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書寫意味著文明的創生。打字機就繼筆這一書寫工具發明之后，被譽為人類的“第二次書寫方式革命”。一百多年前的上一個世紀之交，作家、煙斗、打字機，似乎是從事文學創作者的照片標配。美觀流暢的書寫技能，須經長期刻苦訓練。相比之下，稍加訓練的人，都能借助打字機打出漂亮的文本——大學時的英文打字，是我們圖書館專業西文編目課程的輔修課之一。要想得到那兩學分，得背誦QWERTY鍵盤的指法分配表，得特別針對左小指頭訓練肌肉力量，為盲打做好充足準備。否則眼睛在文本、色帶、鍵盤和指頭之間的反復游移，必然拖慢打字速度，因而導致失分重考。

辦公室臺式電腦、個人移動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的普及，00后作為數字時代原住民，網絡對他們而言就跟空氣和陽光一般，是具足的。鍵入這樣的動作當然無師自通。即使我這樣的數字難民，盡管絕不可能在紙上復現QWERTY鍵盤，也毫不妨礙雙眼只盯著屏幕，選取詞句。如此接近盲打的肌肉記憶，當然好了傷疤忘了疼。三十多年前中學大學期間刻蠟板、跑打字廠校稿的經歷，疊壓在記憶深處不知什么角落，直到《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將其喚醒。

美國學者墨磊寧著張朋亮譯《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在作為讀者的三個層面上，都給予我極其強烈的情感沖擊。說是驚心動魄，也毫無夸張。掀起的情感海嘯，在我近二十年幾年業余學術閱讀經歷當中，得未曾有。掩卷半月之后，山重水復、蕩氣回腸、跌宕起伏、怵目驚心、波瀾壯闊之類，我一向警惕而行文厭用的四字成語，似乎依然如在讀時的情緒回聲，不能自已。我甚至自我預言，在以年度為計量單位的個人閱讀上，能再次讀到如此讓我動容的作品，恐怕都非易易。雖然新年才剛開頭。而且我也深知，預測、預言在當下或當來，都是一個稍具理性的人，極不靠譜應該力避的舉動。

第一個層面，是漢語文作為母語的讀者，一百來年來近乎在刀鋒上踩過。一百年前聲勢猛烈的漢字拉丁化呼聲，是當時諸多著名學者們在國族危亡之頃發出的。他們當中，蔡元培、錢玄同、胡適、陳獨秀等輝煌的名字至今響亮。1935年12月，魯迅、郭沫若、陶行知等688位知名文教人士，共同發表《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主張漢字拉丁化。相比之下，吳宓之類挺漢者就勢單力薄，未被視做封建余孽，都算“對方辯友”的手下留情。像辜鴻銘那樣逆潮而動的，周作人僅僅“頂古怪的”一聲評價，足見大有口德。第二個層面，作為專業職業跟漢字處理相關的讀者，自打入讀圖書館學系，就少不了跟各類字順、標引符號編排組織知識打交道，應該對漢字編碼主題索引之類漢字處理機制和關鍵人物并不陌生。《中文打字機》卻近乎顛覆性地揭示出一大塊我應該涉足卻顯然陌生的知識荒野。第三個層面，作為漢字熱愛者的讀者，泛讀過多種古文字相關作品、臨抄碑帖古文，甚且還時不時就書學讀物寫上幾段評論，對拼裝漢字的幾種花巧該當了解。《中文打字機》卻還是在漢字信息處理的內在機制方面，打通了獨樹一幟的漢字“輸入”，“拯救了中文，或許也拯救了文字本身”，讓人大開眼界。更為讓人意料不到的是，“我們在數字時代里如此熟悉的一種技術竟然有著如此深厚的根源：中文的預測文本技術是在計算機時代來臨之前，在機械式中文打字機的背景下發明、推廣和完善的”。

