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影《滿江紅》熱映，同名詞作是否為岳飛所撰的老問題又被人翻出，掀起軒然大波。有不少師友咨詢我的意見，我認真研究了一番，認為岳飛的著作權暫時撼動不了。理由如下：

第一，余嘉錫等人質疑此詞來歷不明，始見于明人編刻的岳飛詩文集和詩碑，故可能是明人偽撰。而王仲聞、唐圭璋等人已指出，“宋詞不見于宋元載籍而見于明清載籍者甚多”。

第二，夏承燾從遣詞著眼，指出岳飛不應用時屬西夏的“賀蘭山”指稱金國上京的黃龍府，因為方向乖背。唐人、明中葉詩人用“賀蘭山”， “都是實指而非泛稱”。對此，程千帆、周汝昌、鄧廣銘、鐘振振等人都進行了反駁，他們指出，此詞用“賀蘭山”，與下文用“胡虜”“匈奴”一樣，都是用典。

近年來，有人從意象內涵流變的角度重申夏說，通過量化分析，指出宋代未有用“賀蘭”指稱金人或宋金戰事者。其實，“青海”“玉門”“樓蘭”“賀蘭”“燕然”“陰山”“雁門”等，是漢唐著名的邊疆征伐之地，在詩詞中，總體而言，既可用作實指，也可用作泛指，還可用作代指。北宋時期，因為賀蘭山屬西夏，而西夏又是北宋的主要勁敵，所以“賀蘭”多用作實指。北宋滅亡后，南宋與西夏沒有了直接的征伐關系，所以“賀蘭”泛指、代指的用典功能又逐漸恢復了，或泛指邊疆戰事，或代指某一特定的邊疆及其敵人。究竟何所指，可能因時、因人而異，每個時期的外敵、邊界線，每個人的從軍經歷都可能不同。聊舉幾個例子。南宋李龏《塞上曲》云：“賀蘭山下陣如云，擬報平生未殺身。”此詩收在作者編年的集句詩集《剪綃集》卷下，往前看，依次為《道傍古松》“庬眉書客感秋蓬”、《寒食》《辛卯江西秋日》等詩，往后看，依次為《塞下曲》“都護今年破武威，磧煙烽火夜深微”和《送春》“三月惟殘一日春”等詩，大概作于1232年秋冬至次年春天之間。1232年12月，蒙古約宋攻金。“賀蘭山下陣如云”和“都護今年破武威”云云，都是代指宋金戰事。而宋末許月卿《挽陳節使》：“只雞斗酒群群讖，吾力猶能滅賀蘭。”及汪元量《北師駐皋亭山》 “童兒空想追徐福，癘鬼終朝滅賀蘭”中的“賀蘭”則指的是蒙元。

我們不能只站在讀者立場考慮，今人沒有了詩詞創作體驗，往往如此。更重要的是要站在作者角度，看他是如何選詞用字的，有哪些規律，受何等限制。古人寫詩，好用古已有之的代字，特別是官名、地名、人名、族名、國名等。詩人創作時，可供選用的語詞不止一個，僅就邊疆戰場而言，“賀蘭”“青海”“玉門”“雁門”等都可以使用，他怎么選用，可能會受到語意、字數、平仄、押韻等的限制，當然也與語詞的常見程度、詩人個人喜好有關。“滅賀蘭”云云，應主要是受押韻、平仄限制而選用的。如果膠柱鼓瑟質疑的話，“賀蘭”不屬蒙古，也不是宋蒙交戰的主戰場，指稱蒙古不是明顯不妥么？其實，用典是原有語境和當下語境之間的融合，只要一端相似即可，無須全部吻合。岳飛用“踏破賀蘭山”代指殲滅外敵（主要指金人，也包括西夏），沒什么好奇怪的，詞中的“胡虜”“匈奴”也是類似這樣的代字。

