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材料的持續(xù)發(fā)現與研究方法的不斷創(chuàng)新，即使是在版本、舊注等傳統《文選》學的研究領域，當代《文選》學研究仍取得了超邁前賢的成績，涌現出一批以《文選》研究名家的學者。對當代《文選》學者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進行個案總結，也理應成為當下《文選》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筆者從羅國威先生問學已積年，親睹羅師在選學研究的道路上持之不懈，老而彌篤，愈走愈寬，深而彌廣。

深井：《文選》作家研究

羅國威先生于1980年考入四川師范學院（今四川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師從著名學者湯炳正先生和王仲鏞先生。研究生第二學年，進入學位論文撰寫階段。湯炳正教授告訴他：“太炎先生曾說：‘文要學六朝，六朝是文體大備的時代。’”于是，羅先生選擇了劉孝標作為研究對象。這一選擇，既是對長期以來學界輕視六朝文學的反撥，也在冥冥中決定了他未來的治學方向。

湯炳正先生是章太炎的關門弟子，章黃學派的正宗傳人，而蜀學注重考據的樸厚學風，也潛移默化地涵育著新一代學人的舊學基礎和治學蘄向。羅國威先生自然而然地選擇了整理先行的方式，他對劉孝標的研究，就是從輯佚、校勘、注釋等傳統方式入手的。這一治學方法的選擇，與其說來自師輩《屈原賦注》《唐詩紀事校箋》等著作的啟示，毋寧說是受到清代漢學和近代蜀學的交相沾溉。

羅國威先生一頭扎進圖書館，“嗢飫膏液，咀嚼英華”（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從史傳、總集、類書、古書舊注等文獻中鉤稽而出劉孝標文12篇、詩4首，在辨?zhèn)未嬲娴幕A上加以校勘和箋注，撰成了十余萬言的《劉孝標集校注》，共引古籍140余種。畢業(yè)后，他仍持續(xù)鉆研這一課題，不斷加以提升和完善，此書在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劉孝標集校注》初版的20世紀80年代末，魏晉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尚處于起步階段，僅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逯欽立《陶淵明集》等寥寥幾種，而且集中于魏晉時代的名家，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整理，還是一片荒涼，未經開墾。《劉孝標集校注》的出版，就南朝文集整理的荒野來說，無疑是第一聲春雷。該書此后多次再版，便是對其學術價值的最好證明。

對《劉孝標集》的校注整理，羅老師綜合運用了聚本、輯佚、辨?zhèn)巍⑿？薄⒐{注等方式，可稱為深度整理。《劉孝標集校注》的整理出版，可謂是羅老師在學術領地鑿通的第一口“深井”。他后來又從事《任昉集》的整理，進而補輯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出版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等整理著作，鑄就了羅老師六朝文學研究的“蓄水池”；再后來，他的學術之路汲深流遠，派流出《文選》文本、舊注研究的一道道“清渠”。

蓄水池：六朝文獻研究

1985年，羅國威先生調入四川大學古籍所。此時《劉孝標集校注》已基本殺青，然而他從事《文選》研究的初心不改，于是選擇研究另一位齊梁重要作家——任昉。因參與集體項目《全宋文》的編纂工作，《任昉集》校注遇阻，然而他研究六朝文學與《文選》學的事業(yè)并未停歇，而是以更為堅韌的方式堅持了下來。

宋前文章的大型總集，雖已有清人所編的《全唐文》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矗立在前，其中尤以后者號稱詳博完備，然而由于茲事體大，縱是博學如嚴鐵橋，也難免有所疏漏，更由于近代以來新出文獻絡繹，先唐文章總集的補遺工作勢在必行。這一宏偉的構想，就是由羅國威先生最早提出論證并加以實踐的。

1991年，羅老師申報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補編》由當時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批準立項。此后的五年間，他焚膏繼晷，一邊盡心盡力完成《全宋文》編纂的任務分工，一邊按照最初設想完成了《補編》，順利結項并交付中華書局。