今天，中國幾乎最偏遠的鄉村，甚至目不識丁的耄耋老人，也很可能手持一部智能手機，興高采烈地盯著液晶小屏。交通通訊便捷的城鎮，更幾乎人手一機，低頭族“機主”（手機主宰，人不離機）觸目皆是。中文鍵入手段之豐、速度之快，是任何一種拼音語言都無法追步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計算機時代的中國就是一個速記員的國度”，逐字母鍵入的拼音只能瞠乎其后了。可誰知，先前的一百多年來，中外無數杰出頭腦殫精竭慮，在中文打字方面的嘗試，無不鎩羽。QWERTY鍵盤無語不利，突破了希伯來文的從右往左、阿拉伯文從右往左書寫加書寫連筆：“希伯來文變成了‘反向’的英文，阿拉伯文變成了‘連寫’的英文，俄文變成了‘采用另一種字母’的英文，暹羅文變成了‘有過多字母’的英文，法文變成了‘帶音調’的英文。”“單鍵盤打字機不僅征服了全球的打字機市場，似乎還征服了文字本身。”可是，“漢字避開了雷明頓公司，始終引人注目又令人沮喪地缺席于雷明頓公司不斷拉長的發展名單”。

甚至于遲至1999年，《英漢大詞典》主編陸谷孫先生稱許不置、著有《布萊森英語簡史》的著名暢銷書作家“比爾·布萊森還在他著名的英語研究中斷言：‘中文打字機的尺寸巨大，即使最熟練的打字員一分鐘所能打出的漢字也超不過10個。’”布萊森想象中的中文打字機尺寸多大呢？“相當于把兩張乒乓球桌拼在一起。”這個尺寸，與其前一百年出現在美國報章上長近4米有5000個按鍵得1人指揮5人操作的中文打字機尺寸，已算相當克制。“人們把中文打字機的字盤比喻成遼闊、奇異的月球表面，而把中文打字的過程形容成‘堪比登月。’”直到二十年前的世紀之交，類似看法也是英美嚴肅媒體上的通人之見。

早在1956年，洛陽的一位打字員用一臺機械式的中文打字機，“在1小時內打了4730個漢字，平均每分鐘將近80個字，創下了一項新的記錄。”這樣古早的歷史，我們當然早已徹底遺忘。更不可能將在機械時代創造如此記錄的漢字“文本預測”技術，與今天數碼時代萬“碼”奔騰的中文輸入掛上鉤。回過頭來看，被其時國內外專家視同可與發明活字印刷術論功的五筆字型，1980年代早期王永民先生研發時，恐怕也是白手起家從零開始的。

直到1990年代初，活躍在幾乎所有大中城市尤其大學校園中的王碼打字培訓班，其火爆程度是我及身所見的。近乎相同的景觀，又誰能想到，100年前也曾出現在中國大地上呢。“從20世紀一二十年代開始，一批配有一兩間教室的私營打字學校紛紛建立，通過培訓打字員盈利。”“商務印書館新設的打字機部門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各種打字培訓學校也遍地開花。”讓人痛心的是，日軍侵華讓中國付出數以千萬計生命代價，也讓中國興旺發皇的早期機械信息處理技術夭折在萌芽中。這一場戰爭誘發的諸多后果當中，或者是讓中文現代信息處理技術一次次得從遺忘的灰燼當中，另起爐灶。中文也就一次又一次被排除在“現代”之外，“中文打字機”曾經取得的現實成就，不為迥異的英文世界所理解、所尊重，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中日戰爭更遠期的后果之一，是讓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林語堂先生可稱“偉大”的發明家身份，隱沒不彰，讓發明者自己都未必料到的“標志著中文信息技術的轉變”，落后半個世紀。誠如墨氏所言，“實際上，明快打字機通過將打字過程轉化為搜索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機械書寫的運作方式。可以說，它在歷史上首次將‘搜索’與‘書寫’結合起來，預告了如今中文里被稱為‘輸入’的人機交互模式。”可惜時運不濟，1947年5月，林語堂父女在雷明頓打字機公司曼哈頓分部的“人人可用”首秀，以失敗告終。林太乙回憶說，“會廳里一片肅靜，只聽見一按再按的按鍵聲，然而這部打字機死也不肯動。”狼狽回家的林先生電約工程師修理后，明快打字機運作如常，但其商業命運，實際上已命懸一線。而“隨著朝鮮半島的局勢越發緊張，明快打字機的喪鐘還是響起了”。

在常用字法和拼合法這中文打字機的兩難之外，林先生的明快打字機闖出一條新路：代碼法。將中文輸入從打字的“打字-組合過程”，變為“檢索-組合過程”。迥異其內的邏輯基底，不妨一個相同的QWERTY標準鍵盤的路徑鎖定，其間異同，我們這些“日用而不知”的消費者可能徹底忽略了。失敗的林先生和明快打字機的厄運，只是百年漢字突圍史上的一個章節。不妨將其視作所有拼音語言“例外”的漢字命運的一個象征：剝極必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