兩人語言表述不一致，但對先有詩后有題的認同卻是一致的。至于詩題字數，兩人說法略有出入，當以顧炎武所說為是。《詩經》中以一字名篇的，有《氓》《板》《蕩》等；二字名篇的很普遍，如《關雎》《蒹葭》《桃夭》等都是如此；三字名篇的有《麟之趾》《摽有梅》《揚之水》等；四字名篇的有《何彼秾矣》《鶉之奔奔》《君子陽陽》等。至于如何加上詩題，理論化的表述便是“摘字名篇”，也就是以每篇第一句開頭幾個字作為題目。這樣命題，文本固然有了稱引符號，但往往由題目看不出詩歌內容。方玉潤在《原始詩經》中說“其名多可移易”，也就是換個題目也無妨。勞孝輿則在《春秋詩話》中指出：“學者生千載后，不得起千載以上之人而請業焉。事在渺茫而強為之題，牽詩以就我，則有題已無詩，不如無題而詩尚在也。”

于誕生之初無標題的，從文類上看非獨詩歌為然。郭沫若在《讀〈隨園詩話〉札記》中說：“古時非先有題而后作詩，乃先有詩而后標題。文亦猶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這表明了先秦散體文章、五代與北宋時期的詞，多為無題之作。特定時期的詩文無題，自有其歷史原因。但是“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之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對于穿鑿附會、削足適履的立題方式，王國維很不以為然，甚至指斥“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

“漢魏以下，有題方有詩”

漢魏之后，中國詩歌經歷了一個轉捩點，先立題再寫詩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創作方式。袁枚將其概括為“漢魏以下，有題方有詩。”清人田同之在《西圃詩說》中道：“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后有詩，未有詩成后以題強肖者。”其中“古人”一詞指代不明，細究起來指稱漢魏以后詩人才符合“先有題而后有詩”的歷史事實。至此，中國詩歌的發展，從命題方式上看，便經歷了從“詩成而綴題”到“先立題后賦詩”的轉型。

先立題再賦詩，詩歌當圍繞題目來寫，題目就成為了詩歌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也導致了詩題呈現出隨時代發展而發展的階段性特點。明代周敘在《詩學梯航》“命題”條中說：“魏晉詩人賦詠篇什，無藉于題，特立題以紀辭耳，其語甚簡。”“宋齊以往，漸加繁細。”以至于詩題明顯變長，不再像《詩經》作品那樣局限于短題。而隨著詩題變長，創作時間、創作緣起、歌詠對象以及詩歌體制等，都可以在詩題上得到反映。到了唐代，詩題愈加精密。“一詩之意，俱見題中，更無罅隙。其所長者，雖文采不加而意思曲折，敘事甚備而措辭不繁”。“宋人命題，雖曰明白，而其造語陳腐，讀之殊無氣味。”“元朝諸公承宋舊染，互相傳襲，自非確然有識論，不溺于流俗，而或自拔于晉唐者，幾何人哉？”宋代詩歌命題遭到貶低，甚至元人詩歌命題的不盡如人意，也被認為是受了宋人不良影響所致。周敘所論，雖然不盡準確，但體現了對詩歌命題特色歷時性的綜合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先命題再作詩往往不被看好。袁枚說：“無題之詩，天籟也；有題之詩，人籟也。天籟易工，人籟難工。”袁枚沒有道出有題之詩質量滑坡的原因，我個人揣度應該和主題先行有關。清人喬億在《劍溪說詩》中指出：“魏晉以前，先有詩后有題，為情造文也。宋齊以后，先有題后有詩，為文造情也。詩之真偽，并見于此。”把先有詩后有題歸為情造文，把先有題后有詩視為為文造情，盡管有待商榷，但凸顯了喬億對有題詩的貶斥。

“且向前賢學制題”

詩歌立題上卓有建樹的作家，在后世看來主要有謝靈運和杜甫。清人曾習經曾道：“漫道凡夫圣可齊，不經意處耐攀躋。后人率爾談康樂，且向前賢學制題。”謝靈運襲封康樂公，又被尊為謝康樂，其詩歌如何命題可謂小事不小，卻值得后人認真揣摩學習。現實主義精神一直潛在地影響著作家，漢樂府多“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曹操曾借古題寫時事，杜甫則突破了古題的囿限，創作了不少直面社會生活的新題樂府。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說：“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盡管杜甫“即事名篇”最早的作品并非《悲陳陶》，而是《兵車行》，但是這樣把詩歌創作與現實關懷結合起來，強化了文學的政治功能，影響極為深遠，以至元稹、白居易等“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杜甫啟發了中唐新樂府運動。《蔡寬夫詩話》推崇道：“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跡，真豪杰也。”

為詩立題，事關重大。不恰當的詩題，讀起來令人生厭。那么好的詩題又如何呢？北宋馬永卿在《嬾真子錄》中說：“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于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須。’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詳視至于是哉？”好的詩題具有明確的規范性和指向性，不但有助于作品趨于完美，還有益于詩歌接受與欣賞。盡管詩以言志，假如因為種種原因，作者不想將己意言明，甚至企圖設置理解的障礙，那又如何立題呢？其實不妨以《無題》或以《“題未定”草》名之，李商隱和魯迅有些詩文就是如此。

《說文解字》中說：“題，額也。”中國古代文論常以人體來喻文章，依照這種思維方式，詩題猶如人的額頭，文本內容則如人的軀干。文學作品完璧，端的有賴文本內容與題目相結合，故而題目不可或缺。魏晉以前詩歌無題，今人無須奉為圭臬；魏晉以后詩歌有題，可謂文學進步的表現。題目是作品有機組成部分，既參與了作品意義建構，又對作品價值有重大影響，如何立題，應該是作者關注的重點，也應該是作者著力打造的亮點。

（作者：朱美祿，系貴州財經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