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隨著館長李敬澤再一次把手與巴金先生的手模印重合，《文學館之夜》來到了第四夜，節目從這一期起也正式宣告過半。如同清蒸魚的中段，盛宴中最細膩醇厚的部分被送到觀眾面前。這一夜，李敬澤、汪朗、梁曉聲、張泉靈四位嘉賓的討論話題是“父與子，肩并肩”。父子關系——一個古老的命題，也是人類的永恒話題，更是百年新文學以來一個常讀常新的母題。

在文學館建筑群的后方，朱自清先生的塑像凝望著館里的小池塘。夏季的夜晚，池塘水面倒映著月光，睡蓮綻放，幾多雅趣。設計師在借鑒《荷塘月色》的巧思進行布局時，恐怕沒能想到，參觀者和館員們日常會取道先生背后，在觀賞荷塘美景的同時，又能體味一重《背影》的意境。“背影”是一種現實，一種隱喻，一種象征。“我”和父親之間那種關切與被關切、理解與被理解的感人場景，發生在無數個家庭之中。有多少人是那默默無言、不善表達的父親，他們翻越舊時的鐵軌，只為兒子買幾只橘子，今日在土地上、車流間、電腦前辛勤工作，多半也只為能早點回家，看看素日里心頭倏忽閃過的孩子的臉。清淡質樸、情真味濃，醇厚的父子親情銘刻在中國人的血脈里，銘刻在我們共同的民族性當中。

當然，在父子關系的日常環節里，緊張與潛在的對抗往往是常態。幾位嘉賓為觀眾們引述多部文學經典，其中的父子關系都可謂跌宕起伏。從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到巴金的《家》，父親在整個世界近代文學的譜系中都關聯著陳舊、腐朽，習慣性地成為著被批判和被淘汰的對象，父親的形象很天然地與新舊文化沖突聯系到一起，并成為這種裝置結構的核心所在。可以說，在近代文學里父親走到哪，兒子就要反抗他到哪。而在現代中國的文化變革中，父權制內在要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在“五四”時期也遭到了來自文學思潮的猛烈沖擊，《家》中“長兄如父”一般的覺新、《雷雨》中的周樸園、《子夜》中的吳老太爺等人物，都與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文化相關，而“子一代”的形象往往光明可愛，充滿了朝向未來的新鮮感。

不過，這種文化上緊張的“父子”關系，也陸續隨著現代性危機的自我紓解發生變化，汪朗和父親汪曾祺的關系就是一個反例。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名篇《多年父子成兄弟》里寫到，“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現實中的汪家父子還真是這樣，兒子管父親叫“老頭兒”，汪曾祺有時掛不住了就說，“你們要對我好一點，我以后可是要進文學史的”。孩子們才不管這一套，集體把話折回去，“老頭兒，就你？別臭美啦！”好吧，但汪曾祺先生也無話可說，因為畢竟他說過，“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汪曾祺先生強調“童心”，意味著他內心要打破傳統意義上功能性的父親，打破作為“父親大人”的規矩，回到一個正常的“人”，并以這種“人”的身份和妻子、子女之間達成和平、平等的互動關系。不僅讓子一代免于文化窒息的危險，也是為父一代卸除了精神枷鎖。這多少也像梁曉聲筆下的若干父親形象，雖然也有著一個社會角色般的父輩威嚴，但他們既不教條，也不世俗，更沒有包裝和作秀，梁曉聲筆下的父親是真實的、健康的，擁有本真的、樸素的精神面貌。這原不是新鮮事，本來就應該如此。

但從現實層面觀察，或許汪曾祺們對生活或未來的想象仍過于理想，尤其在當下，原生家庭的諸種問題被空前地放大，并在傳媒語境里日漸表現出暗藏風險的夸飾。從許多改編影視劇中我們得以發見：賈寶玉須在最后完成向父親重大的拜禮，以示某種精神和解（2010版電視劇《紅樓夢》）；哪吒的影視形象也一變再變，最終一改沖破天地的孤勇而輕易地被父親的行為打動（《哪吒之魔童降世》）……盡管父子關系被不斷地從“對立型”簡單地置換為“友好型”，但是其被符號化和不斷征用的境況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

張泉靈說，“‘父愛如山’，就是那個如山的背影，不是一個笑臉說‘我愛你’。”的確，現實中的父親是復雜的、多解的，即便就是“父愛如山”，也會如李敬澤所說，“‘父愛如山’同時意味著它是如山一樣沉重和沉默。”百余年前，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么做父親》中寫下，“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如今，我們恐怕不能任由父親成為那沒有無從尋覓面孔的扛閘人了，在走向“寬闊光明”之地以前，還需聽取他的訴說與經驗，理解他的沉重與沉默。父親啊父親，兒子不能只注視著你的背影，還要邁出步子向前，讓我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恐怕只有這樣，當代中國的父與子、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才能一起“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想到這里，也就明白了為什么這一期的“父與子”主題強調“肩并肩”。那么，朋友們，當我們下一次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請一同坐在或站立在朱自清先生左右吧，不要讓他徒留一道歷史的寂寞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