不過，在南宋，人們確實較少用“賀蘭”泛指、代指金、蒙或與其相關的戰事。原因如下：其一，就用典而言，“賀蘭”遠不如“青海”“玉門”“樓蘭”“燕然”等常見、知名，人們首先想到并選用的是后者。其二，西夏一直到1227年才滅亡，此前一直是南宋的間接外敵，人們為了區辨，自然不會首先選用。然而，較少使用，并不是說不能用、沒有人用。

第三，錢鐘書在非正式的筆記中先說：“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三謂此詞來歷不明，疑是明人偽托，是也。”然后旁征博引，拈出與此詞語句類似的宋人詩詞，以證其偽。沿其思路，我還可補充一條例證。“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除了姚嗣宗“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外，還可舉出朱熹《遠游篇》“愿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峨峨既不支，瑣瑣誰能當”。

古人作詩，慣于“偷語”“偷意”“偷勢”。我們亦可用他的這種“挖腳跟”之箋疏法，“證明”所有的詩詞包括《槐聚詩存》中的詩都是偽撰的。換個思路，錢鐘書的箋疏恰好說明，此詞不論在內容上還是措辭上，都和宋人一致，是地地道道的“宋”詞。不過，錢鐘書畢竟聰明，也承認此詞雖“挦撦宋人長短句，而渾成無跡”“偽撰者亦是高手”。“偽”得至真、至好，不正說明“不偽”嗎？

后來又有人指出，此詞改寫自或經明人改編的元雜劇《岳飛破虜東窗記》［女冠子］：“怒發沖冠，丹心貫日，仰天懷抱激烈。功成汗馬，枕戈眠月，殺金酋伏首，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空怨絕，待把山河重整，那時朝金闕。”實乃未考慮詩詞意脈的皮相之論。此詞言“仰天”，與前面“憑欄”“抬望眼”、后面“長嘯”呼應；而［女冠子］言“仰天”，前面既沒有鋪墊，后面也沒有下文，孤零零的，非常突兀。又其言“功成”，也很怪異，因為下文表達的全是“待把”之類的希冀、未然之意。“殺金酋伏首，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兩句，意思亦重復。“空怨絕”一語，尤其與前后不搭。而此詞說“空悲切”，乃順承前面“莫等閑、白了少年頭”而來。鑒于此，只能說［女冠子］改寫自此詞，而不是相反。考慮到戲曲多為文化素養不高的文人創作或改編，這一種可能就更大了。

第四，鄧廣銘、繆鉞等人指出，此詞內容、風格與岳飛的其他詩文一致。岳飛《五岳祠盟記》和《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中，就有“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圣，歸京闕”“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等語句，“把這種思想用韻文的形式、用詞的形式寫出來”，“正是《滿江紅》”。

可見“偽撰”派主要的質疑點基本上都站不住腳。竊以為，探討這個問題，應重申如下兩個“底層邏輯”：其一，考據的“無罪推定”原則。古來典籍、學者，偽托的、故意或無意造假的，只是極少數。古代學者輯佚，沒有今日學術規范，一般不會注明出處，往往輯佚成果流傳下來了，依據卻慢慢湮沒了。書坊或前人作偽，一般有著明確的射利或攻擊政敵等動機。在沒找到確鑿的“偽撰”證據前，我們最好相信前人的學品及判斷。其二，“詩史互證”應充分考慮詩詞表情達意的“編碼”語法。詩可證史，但詩反映史實，并非“平面鏡”，而是“哈哈鏡”，有一定的“變形”規則，需要據此理解還原。因此，我們首先應重視詩詞的意脈和遣詞用字規律，把詩當作一首詩來讀，而不是反過來，用種種闡釋彈性很大、難免“先入為主”的歷史事件、思想觀念等“綁架”詩詞，把“佳詩”證成“死句”。這樣審視，自然不會否定岳飛的著作權。不過，此詞確有不少語意重復的瑕疵，如俞平伯等人指出的“踏破”與“缺”、“壯懷”與“壯志”、“饑餐胡虜肉”與“渴飲匈奴血”。這恐怕是作者非填詞高手的緣故吧。