此前《劉孝標集》的校錄已需多方爬梳，至于《全宋文》的編纂更是以輯佚為主要路徑，這樣日復一日地鉤沉抉隱，養(yǎng)就了羅國威先生對域外漢籍和稀見文獻的特別敏感，其中尤以敦煌文獻和日藏文獻為重點對象。

出于對敦煌文獻和日藏漢籍的重視，在《補編》編纂過程中，羅國威先生順帶完成多種副產品。其中，《冤魂志校注》的整理出版，便起因于在敦煌文獻中發(fā)現的《還冤記》寫本殘卷；《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的影印回歸，則有鑒于這部域外漢籍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更為重要的是，《補編》還連帶催生了他對敦煌本《昭明文選》的研究。在查閱敦煌文獻的過程中，羅老師發(fā)現很多《文選》寫卷，于是盡可能利用當時的資源條件，將其一一輯錄復印，校勘整理而成《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此書比饒宗頤主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出版還早一年，被學界視為敦煌學一百年來集部類《文選》學研究的第一部專著。

當今對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輯校整理，較之二十多年前，文獻資源更加全備，查閱也更為便捷，因此有后出轉精之勢，但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清渠：《文選》舊注研究

繼《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之后，羅國威先生對《文選》稀見版本的調查和研究，更加淵懿純粹，也更加一發(fā)而不可收。雖然對白文本《文選》和《文選》正文也時加關注，然而更多指向包括李善注、五臣注等在內的《文選》舊注，這成為羅老師選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羅國威先生是《文選》舊注全面整理和研究的提出者，也是較早的實踐者，他的工作具有拓荒的意義。

有感于李善注已經后人竄亂，于是大聲疾呼“還原《文選》及李注之本來面貌，是當前選學研究的首要課題”（《李善生平事跡考辨》），“還原李善注原貌當成為而今《文選》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日本新出古鈔〈文選集注·南都賦〉殘卷考》）。他的整理工作不限于李善注，而是將稽查清理的對象擴大到了各種舊注。羅老師在研究日本京都大學所影印的古鈔本《文選集注》卷八左思《三都賦序》時，有感于其中靈光一現的綦毋邃注在后世已孱入劉逵注，呼吁“對《文選》舊注進行一次認真的、徹底的清理，使舊注各呈其態(tài)，各歸其主，以還原《文選》及《文選》注的本來面目”（《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fā)覆》）。他對《文選》舊注的考察，其文獻來源遍及海內外多地所藏，涉及《文選》諸文體，雖尚未做到“徹底的清理”，然而積微致著，功莫大焉。

羅老師對《文選》舊注的研究，在充分溯源和綴合的基礎上，注重通過版本比勘的方式，充分挖掘舊注的文獻價值，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在研究古抄本《文選》殘卷時，羅老師極為注重采用綴合的方式，其中對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文選集注》和《文選注》兩份殘卷的考察，最具有示范性。前者是《文選集注》卷四八上（上野精一氏藏）與卷四八下（佐佐木信綱氏藏）之間的部分，三個殘卷字跡形制完全相同，內容文字完全銜接，可以“無縫”拼合銜接；而后者則與日本細川氏永青文庫所藏敦煌本《文選注》非常相似，經過仔細比照：“令人驚喜地發(fā)現，兩者在形制、字體風格等方面完全一致，將二者拼合銜接后，內容文字完全吻合，且無有缺文，當時同一寫卷內容相連的兩個斷片，這兩個斷片，一截在東瀛，一截在中華本土，真是千古奇事，亦是千古幸事。”（《敦煌本〈文選注〉箋證·前言》）

羅老師研究《文選》舊注，最重要的“利器”就是比勘。他將新發(fā)現的舊注文獻與現存各種《文選注》進行比勘，包括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以及集注諸家等，涉及的版本則涵蓋天圣本、尤刻本、明州本、叢刊本、奎章閣本（即秀州本）等珍本文獻。他通過比勘挖掘新出文獻的價值，如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的價值包括“了解到近代征引的訓詁體制已在逐漸形成、確立”“為我們清理《文選》舊注提供了可靠的線索”“使李善的訓釋體式形態(tài)更加明晰”“可與李善注互補”（《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fā)覆》）。這些文獻價值的揭示，如果不是以扎實的比勘工作為基礎，是不可能總結出來的。

