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郭沫若波瀾沉浮的人生歷程而言，1938年12月至1946年5月在重慶的8年時光，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時段。郭沫若先后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領導下，他組織和團結廣大進步人士和文藝工作者，開展抗日宣傳和民主斗爭，同時繼續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先后寫出《屈原》《虎符》等６部歷史劇和《屈原研究》《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歷史人物》等學術論著，為推動大后方抗日救亡運動和文藝學術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所以，郭沫若剛剛辭世，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郭沫若在重慶這一話題就很快受到研究界的高度關注。

這種關注從當事者回憶和資料搜集工作開始。人們將目光首先聚焦在1941年，當年是郭沫若創作生活25周年，又適逢50壽辰。南方局為了發動抗日民主進步力量，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國民黨政治文化統治，為他舉行了盛大的祝壽紀念活動。1982年12月，曾健戎編選的《郭沫若在重慶》一書編選了此次活動的詩文和新聞報道100篇，收入郭沫若從事文化和救亡工作的報道和演講詞160篇，評述郭沫若著作和其他方面的文章17篇等。在當事者回憶方面，郭沫若在重慶時期的重要助手陽翰笙的系列回憶錄以及《陽翰笙日記選》、臧云遠《從天官府到賴家橋》、侯外廬《韌的追求》等，對重慶時期的郭沫若進行了詳細回憶。許多回憶文章和資料佚文大量問世，并一直持續到新世紀。例如，吉少甫主編的《郭沫若與群益出版社》（2005）一書，對有關史料進行發掘和整理，作為“對為抗戰文化作出重大貢獻的郭沫若，對曾經在群益出版社奉獻過青春和生命的同志最好的緬懷和紀念”。

在資料整理的基礎上，整體研究隨即展開，其中以譚洛非主編的《抗戰時期的郭沫若》（1985）一書為代表。該書將郭沫若在抗戰期間和在重慶期間的活動，分為四個階段加以考查，提出不能把郭沫若在抗戰期間的活動僅僅看作他個人的活動，而應該將其作為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文化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著者認為，抗戰期間郭沫若寫下了自己生命中最光輝的一頁，達到了政治斗爭、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新高峰。全書較為集中地論述郭沫若在抗戰時期的主要成就和貢獻，力圖做到歷史時代和郭沫若本人的結合、郭沫若革命活動的敘述與著作評論的結合、郭沫若本人前后期比較與同時代人成就比較的結合。該書從宏觀的縱橫兩個方面對抗戰時期的郭沫若進行了研究，代表了當時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水平。

在1941年的紀念活動中，周恩來曾說：“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領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這與1978年鄧小平所說的“他是繼魯迅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前后相承，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重慶時期郭沫若的敘述和研究。

這一研究范式和視角在新世紀里逐漸有所改觀。有的學者回歸史料整理、史實考證這一基礎性工作，旨在恢復郭沫若在重慶相關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如蔡震的《從文獻史料看郭沫若主政三廳始末》等文，對一些重要史實、史事的疏誤進行再梳理；廖久明發表系列文章，對郭沫若歸國抗戰等相關問題進行詳盡考證。有的學者采用新的闡釋理論和方法，對重慶時期的郭沫若進行了全新研究，豐富并深化了對這一議題的認識。如劉奎的《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一書，以“詩人革命家”為方法論角度和中心議題，“將人物與事件語境化、問題化，從而與革命史、黨史、文學史及學術史的既有敘事展開對話，先還原人物及其所處語境、所面對問題的歷史復雜性。在此基礎上，借助知識社會學、觀念史乃至意識形態分析等方法，考察郭沫若文學理念、社會實踐與政治意識生成的歷史過程及其必然性”。李斌則重讀《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認為相比于政治解讀和估定其學術史地位,更有意味的是探討此文的撰述動機。作為知識分子的郭沫若在文中體現了對于復雜政治局勢中個人命運的隱憂,并對朝野政黨均有所諷示。王璞近年來對郭沫若與古詩今譯的革命系譜、郭沫若的歌德“人民意識”論和“中國浮士德”論、郭沫若抗戰時期的歷史劇的起源構型等問題進行了深度闡釋。這些學者也是在研究革命家郭沫若，以“革命家”的身份和定位切入郭沫若，但他們已經突破了原有的政治革命單一視角。他們采用了各種闡釋理論和視角方法，但并不拒斥史料，而是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文獻史料基礎之上，因而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肯定。

總之，對于重慶時期郭沫若的研究，大概走過了從資料整理到理論研究、從政治革命話語到多元立體闡釋的發展趨勢。這一過程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過去幾十年里郭沫若研究的演進進程。近年來，許多青年學者直面并認真辨析研究問題的復雜性，積極展開交流對話，也為郭沫若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

（作者單位：樂山師范學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