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文心雕龍》歷來被評為“體大思精”。當前對其與傳統文化之關系問題，研究者歷來多有關注。但是，從玉文化的角度進行考察者卻是寥寥。在《文心雕龍》中多存在以美玉論說文章的現象。據統計，《文心雕龍》中和“玉”有關的詞語有六十幾處，所占篇幅約有三十五篇之多，超過總篇數三分之二。于此我們論其如何以美玉論文德，以見其批評特色。

其一，劉勰常以美玉、圭璋為喻說明作者的“文德”。他以為有“德”者必有如美玉之“文”。如《原道》中他列舉了儒家的一些經典如《易》《繇辭》《詩經》等簡述了文質互勝的歷史流變后，指出“至夫子繼圣，獨秀前哲，镕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以金玉、雕琢等語辭高度贊揚了孔子的文德之美。劉勰亦曾多次用“圭璋”來形容比喻具有高貴品德的文人。如《風骨》中“情與氣偕，辭共體并。文明以健，圭璋乃騁”，是說“文章之情辭朗麗而氣體雅健者，則如持有圭璋美玉具備高貴品德的君子，乃可馳譽文壇也。”（詹锳《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730頁）；又如《比興》中“故金錫以喻明德，圭璋以譬秀民”，化引《詩經·衛風·淇奧》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詩經·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稱君子文采風流，才學精如金錫，德行潔如圭璧。其《物色》“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說作為具有圭璋般才德的人，內心穎慧，英華秀氣，在自然物色的感召下，怎么能不心動呢？《時序》“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圭璋足用”，則言袁宏、殷仲文、孫盛、干寶等人盡管在才學上各有淺深，但是也像玉器一樣，堪稱有德之文士。“圭璋”本是兩種比較貴重的玉器，魏晉以前更側重于道德意義上的用法。劉勰則多用來指稱德才兼備之文士，雖然突出了“才”的重要性，但也比較側重于道德意義，故用圭璋來表示品德高尚之人。劉勰以“圭璋”來對創作主體進行審美評價，同時也體現出對創作主體的審美期待。

其二，劉勰曾多次以“符采相濟”表達文質相美的“文德”理想。“符采”即玉的紋彩，取玉的花紋和玉合而為一之義。這是《文心雕龍》評論的關鍵詞之一。如“文王患憂，《繇辭》炳耀；符采復隱，精義堅深”（《原道》）；“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邁德樹聲，莫不師圣”（《宗經》）；“衛覬禪誥，符采炳耀，弗可加已”（《詔策》）；“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風骨》）。諸如此類都是以“符采”論及文采和內質之關系。前輩學者將“符采”解釋為“文質相副”確有道理，但是我們以為劉勰“符采”似更偏重于“文質彬彬”之義。“文質相副”和“文質彬彬”都包含了文質相合的審美期待和體驗，但“文質相副”似只就作品而言，而“文質彬彬”則更能體現劉勰對創作主體及文學作品的“兼善并美”的期許。

其三，劉勰還常以玉美喻作品“文德”及其生成問題。《論語·雍也》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句話本是側重于君子人格修養的基本要求，但后世之人也將它闡釋為孔子的文藝理論思想之一。劉勰即是較早將其上升至文學層面者。他認為“君子之文”需要“雕琢”，而不是“雕削”。《說文解字》云：“琱，治玉也。《釋器》：‘玉謂之雕。’”又云：“琢，治玉也。《釋器》：‘玉謂之琢，石謂之摩。’”“雕琢”本是治玉之術語，在《文心雕龍》中多被用到。如《原道》論及孔子編纂儒家經典之時，云“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體性》對初學創作的論述，曰“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情采》篇講文章寫作時，云“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以上“雕琢”之用法均和儒家之“雅正”有一定的聯系。“文質彬彬”既是正也是雅，是劉勰“君子之文”（文德）的最高審美理想。

其四，劉氏還常用“雕玉”“雕削”來喻文德的修飾問題。《宗經》篇更是直言作文如雕玉，云“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此處引揚雄《法言》所說“玉不琢，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汪榮寶《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21頁）玙璠，即魯之寶玉。揚雄是說玙璠不經雕琢，就不可能成為貴重的玉器，而《堯典》《舜典》《皋陶謨》《大禹謨》等的文辭不經過雕琢，也難以成為經典而廣為流傳。進一步來講，“雕玉作器”似可以這樣理解，即玉為典謨，而玉器為經書。既然典謨是玉，也就是說它本身已具有了玉質或玉德這樣的特點，只是還需要雕琢才能成為玉質和玉采相副的玉器。由此可見，承載“君子之德”的“君子之文”應該有必要雕琢，這樣才能成為經典而流傳千載。劉勰引揚雄之“雕玉作器”之語來說明五經之文采，正體現了“德才”兼備的圣賢情懷。劉勰認為好的文章就像精美的玉器，不但有質感而且還有美感。質感，即玉質或玉德；美感，即玉紋或玉彩。在劉氏那里，雕琢不是雕削。如《物色》云：“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隱秀》亦云：“或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這兩處“雕削”都有刻意修飾而使文章色彩過分絢麗的意思。而此點是不符合劉勰“秀”美的觀念，他反對“為文造情”“淫麗而煩濫”。其實，這反映了劉勰的“文德”觀。因為文之有“德”才需要雕琢，如果沒有“德”再怎么雕削也是枉然。

其五，劉勰論文德特點和要求時常以玉為喻。如《正緯》篇中，劉勰指出要明辨“緯書”之真假時云：“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以紫玉喻緯書文采的華美對寫文章是有好處的；《辨騷》篇中，稱《楚辭》“金相玉式，艷溢錙豪”，是說它的體式文采很美麗。而并沒有用“金相玉質”。因“玉式”和“玉質”自是不同的兩個概念，“玉式”偏重于體式，“玉質”則偏重于內質。可以說，在劉勰心中，《楚辭》之文還沒有達到“玉質”的標準。所以又說“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劉勰認為奇而貞、華而實的文章才能真正體現出“玉質”。又如《指瑕》“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雖有俊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等句均化引《詩經·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來說明文章之“言”的謹慎性。另外，其《章句》云“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夸飾》云“倒海探珠，傾昆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程器》云：“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諸如此類，并文士之瑕累。”也是以玉為喻說明語言不要過分夸張而悖于事理，這樣才沒有瑕疵。同時，劉勰認為雖然文士多有缺點，也承認“自非上哲，難以求備”，但還是要修養文德，“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德才兼備”是劉勰對理想的創作主體的審美定位。

除以上幾種以玉論文德的情形外，劉氏《文心雕龍》中還有以“聲轉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聲律》）來喻聲韻協調之境界及重要；以“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談“綴思之恒數”（《附會》）；以“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玉潤雙流，如彼珩佩”（《麗辭》）來說明麗辭之貴之美。以“落落之石，或亂乎玉；碌之玉，時似乎石”（《總術》）說明練詞和研術同樣重要，不可偏廢；以“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魏民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知音》）等說明文章微妙、情理難以精準鑒別。劉氏以玉論文既是傳統玉文化的滲透與影響，體現出傳統玉文化對文章審美理論的影響，也是魏晉時期“以玉論文”思想的藝術表達。玉因為其溫潤的觸感，美麗的光澤以及堅硬的質地等，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神圣的意義，對玉的崇拜文化經歷了從神靈到人格的發展過程，至劉勰被進一步運用到文學審美理論中。

（作者：袁曉聰，系運城學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