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不斷重讀的書仍然是《史記》，時常讀，才能明白何為中國，何為天下。但人們往往誤讀，尤其百年以來人們用西學洗釋中學之后，對《史記》的理解就形成了諸多偏見，或誤讀，或盲點。

今只說三點。首先是天人關系。司馬遷的《史記》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但何謂天？何謂天人關系？何謂天人合一？已然是一個巨大的謎。它還牽扯到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牽扯到何謂天道？何謂道？人道從哪里來等等。天的喪失，是百年以來中國人信仰中間的一件大事。喪天，世間則天理不存，人則無法無天，于是，人就只能談社會學，成功學，私人學。所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古老的概念就難以解釋，而且可能會如老子所講的那樣：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史記》里有一篇文章至關重要，即《天官書》，講的是上古世界傳承至漢代的天文學知識與理論，這篇文章講的正是天人關系的本質問題。據清朝一位學者統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天文學著作。這是否意味著在司馬遷之前沒有天文學呢？其實不然。司馬遷在另一篇文章《太史公序》中講得很清楚，人類最初沒有文字，都是用形象來記述，其中星象是最為重要的一種，所以用星象來標識時間和空間，《河圖》《洛書》以及《易經》其實都是這樣樸素的世界觀、方法論的體現。他的先人是天官，就是觀察和探索星象與人類關系的人，后來在周代時失去天官之職，淪為史官。但是，司馬遷家繼續了天官之學，所以他的學問不僅僅是歷史的流水賬，而是在相互印證天人關系。這揭示了他的學問與后世史家的本質區別，也揭示了他的史觀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史，還是天道的運行史。所以后世史官無法與他相提并論，他們只記述帝王將相之史，而將天道摒棄了。沒有天理，人間哪里還會有正義？

那么，天道是什么？真的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玄幻嗎？是不可論的嗎？非也。司馬遷雖不能像孔子那樣對《易經》有通解，但他關于天文的家學遠在孔子之上。他對“天”第一次作了明確的解釋，即宇宙、星空、星云，但又非人們所眼見的那樣渺茫。“天”是由無數的先賢與圣人經過難以計數的歲月“發現”的，描繪的，而且也是在無數的歲月中被印證了的。是否可以說是上古人類的科學世界觀？這個“天”對地球無時不刻地發生作用，比如太陽、月亮和太陽系的五星，比如各種彗星和北極星、北斗七星等等。那時候司馬遷不明白這些星辰是什么樣的物質存在，但今天的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等科學告訴我們，地球是太陽系中的一顆不大的星星，是銀河系里一顆微塵一樣的存在，但它們都按一定的規律在運行著，也就是有道可循。銀河系或太陽系里某一顆星辰與地球的關系發生巨大的變化，或突然造訪地球，地球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甚至生物大滅絕，抑或生物大爆炸。故而說，地球上的海嘯、地震或干旱等現象，并非地球獨自產生的，而是星球之間的作用產生的，這正是司馬遷的先人們和人類那些上古時代的圣人們研究的事情。他們可能只看到月亮懸掛在天上的模樣，但他們一樣發現了月亮運動的規律，太陰歷就這樣產生了。今天的天文學靠航天飛機或各種儀器可以看到月亮是什么樣子，并且能算出它與地球的大小，他們還發現了古人沒有發現的無數恒星和行星，但是，他們的發現只是量的無限擴張，并沒有一套對地球和人類產生效應的理論，而上古圣人講述的那些星星足夠用了，還產生了天文理論，這個理論正是上古人類發現和總結的“天道”。

從天道出發，司馬遷對中國或天下的地理進行了天地合一的觀照，也就是書里講的十二分野。然后，又對人類歷史進行了天人合一的觀照。最后，他總結出人類社會的變化規律。這套理論是中國的圣人和史學家獨創的，這就是所謂的“成一家之言”，但我更愿意說，這非一家之言，而是真理。這是后世史家和學者普遍喪失的觀念，也是西方的史學家無法相比的。

其次是道法自然。什么是道法自然？《道德經》里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如何理解呢？它在人世間的普遍應用在哪里呢？《五帝本紀》里講了黃帝等五帝求道和治理天下的行為，可謂道法自然。黃帝等五帝完全是按照天的指示在行動。上古圣人用北極星和北斗七星來創造時間，當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東方時，天下皆春，五帝都到東方去巡視，治理那里的百官，并派天官羲仲在立春和春分這兩個大節去恭恭敬敬地迎接日出，恭送日落，去宣示人們要春種，觀察那里的百草和百獸如何生長。當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南方時，天下皆夏，五帝便跟著天星去南方治理百官，讓天官羲叔在立夏和夏至日恭迎日出、恭送日落，觀察那里的天地消息。另外兩個季節也一樣。最后回到中央，即有黃土的地方。土為仁。在古人那里，天和地都是與人一樣的生命，只不過是大生命，人只是這個大生命中的一個小生命，所以要遵循大生命的規律去生活、思想和生老病死，這就叫道法自然。而人只有在這樣的天地大生命系統中去覺悟，拋棄個人的那些偏見、任性，就可以與道同行，可了卻生死，可知天地。

最后是昆侖與黃河的源頭。昆侖是無數考古學家、史學家、文學家、人類學家、修道者共同在尋找的地方，同時它又與黃河的源頭連在一起。但人們往往在用當今的眼睛觀察，而不去學習地理學、生物學、冰川學等知識，不去了解幾千年上萬年大地的演變，就簡單用從西洋借來的方法和歐洲中心主義觀念去進行判斷和批判。疑古派就這樣產生了，同時，夏商周三代和秦漢在地理不斷變化的背景下，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觀，這就是中原文明中心說。司馬遷構建的歷史進一步填補了這個框架的血脈。一千年之后，北宋五子和朱子又對其進行了新一輪解釋，中國便有了明確的邊界。但是，近百年的考古使這些言之鑿鑿的論斷不斷地瓦解，“滿天星斗”說逐漸成為另一種與之對抗的聲音。事實上，人們仍然沒有找到那個構造天人合一世界觀的上古時代的中心。它顯然不在洛陽。人們必須往天上去考古，必須進行神話考古，最后必須進行思想考古，即《易經》考古，把它們都用今天的科學來重新印證，中華文明便真正地被科學化、當代化和現代轉化了。

《史記》中的《大宛列傳》是人們一直津津樂道的文章，但很少有人去認真地讀。在這篇文章里，通過張騫，司馬遷給我們標明了昆侖即今天的于田南山，而黃河的源頭即今天的塔里木河和另外幾個小支流，它們向東或向北一起流向羅布泊，然后羅布泊的水向南“潛行”，在積古山一帶奔涌而出。如果說張騫是第一個清晰地講出昆侖與河源的人，那么寫作《漢書》時，班家人是親自去新疆和蔥嶺一帶考察過的，所以補充說，河源還有蔥嶺那里流出的幾條水，向東流來，匯入羅布泊，再潛行南下。一個新的河源，不，一個中古世界的河源清晰地顯露在我們的地理之上。但我們為什么沒有人去認領這個河源？為什么沒有人去相信這些史料？為什么沒有人去對此進行考古？這也是司馬遷的《史記》留下的矛盾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