此外，羅老師對《文選》舊注的研究，呈現出鮮明的搶救意識，彰顯了我國國內敦煌學與《文選》學研究的成績，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日本“六朝學術會”編輯、于2005年3月出版的《六朝學術會報告》第六期刊載了兩幀新出古抄本《文選集注·南都賦》殘卷照片，羅老師一經發(fā)現，就立即加以考證，撰寫論文，并于2006年年初發(fā)表，可見他搶占學術高地的意識是多么強烈。

長期以來，敦煌學面臨來自異域的挑戰(zhàn)，甚至出現“敦煌學在外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雖然只是誤傳，但也折射出國人對該研究領域的信心不足。《文選》學與敦煌學有類似之處，同樣也可能產生技不如外之感。羅國威先生對敦煌本《文選》舊注的系統研究，對于在敦煌學、《文選》學這些領地增強文化自信，無疑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活水：熱愛、交游與堅持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羅國威先生《文選》研究活潑潑的水源又來自何處呢？

管見所及，活水之源首先來自熱愛。羅老師曾請人題寫名家舊聯，懸于書齋西壁，其上聯曰“四壁圖書生葬我”。每當羅師手持一卷書，坐在躺椅上吟哦，側過身來娓娓解釋，登門造訪的我們，頓時便覺如沐春風，恍若羅師與他的藏書已渾融一體。在《思藻齋師友論學書札·前言》中，羅老師這樣寫道：“蕭統《文選序》有云：‘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余之插架，盡昭明太子書也，故名余齋曰‘思藻’。”羅老師對《文選》的熱愛，對學術事業(yè)的熱愛，以他和他的藏書為光源，不斷向周圍，向他的友人和學生輻射。不只是登壇授課，即使在言談舉止間，羅老師的學術熱情，也在感染著更多的《文選》學同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

活水之源又來自交游。羅國威老師是中國《文選》學研究會第一批會員，后又被推選為學會理事。在每一屆學會研討會上，羅老師珍惜難得的機會，與各界選學同人研討切磋，樂在其中。通過國際學術研討會，羅國威老師結識了更多海外學者，尤以日本學者居多。他與日本友人的往復書札，大都是商榷是非，征討文獻，且無不與《文選》相關。廣泛而恣意的學術交游，打開了文獻的視野，突破了學界的壁壘，促發(fā)了羅老師更暢達的選學之旅。《敦煌本〈文選注〉箋證》一書的出版，便來自日本學者興膳宏先生的建議。

活水之源還來自堅持，來自執(zhí)著的治學精神。當今很多學者投身于學術，往往是為迎合現實考評的需要，評價機制的激勵或許會引發(fā)一時的學術熱情，但這熱情也容易隨著利益的消失而淡化。羅老師對《文選》的研究，并未隨著退休而稍歇，而是持續(xù)“以著述自娛”的方式開枝散葉。2017年，羅老師將歷年來發(fā)表的有關《文選》的考證文章裒為一集，名曰《昭明文選叢考》，這已經是羅老師研究《文選》學的第三部著作了。

2019年，羅國威老師在《敦煌本〈文選注〉箋證》的基礎上，修訂增補出版了《敦煌本〈文選〉舊注疏證》。同年，已屆75歲高齡的他又獨立申獲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敦煌本〈文選音〉考釋》。該書在《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的基礎上，又增加考釋了新發(fā)現的兩個殘片，在充分占有文獻的基礎上，從敦煌學、文選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版本學、校讎學等多方位多角度，對敦煌本《文選音》進行了全面而又系統深入的研究。跨學科的視野和對文獻學的重視，是羅老師選學研究最重要的兩個側面。

著述不求等身，而眾稿已盈尺；治學何必桂冠，而精神已永傳。我們相信，羅國威先生的選學研究，必將以更恢宏的面貌彰顯于世。

（作者：王京州，系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文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